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伊尹论

办天下之大事者,有天下之大节者也。立天下之大节者,狭天下者也。夫以天下之大而不足以动其心,则天下之大节有不足立,而大事有不足办者矣。

今夫匹夫匹妇皆知洁廉忠信之为美也,使其果洁廉而忠信,则其智虑,未始不如王公大人之能也。唯其所争者,止于箪食豆羹,而箪食豆羹足以动其心,则宜其智虑之不出乎此也。箪食豆羹,非其道不取,则一乡之人,莫敢以不正犯之矣。一乡之人,莫敢以不正犯之,而不能办一乡之事者,未之有也。推此而上,其不取者愈大,则其所办者愈远矣。让天下与让箪食豆羹,无以异也。治天下与治一乡,亦无以异也。然而不能者,有所蔽也。天下之富,是箪食豆羹之积也。天下之大,是一乡之推也。非千金之子,不能运千金之资。贩夫贩妇得一金而不知所措,非智不若,所居之卑也。

孟子曰:“伊尹耕于有莘之野,非其道也,非其义也,虽禄之天下,弗受也。”夫天下不能动其心,是故其才全。以其全才而制天下,是故临大事而不乱。古之君子,必有高世之行,非茍求为异而已。卿相之位,千金之富,有所不屑,将以自广其心,使穷达利害不能为之芥蒂,以全其才,而欲有所为耳。后之君子,盖亦尝有其志矣,得失乱其中,而荣辱夺其外,是以役役至于老死而不暇,亦足悲矣。孔子叙书至于舜、禹、皋陶相让之际,盖未尝不太息也。夫以朝廷之尊,而行匹夫之让,孔子安取哉?取其不汲汲于富贵,有以大服天下之心焉耳。

夫太甲之废,天下未尝有是,而伊尹始行之,天下不以为惊。以臣放君,天下不以为僭。既放而复立,太甲不以为专。何则?其素所不屑者,足以取信于天下也。彼其视天下眇然不足以动其心,而岂忍以废放其君求利也哉?

后之君子,蹈常而习故,惴惴焉惧不免于天下,一为希阔之行,则天下群起而诮之。不知求其素,而以为古今之变时有所不可者,亦已过矣夫。

周公论

论周公者多异说,何也?周公居礼之变,而处圣人之不幸,宜乎说者之异也。凡周公之所为,亦不得已而已矣。若得已而不已,则周公安得而为之?成王幼不能为政,周公执其权,以王命赏罚天下,是周公不得已者,如此而已。

今儒者曰:周公践天子之位,称王而朝诸侯。则是岂不可以已耶?《书》曰:“周公位冢宰,正百工。群叔流言。”又曰:“召公为保,周公为师,相成王,为左右。召公不说。”又曰:“周公曰”、“王若曰”,则是周公未尝践天子之位而称王也。周公称王,则成王宜何称?将亦称王耶?将不称耶?不称,则是废也。称王,则是二王也。而周公将何以安之?孔子曰:“必也正名乎”!儒者之患,患在于名实之不正。故亦有以文王为称王者,是以圣人为后世之僭君急于为王者也。天下虽乱,有王者在,而己自王,虽圣人不能以服天下。昔高帝击灭项籍,统一四海,诸侯大臣,相率而帝之,然且辞以不德。惟陈胜、吴广,乃嚣嚣乎急于自王。而谓文王亦为之耶?武王伐商,师渡孟津,会于牧野,其所以称先君之命命于诸侯者,盖犹曰文考而已。至于武成,既以柴望告天,百工奔走,受命于周,而后其称曰“我文考文王,克成厥勋。由此观之,则是武王不敢一日妄尊其先君,而况于文王之自王乎?《诗》曰:“虞芮质厥成,文王蹶厥生。”是亦追称而已矣。《史记》曰:“姬乎采芑,归乎田成子。”夫田常之时,安知其为成子而称之!故凡以文王、周公为称王者,皆过也。是资后世之篡君而为藉之也。

陈贾问于孟子曰:“周公使管叔监商,管叔以商叛。知而使之,是不仁,不知是不智。”孟子曰:“周公,弟也,管叔,兄也。周公之过,不亦宜乎!”从孟子之说,则是周公未免于有过也。夫管、蔡之叛,非逆也,是其智不足以深知周公而已矣。周公之诛,非疾之也,其势不得不诛也。故管、蔡非所谓大恶也。兄弟之亲,而非有大恶,则其道不得不封。管、蔡之封,武王之世也。武王之世,未知有周公、成王之事。茍无周公、成王之事,则管、蔡何从而叛?周公何从而诛之?故曰:周公居礼之变,而处圣人之不幸也。

管仲论一

郑太子华言于齐桓公,请去三族而以郑为内臣,公将许之,管仲不可。公曰:“诸侯有讨于郑,未捷,苟有衅,从之不亦可乎?”管仲曰:“君若绥之以德,加之以训辞,而率诸侯以讨郑,郑将覆亡之不暇,岂敢不慎?若总其罪人以临之,郑有辞矣。”公辞子华,郑伯乃受盟。

苏子曰:大哉,管仲之相桓公也!辞子华之请而不违曹沫之盟,皆盛德之事也,齐可以王矣。恨其不学道,不自诚意正身以刑其国,使家有三归之病而国有六嬖之祸,故桓公不王,而孔子小之。然其予之也亦至矣,曰:“桓公九合诸侯不以兵车,管仲之功也。如其仁,如其仁!”曰:“仲尼之徒无道桓、文之事者”,孟子盖过矣。吾读《春秋》以下史而得七人焉,皆盛德之事,可以为万世法,又得八人焉,皆反是,可以为万世戒,故具论之。

太公之治齐也,举贤而尚功。周公曰:“后世必有篡弑之臣”,天下诵之,齐其知之矣。田敬仲之始生也,周史筮之,其奔齐矣,齐懿氏卜之,皆知其当有齐国也。篡弑之疑,盖萃于敬仲矣,然桓公、管仲不以是废之,乃欲以为卿,非盛德能如此乎?故吾以谓:楚成王知晋之必霸而不杀重耳,汉高祖知东南之必乱而不杀吴王濞,晋武帝闻齐王攸之言而不杀刘元海,苻坚信王猛而不杀慕容垂,唐明皇用张九龄而不杀安禄山,皆盛德之事也。

而世之论者,则以为此七人者皆失于不杀以启乱,吾以谓不然。七人者皆自有以致败亡,非不杀之过也。齐景公不繁刑重赋,虽有田氏,齐不可取;楚成王不用子玉,虽有晋文公,兵不败;汉景帝不害吴太子,不用晁错,虽有吴王濞,无自发;晋武帝不立孝惠,虽有刘元海,不能乱;苻坚不贪江左,虽有慕容垂,不能叛;明皇不用李林甫、杨国忠,虽有安禄山,亦何能为?秦之由馀,汉之金日䃅,唐之李光弼、浑瑊之流,皆蕃种也,何负于中国哉?而独杀元海、禄山乎?且夫自今而言之,则元海、禄山死有馀罪,自当时而言之,则不免为杀无罪。岂有天子杀无罪而不得罪于天者?上失其道,途之人皆敌国也,天下豪杰其可胜既乎?

汉景帝以鞅鞅而杀周亚夫,曹操以名重而杀孔融,晋文帝以卧龙而杀嵇康,晋景帝亦以名重而杀夏侯玄,宋明帝以族大而杀王彧,齐后主以谣言而杀斛律光,唐太宗以谶而杀李君羡,武后以谣言而杀裴炎,世皆以为非也。此八人者,当时之虑岂非忧国备乱,与忧元海、禄山者同乎?久矣,世之以成败为是非也!

故夫嗜杀人者,必以邓侯不杀楚子为口实。以邓之微,无故杀大国之君,使楚人举国而仇之,其亡不愈速乎?吾以谓为天下如养生,忧国备乱如服药:养生者不过慎起居饮食,节声色而已,节慎在未病之前,而服药于已病之后。今吾忧寒疾而先服鸟喙,忧热疾而先服甘遂,则病未作而药杀人矣。彼八人者,皆未病而服药者也。

管仲论二

尝读《周官》、《司马法》,得军旅什伍之数。其后读管夷吾书,又得《管子》所以变周之制。盖王者之兵,出于不得已,而非以求胜敌也。故其为法,要以不可败而已。至于桓文,非决胜无以定霸,故其法在必胜。繁而曲者,所以为不可败也;简而直者,所以为必胜也。周之制,万二千五百人而为军。万之有二千,二千之有五百,其数奇而不齐,唯其奇而不齐,是以知其所以为繁且曲也。

今夫天度三百六十,均之十二辰,辰得三十者,此其正也。五日四分之一者,此其奇也。使天度而无奇,则千载之日,虽妇人孺子,皆可以坐而计。唯其奇而不齐,是故巧历有所不能尽也。圣人知其然,故为之章、会、统、元以尽其数,以极其变。《司马法》曰:“五人为伍,五伍为两,万二千五百人而为军,二百五十,十取三焉而为奇,其馀七以为正,四奇四正,而八阵生焉。”夫以万二千五百人而均之八阵之中,宜其有奇而不齐者,是以多为之曲折,以尽其数,以极其变。钩联蟠踞,各有条理。故三代之兴,治其兵农军赋,皆数十百年而后得志于天下。自周之亡,秦、汉阵法不复三代。其后诸葛孔明,独识其遗制,以为可用以取天下,然相持数岁,魏人不敢决战,而孔明亦卒无尺寸之功。岂八阵者,先王所以为不可败,而非以逐利争胜者邪!

若夫管仲之制其兵,可谓截然而易晓矣。三分其国,以为三军。五人为轨,轨有长。十轨为里,里有司。四里为连,连有长。十连为乡,乡有乡良人。五乡一帅,万人而为一军。公将其一,高子、国子将其二。三军三万人。如贯绳,如画棋局,疏畅洞达,虽有智者无所施其巧。故其法令简一,而民有馀力以致其死。

昔者尝读《左氏春秋》,以为丘明最好兵法。盖三代之制,至于列国犹有存者,以区区之郑,而鱼丽鹅鹳之阵,见于其书。及至管仲相桓公,南伐楚,北伐孤竹,九合诸侯,威震天下,而其军垒阵法,不少概见者,何哉?盖管仲欲以岁月服天下,故变古司马法而为是简略速胜之兵,是以莫得而见其法也。其后吴、晋争长于黄池,王孙雄教夫差以三万人压晋垒而阵,百人为行,百行为阵,阵皆彻行,无有隐蔽,援桴而鼓之,勇怯尽应,三军皆哗,晋师大骇,卒以得志。

由此观之,不简而直,不可以决胜。深惟后世不达繁简之宜,以取败亡。而三代什伍之数,与管子所以治齐之兵者,虽不可尽用;而其近于繁而曲者,以之固守,近于简而直者,以之决战,则庶乎其不可败,而有所必胜矣。

范文子论

鄢陵之役,楚晨压晋师而阵,诸将请从之。范文子独不欲战。晋卒败楚,楚子伤目,子反殒命。

苏子曰:料敌势强弱,而知师之胜负,此将率之能也。不求一时之功,爱君以德,而全其宗嗣,此社稷之臣也。鄢陵之役,楚晨压晋师而陈。范文子独不欲战,晋卒败楚,范文子疑若懦而无谋者矣。然不及一年,三郤诛,厉公弑,胥童死,栾书、中行偃几不免于祸,晋国大乱。鄢陵之功,实使之然也。

有非常之人,然后有非常之功。非常之功,圣人所甚惧也。夜光之珠,明月之璧,无因而至前,匹夫犹或按剑,而况非常之功乎!故圣人必自反曰:此天之所以厚于我乎,抑天之祸予也?故虽有大功,而不忘戒惧。中常之主,锐于立事,忽于天戒,日寻干戈而残民以逞,天欲全之,则必折其萌芽,挫其锋芒,使其知所悔。天欲亡之,必先之以美利诱之以得志,使之有功以骄士,玩于寇仇,而侮其民人,至于亡国杀身而不悟者,天绝之也。呜呼,小民之家,一朝而获千金,非有大福,必有大咎。何则?彼之所获者,终日勤劳,不过数金耳。所得者微,故所用者狭。无故而得千金,岂不骄其志而丧其所守哉。由是言之,有天下者,得之艰难,则失之不易。得之既易,则失之亦然。汉高皇帝之得天下,亲冒矢石与秦、楚争,转战五年,未尝得志。比定天下,复有平城之围。故终其身不事远略,民亦不劳。继之文、景不言兵。唐太宗举晋阳之师,破窦建德,虏王世充,所过者下,易于破竹。然天下始定,外攘四夷,伐高昌,破突厥,终其身师旅不解,几至于乱者,以其亲见取天下之易也。

故兵之胜负,足以为国之强弱,而国之强弱足以为治乱之兆。盖有胜而亡,有败而兴者矣。会稽之栖,而勾践以霸。黄池之会,而夫差以亡。有以使之也。夫虢公败戎于桑田,晋卜偃知其必亡,曰:“是天夺之鉴而益其疾也。”晋果灭虢。此范文子所以不得不谏。谏而不纳,而又有功,敢逃其死哉!彼其不死,则厉公逞志,必先图于范氏,赵盾之事可见矣。赵盾虽免于死,而不免于恶名,则范文子之智,过于赵宣子也远矣。

范蠡论

越既灭吴,范蠡以为句践为人长颈乌喙,可与共患难,不可与同安乐,乃以其私徒属浮海而行,至于齐。以书遗大夫种曰:“蜚鸟尽,良弓藏,狡兔死,走狗烹。子可以去矣!”

苏子曰:范蠡独知相其君而已,以吾相蠡,蠡亦鸟喙也。夫好货,天下之贱士也,以蠡之贤,岂聚敛积实者?何至耕于海滨,父子力作,以营千金,屡散而复积,此何为者哉?岂非才有馀而道不足,故功成名遂身退,而心终不能自放者乎?使句践有大度,能始终用蠡,蠡亦非清净无为而老于越者也,吾故曰“蠡亦鸟喙也”。

鲁仲连既退秦军,平原君欲封连,以千金为寿。连笑曰:“所贵于天下士者,为人排难解纷而无所取也。即有取,是商贾之事,连不忍为也。”遂去,终身不复见,逃隐于海上。曰:“吾与富贵而诎于人,宁贫贱而轻世肆志焉!”使范蠡之去如鲁仲连,则去圣人不远矣。呜呼,春秋以来,用舍进退未有如蠡之全者,而不足于此,吾以是累叹而深悲焉。

伍子胥论

楚平王既杀伍奢、伍尚,而伍子胥亡入吴,事吴王阖闾。及楚平王卒,子昭王立。后子胥与孙武兴兵及唐、蔡伐楚,夹汉水而阵,楚大败。于是吴王乘胜而前,五战,遂至郢。楚昭王出亡,吴兵入郢。子胥求昭王,既不得,乃掘平王墓,出其尸,鞭之五百,以报父兄之仇。

苏子曰:子胥、种、蠡皆人杰,而扬雄,曲士也,欲以区区之学疵瑕此三人者:以三谏不去、鞭尸籍馆为子胥之罪,以不强谏句践而栖之会稽为种、蠡之过。雄闻古有三谏当去之说,即欲以律天下士,岂不陋哉!

三谏而去,为人臣交浅者言也,如宫之奇、泄冶乃可耳。至于子胥,吴之宗臣,与国存亡者也,去将安往哉?百谏不听,继之以死可也。孔子去鲁,未尝一谏,又安用三?父不受诛,子复仇,礼也。生则斩首,死则鞭尸,发其至痛,无所择也。是以昔之君子皆哀而恕之,雄独非人子乎?至于籍馆,阖闾与群臣之罪,非子胥意也。勾践困于会稽,乃能用二子,若先战而谏以死之,则雄又当以子胥之罪罪之矣。

孙武论上

古之善言兵者,无出于孙子矣。利害之相权,奇正之相生,战守攻围之法,盖以百数,虽欲加之而不知所以加之矣。然其所短者,智有余而未知其所以有智,此岂非其所大阙欤?

夫兵无常形,而逆为之形,胜无常处,而多为之地。是以其说屡变而不同,纵横委曲,期于避害而就利,杂然举之,而听用者之自择也。是故不难于用,而难于择。择之为难者,何也?锐于西而忘于东,见其利而不见其所穷,得其一说,而不知其又有一说也。此岂非用智之难欤?

夫智本非所以教人,以智而教人者,是君子之急于有功也。变诈汩其外,而无守于其中,则是五尺童子皆欲为之,使人勇而不自知,贪而不顾,以陷于难,则有之矣。深山大泽,有天地之宝,无意于宝者得之。操舟于河,舟之逆顺,与水之曲折,忘于水者见之。是故惟天下之至廉为能贪,惟天下之至静为能勇,惟天下之至信为能诈。何者?不役于利也。夫不役于利,则其见之也明。见之也明,则其发之也果。

古之善用兵者,见其害而后见其利,见其败而后见其成。其心闲而无事,是以若此明也。不然,兵未交而先志于得,则将临事而惑,虽有大利,尚安得而见之!若夫圣人则不然。居天下于贪,而自居于廉,故天下之贪者,皆可得而用。居天下于勇,而自居于静,故天下之勇者,皆可得而役。居天下于诈,而自居于信,故天下之诈者,皆可得而使。天下之人欲有功于此,而即以此自居,则功不可得而成。是故君子居晦以御明,则明者毕见;居阴以御阳,则阳者毕赴。夫然后孙子之智,可得而用也。

《易》曰:“介于石,不终日。贞吉。”君子方其未发也,介然如石之坚,若将终身焉者;及其发也,不终日而作。故曰:不役于利,则其见之也明。见之也明,则其发之也果。今夫世俗之论则不然,曰:“兵者,诡道也。非贪无以取,非勇无以得,非诈无以成。廉静而信者,无用于兵者也。”嗟夫,世俗之说行,则天下纷纷乎如鸟兽之相搏,婴儿之相击,强者伤,弱者废,而天下之乱何从而已乎!

孙武论下

夫武,战国之将也,知为吴虑而已矣。是故以将用之则可,以君用之则不可。今其书十三篇,小至部曲营垒刍粮器械之间,而大不过于攻城拔国用间之际,盖亦尽于此矣。天子之兵,天下之势,武未及也。

其书曰:“将能而君不御者胜。”为君而言者,有此而已。窃以为天子之兵,莫大于御将。天下之势,莫大于使天下乐战而不好战。夫天下之患,不在于寇贼,亦不在于敌国,患在于将帅之不力,而以寇贼敌国之势内邀其君。是故将帅多,而敌国愈强,兵加,而寇贼愈坚。敌国愈强,而寇贼愈坚,则将帅之权愈重。将帅之权愈重,则爵赏不得不加。夫如此,则是盗贼为君之患,而将帅利之;敌国为君之仇,而将帅幸之。举百倍之势,而立毫芒之功,以藉其口,而邀利于其上,如此而天下不亡者,特有所待耳。

昔唐之乱,始于明皇。自肃宗复两京,而不能乘胜并力尽取河北之盗。德宗收潞博,几定魏地,而不能斩田悦于孤穷之中。至于宪宗,天下略平矣,而其馀孽之存者,终不能尽去。夫唐之所以屡兴而终莫之振者,何者?将帅之臣,养寇以自封也。故曰:天子之兵,莫大于御将。御将之术,开之以其所利,而授之以其所忌。如良医之用药,鸟喙蝮蝎,皆得自效于前,而不敢肆其毒。何者?授之以其所畏也。宪宗将讨刘辟,以为非高崇文则莫可用,而刘澭者崇文之所忌也,故告之曰:“辟之不克,将澭实汝代。”是以崇文决战,不旋踵擒刘辟,此天子御将之法也。

夫使天下乐战而不好战者,何也?天下不乐战,则不可与从事于危;好战,则不可与从事于安。昔秦人之法,使吏士自为战,战胜而利归于民,所得于敌者,即以有之。使民之所以养生送死者,非杀敌无由取也。故其民以好战并天下,而亦以亡。夫始皇虽已坠名城,杀豪杰,销锋镝,而民之好战之心,嚣然其未已也,是故不可与休息而至于亡。若夫王者之兵,要在于使之知爱其上而仇其敌,使之知其上之所以驱之于战者,凡皆以为我也。是以乐其战而甘其死。至于其战也,务胜敌而不务得财。其赏也,发公室而行之于庙,使其利不在于杀人。是故其民不志于好战。夫然后可以作之于安居之中,而休之于争夺之际。可与安,可与危,而不可与乱。此天下之势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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