朝鲜王朝实录/宣祖实录/二年 中华文库

1月16日

○庚申，上御夕讲于夜对厅，〈依召对例。〉讲《近思录》。奇大升进启曰：“自古人主，始初淸明，将大有为之志，不久而始勤终怠，陷于他岐，鲜克有终者，滔滔皆是。盖人心操舍无常，易致差谬，圣帝明王以下，虽无嗜好陷溺之病，或日月既久，事功不成，则心懒意阑，终不克善者有之矣。其间病处甚多，或务事功，而不多经历，患不反顾，率尔为之，则不成；或奉行之人，不能深谋远虑，从容处置，乘一时之快，生纷扰之弊，则不成事。既不成，心之渐弛，不能至治者，古之帝王不一而足。以宋孝宗见之，天资甚高，有志恢复，即位之初，遂招张浚，浚于废弃之馀，难为担当，而忠义奋发，勉循国事，出师一败，谗间已入。孝宗之心一沮，所用皆是庸常凡夫，仅能维持一世而已。宋神宗天资卓越，即位伊始，锐意为治，富弼、韩琦忠厚老成人也，知上欲用兵，则曰：‘愿二十年，口不言兵。’神宗之意，与之不合。宋法之弊已久，人情莫不欲改，神宗不得担当之人，王安石出而担当，神宗信任之，纷乱改法，终误国家。其后用兵大败，神宗夜半起而痛哭，遂至不兴，小人竞进，其祸蔓然，为宋室基祸之主。人君如天，至公而无私，若有偏信底心，则奸邪伺衅，害不可言。或事不如意，便为寻常，而不克有终，则治不可成。自临御以后，圣志高明，事欲为善，心欲有成，朝野颙望，宁有涯哉？小臣迷劣之意以为：‘有志于始者不难，有志于终者尤难。’然若以终不可保，预为畏惮而自弃，则亦非大有为之气象也。所当为之事，则毋以为易，而终必坚定，然后可也。此意自上亦非不知也。至如台谏之言，时亦不可无留难也。人之所见，在常人亦异，若天衷有所见，则一切不可以下人所见，而强从也。然公论所在，人心所同。然物论如此，则当自反曰：‘予之所思有未尽乎？’屈己从之可也。或闻经席间救弊之策，自上锐意快施。然一人所见有限，天下事变无穷，若以一人误见，已成王令之后，后虽改之，亦为未安。如是启达，至为惶恐，而中庙初年，欲行太平之治，一时贤士辈出，多有激浊扬淸之事。处置之际，亦岂极尽？自上以为好意思，一一听从。赵光祖自以君臣之契，比之古之君臣，上下相信，知无不言。终至上心一摇，谗间已入，中庙亦不能保其臣。此已往明鉴。凡事十分周偏思量，与大臣确议，不以为易，而思其长久之道可也。近来积弊甚多，变革亦一美事。然臣意以为：‘当损其太甚，而待上学问渐高，经历已久，下人亦诫下手，然后所为之事，终亦坚固矣。’此言甚似颓靡，而祖宗朝积弊多端，今不能伏人心，而遽欲以法令救其弊，则或生他病，不无后弊。以俗谈言之，则常人欲改久远祖上之家，必得良匠，又备众材，又待时而为之。若一朝遽撤，而无良匠、无众材，则后难收拾也。近察人情，思治根本者少，姑务目前者多。年少者欲做快活之事，长者虽以为难，而拘于时论，亦曰可为，不见终始担当，死生以之之人，或知救弊，而不知他弊又生。其中或图有益，而莫念大害，亦在其间，太无斟酌，深为未安。顷日，供上捧上之际，次知作弊之事，固所欲祛，然自尔渐磨，而禁戢则可也。小臣方在政院，言政院之事，似为未安，而如有泛滥作弊之端，令政院纠察之事，院中亦泛见而启下，故今朝更为启禀耳。立法之际，所当详谨，政院禁戢院中下人，甚易且轻，而因循积弊，不得猝变。外间之事，何得而知之？政院在喉舌重地，其任至重，外间泛滥之事，令政院次知检举，则大小有异，甚为未安。供上人情等事，次知下人刁蹬作弊，可谓非矣。然其弊源，又不在此也。各司官员当躬亲进排，而百事解弛，不为躬亲，使下人图纳。次知之人，责问不来之故，则下人必以人情防口，各司官员，亦乌得无罪？如此事，随现痛治，自尔严肃，则自无弊根也。”〈十三日朝讲。司谏尹刚元启曰：“内庭供上，点退人情，请令政院纠察。”云。故大升及之。〉小臣其时或有病，或以式暇不仕。今日谓同僚曰：“令政院纠检公事，甚妨事体，则同僚亦以为然也。身在近密之地，欲不奉行成命，则未安。〈是时，上从刚元之启，故大升云然。〉欲奉行，则难便。此臣等所以为闷也。人心之陷溺已久，尚不避刑戮，安得以号令治之？自不能生于心，则可也。孔子曰：‘无欲速，无见小利。欲速则不达，见小利则大事不成。此正治国至当之论也。自上将宗社亿万年无强之业，欲改弊端，非浅浅之事，熟思而审处可也。若一时以为好意思而为之，后有难行，则不无懒意阑。或有谗说间之，则终必以贤者之言，为不可信，所系不小。”具凤龄进启曰：“奇大升所言，以宋孝宗、神宗有始无终，用君子而间小人，作之善而流于恶，分辨详言，非以自上立志不固，先明后暗，有萌兆而然也。人臣进戒于君，必欲法治而惩乱，事不欲快施者；甚为要切。而事有轻重大小缓急先后，自上误以为，事事留难，长虑却顾，则未安。此意且欲变其烦碎积弊，务为可继之道也。愿治之君，其进锐者，其退速。不思长远之谋，则必有欲速之患。然可以速行之事，则速行；重难之事，则问于大臣，可也。政治自初及今，别无人误，始初淸明，可谓拔出，而迩来台谏论启，一国公论所在，而启辞中不显言，则使之显言，时或严辞峻答。若朝廷昏乱，奸臣窃柄之时，则所用之人，忠邪、奸正，杂进其间，台谏或怀私嫌，或诬枉贤良之事，则天衷洞照而留难，犹之可也。古语曰：‘治世不能无小人，而难其为小人；乱世不能无君子，而难其为君子。’近日内外人心，颙望至治，台谏所启，无非一国公论，而事事留难，不即快从，不但有妨圣治，又以杜人臣献规之心也。臣之于君，义虽君臣，情如父子，而尚少尽言之人，自上若少有留难，则群下沮丧，恐被谴忤𫍙𫍙之色，拒人于千里之外，甚可惧也。自上听谏之道，渐不如初，而近来尤甚矣。小臣曾忝吏曹郞官，见之，一国好人甚少。堂上拟望之时，臣窃傍观，无疪之人，岂能尽得，郡县不一，百执事甚多，或知不可而苟充，或不知其人而注拟。持公论之人，知其不可，则自当劾启也。况圣王不赏边功？窃又闻之，我祖宗朝，命田霖讨海浪岛，尽讨而归来，命于开城府，赐一等乐以慰之。其赏赐则不过鞍具马一匹而已。今者浮海小丑，自送其死，一捕非大功，而遽论以重赏，则他日或有犯境强寇，而有能奋誓冲御侮之功，则又何以加之？不务姑息之政，思其可继之道可也。伏见，中外人心不能无缺望也。”〈时全罗水使林晋追捕黑山岛水贼，上命加嘉善，台谏谓改正，而上不从。〉大升启曰：“具凤龄之启至当。臣意亦非欲凡事，皆有留难也。台谏之言，留难之未安，臣亦启达。谨其变更之事，快于从谏之路，则刚柔不偏也。小臣所启，与经筵官所启，相济而相成，无非欲有丝毫之补于圣德也。其间或有意思未尽，言有未尽者，自上择中，而用之也。近来林晋之事，两司论执，已逾半月，而尚此留难，物情未安。台谏乃公论所在，其意岂欲自上必从而后已？一再启达，不无停止之事。此则物情，大为未便，故台谏不能止也。如此事，可以快从也。若终至拒绝，则言路妨塞，僶勉从之，则圣德未尽，此其留念处也。或有论以重罪，而即为快从，则可谓快矣。然先察后从，亦无妨也。至于愈久而不从，则未安也。林晋之捕水贼，有何功劳之可称乎？李洪男事，物情亦弃之，故启之也。”〈是时，台谏并论李洪男之罪。〉留念快从可也。“

2月5日

○己卯，四馆与诸宰入春秋馆，出《世宗实录》，考《文昭殿仪軓》，诣政院，上庙图及札子。时李滉以判中枢府事与焉。札曰：“窃以，文昭殿即汉之原庙。其为制，则后寝五间，以奉高曾祖考与太祖五位之神。前殿三间，大祭则合享于此，太祖居北南向，昭二位在东西向，穆二位在西东向，此当初所定之制也。而其间有兄弟继立，则同昭穆共一位之法，见于《五礼仪》《宗庙图说》。然不可以同一室并一坐，故当依贺循七室加一之议，与《宋史》同位异坐之文，如仁宗与明宗同昭穆也。仁宗祔时，世祖于明宗，亦为高祖不姚，故室与位数，自至于加一为六矣。如是则当于本寝本殿内，议处变礼之宜可尔。安得曲生异议，别入他庙乎？人神郁抑，二十有馀岁矣。况彼时明庙圣旨有曰：‘仁宗，后日，自当祔入。’见于《承政院日记》，可见明宗遗意本如此矣。”“不允。”

3月4日

○戊申，上御夜对厅，引见李滉。上问所欲启之言，李滉历陈出处之道、为治之要、学问之方，以及国朝之事、任人之务。上曰：“学问之人，无乃有启之者乎？勿以为难，而言之宜当。”李滉对曰：“此事则难言也。向意之人，则在今非止一二。古者有问于程子曰：‘门人孰有所得乎？’程子曰：‘谓之有所得，则不易言也。’其时如游酢、杨时、谢良佐、张绎、李吁、尹焞之人如许多，而不以有所得言之。如此人，亦不轻许，况臣不可以欺天日，以某人为有所得，而启之也。其中奇大升之为人，多见文字于理学，所见最为超诣，乃通儒也。但收敛功夫少，此未尽处也。小臣常时以此为短处，勉之以加做功，然如此儒亦不易得也。”上曰：“此言至当。自上于万分，岂能知见其一分乎？然常时以为文，则能为之也。”李滉曰：其文亦不易矣。“

4月5日

○戊寅，上御朝讲于文政殿，讲《论语》《宪问》篇。奇大升进启曰：“中外闻顷日传教，不胜惊骇忧惧。〈先是三月二十六日，大司谏朴启贤等，以医官杨仁寿月令事，甚为微细，而至于诉私干恩，赐其禄位，盖外言入于内，而如此，故上札论辨。上诘正言李忠元，仍答曰：”创造无形之言，可谓枉矣。“〉其后政院启辞，玉堂论札，而自上不为释然，尤为闷郁。此事每为启达，不无以为烦渎也。人臣爱君，无所不至，嫌于烦渎，先自退缩，则何有爱之义？文义间所启，辞不迫切之语甚是。〈沈义谦临文启曰：”师弟子函丈间，辞不迫切如此，君臣之间，尤当优容可也。“盖因子贡方人，注圣人责人，词不迫切之语，而启之也。〉待人不迫，圣人德至，必欲与圣人，同其德可也。流言一出，闾阎盛传，人孰不闻？人固有欲为启达者，只以传播之言，难于烦达，而止耳。庶人谤于市，则谏官闻之，何敢不言？上意必以为：‘予无是事，何以如是云云。’不无致闷于圣衷，而殊不觉发其严辞也。然若释然洞察，则可知谏官本非创造，而只启外间之言也。大抵人主待人发言之际，其端甚微，而其应甚著。若有厌闻之端，则谄谀承顺者，争逞其术，皆欲锢惑圣聪；直谅敢言者，不能尽言，惟思奉身远退；直谅者退，谄谀者进，则朝廷之害可胜言哉？祸乱之兴，未必不由于是。古之人君，孰不欲治安，而恶乱亡也？终不能治，而卒底于乱且亡者，有疑心与自用故也。有疑心，则以直言为斥已。有自用，则厌人言而莫闻。君子尽言，故疏之；小人承顺，故悦之。所谓小人者，又引进群类，排斥善人，窥伺人主喜怒之端，乘喜而诱之，因怒而激之，朝廷上下，意思不通，则终有危之祸，而莫之救。自上圣质高明，留心学问，未必不识这个道理，而深恐临事之际，不能省察，敢启。人主平心，不示喜怒，然后事得其正。喜怒有迹，则奸邪之徒，争为中欲之计，甚可畏也。欲为平心工夫，必先明理，而察其是非曲直，此其爱我，此其承顺，逆于心，而求诸道，逊于志，而求诸非道，克尽大公之道，绝去固我之偏可也。平心明理，又必以敬为主，古人释敬字，程子以为主一无适，谢良佐以为常惺惺然，尹焞以为其心收敛，不容一物。朱子又加以畏字，若省畏字之学，则可知为君之难。上畏天命之难谌，下念民岩之可畏，常存惕然之心，不弛敬畏之意，则其于学问之道，不无有所裨益矣。理明而心平，又知敬畏之工夫，则圣德日跻，可侔圣人矣。”柳涛启曰：“前日答谏院之辞，极为未安。此非谏官创造之言，闾巷浮言传布道路，谏官闻之，不能忍置，岂有他意？”上曰：“顷见谏院启辞，至为未安，故如是答之也。”大升启曰：“自上以为未安，如是传教之意，下人岂不知之？以常情言之，予所不为之事，人谓之有之，则不无闷郁之怀。然只以予无是事，必是虚传为教，则流言尽释，自合道理，一时以为未安，而如是传教，外间甚疑且闷。自上释然，则物情自安矣。”权辙曰：“文昭殿事，今当议启。”上曰：“昨日宪府启辞，则欲为共卓也。谏院所启，则大概论其一间，奉安两位之不可，欲何以为之之意耶？”大升对曰：“昭穆之说，父为昭，而子为穆，后世子孙，亦各以昭穆序之。武王为昭，故子为穆，而孙为昭，文王为穆，故亦子为昭，而孙为穆也。兄弟传国，各有一世，朱子祧庙札字之议，而自汉时已有兄弟同昭穆之议，历代帝王莫不共之，故朱子以为礼之末失，而又自谓其议，未必可用云云。国家宗庙制度，既定兄弟同昭穆之礼，故当初大臣议定，仁、明兄弟位，皆以继统之君同祔，可以同昭穆共一位，故曾建后寝一间，又请增修前殿，盖以殿内狭窄，难于排置故也。其议正当。但物情以国计虚竭，日月迫近，欲就殿内处置得宜。多般思量，或有共卓之议也。昨日院启，后寝增建一间事，既蒙允许矣。前殿则栿长三十尺，申长二十尺，而中分十五尺，每置一唐家。今若就三十尺内分设三位，则当必尽改唐家，然后床卓始可容也。世宗初年，馔品无定数，器皿渐就侈大，故横看内容入之物，必至和水而用之，祭享之事，亦极未安。若改损床卓器皿，推移排设，则犹可容措。如是而又有难焉，则前后退，亦可通排处之也。分半作隔之议，不但未安于前殿，抑且大妨于后世。若令大臣更议，则或有善处之道矣。权辙启曰：”今将会议，议得入启，则自上可知也。前年分半，而作隔之意，已尽启达，不敢更言。群议以为：‘分设三唐家，不可为各卓。’若为共卓，则事便弊除，此为之得，而臣受增修之任，分设三位，尺量见之，则一唐家其广三尺，而其长七尺，必于中柱之内，控入设位，则昭一位床卓，踏掌迫近于太祖室。唐家踏掌，祝床拜席，容设甚窄，赞礼、大祝、奠盏、奉香、奉炉，承旨、执事出入拘隘，必须约断太祖室唐家三尺许。然后折长补短，仅能周旋，而尽削先祖之室，亦极未安。今者分半作隔之规，后日适迁时，自当去其隔，而复为一室也。必就殿内，依旧周旋，故苟且如此，甚为未安。后寝则循同堂异室之制，乃所以各专一室，故初言增造，而自上难之，故未果。昨日既命增建，此则可为也。议者以为：‘宗庙亦行共卓，则独于原庙，有何不可？’臣等亦岂无此意思，第念世宗大王象平昔之养，伸罔极之敬，《家礼》亦无共卓之议，而于《五礼仪》士大夫祭祀，亦各卓，故百尔思量，未安不敢为之。今日采群议而断之，实出圣衷。且宗庙事，外议亦未归定，论以五庙，而又计祖有功、宗有德，则或云已满，或云未满，此必定之，然后可也。祔庙临迫，宗庙本十一间，而十室已满，一间尚虚，故以为明宗当祔虚间。该曹方为修理，若有上位递迁，则其间不必修理也。今日令六卿以上议启，而宗庙之事又如此，二品以上并命会议，则可知适当之议矣。“朴淳启曰：宗庙制度，虽不他考，只观《五礼议》，亦可决也。太祖一位，昭二位，穆二位，其下又言同昭穆共一位。〈此《五礼仪》之文也。〉先王之规，昭然已定，宗庙递迁，固无疑矣。文昭殿，只言昭穆位向，而兄弟同昭穆共一位之意，亦在其中。兄弟各为一室之说，朱子固言之矣。同昭穆共二位之议，既定于宗庙，而独异于原庙，是举祖法古礼，而尽废之也。固知其不可行也。兄弟既共一位，则必须权安一室，宋之九世十二室，盖出于不得已也。”辙曰：“顷日，谏官固执毋过五室之言，虽不显载于《国朝宝鉴》，而其时大臣之议，则有之。奉亲当必四亲，士大夫尚然，况为人主乎？成宗祔庙时，太宗祧迁；中宗祔庙时，世宗祧迁。此可见奉高祖之无疑也。”淳曰：“高曾祖祢，先儒列于《四书章图》。贺循亦言，高曾祖祢，不可不祭。但原庙之异于宗庙者，原庙只奉四亲，而宗庙又有不迁之位也。”大升曰：“世宗毋过五室之训，语常而不语变。以《五礼仪》宗庙条见之，则亦可通行于原庙。五世六室之制，不可不尔也。只缘习闻已熟，谓之不可变通合礼，乌得已乎？杂议或谓：‘兄弟共位，若代数稍久，则虽在高曾之内，亦可递迁云。’此则大不然。兄弟传国，尝为君臣，便同父子。中庙传之仁宗，仁宗传之明宗，其间安有分辨轻重？若欲分辨，则是有私意，至不可也。遇难处之事，要必合宜而后已。虽称已前之事，岂无可变之道？顷日毋过五室之议，甚胶固不通之说也。自上详知而裁定可也。沈义谦启曰：”初欲增造之时，唐家亦当自毁。今谓唐家不可毁改，臣未知也。“辙曰：”不但毁唐家为未安，而当毁太祖室，故尤以为未安。分设三唐家，则势自为共卓，而但自下轻改，甚为未安。“淳曰：”仁、明入祔，则为六室，而不可以一室之多，经迁睿宗。睿宗不可迁，则六室势自尔也。就其殿内，分设六位，变各卓改唐家，盖出于不得已也。祖宗之灵，亦岂不降鉴乎？“义谦曰：”仁、明两位，同为一世，当同终始，何有后先分辨？自上虽不亲继于仁宗，固当事之如一，不可以分轻重也。文昭殿内之制，不能详见，故议论各异，权辙则尺量地势之广狭便否，而外议又以地势狭窄之论，归之主张作隔之说，若令朝廷共见规度，则可无杂议，而释然矣。“辙曰：”方外之人，泛然论之，故其言如是。若得目见，则洽然知之也。“大升启曰：”宗庙祧迁之事，亦于《五礼仪》之文，一位递迁，则明宗当以入祔。一间虽虚，不必修理，昭穆之次，先王之礼，不可乱也。“辙曰：”当断之以礼，情不可顾也。而议论不一，当必更议定之。“大升曰：”仁宗、明宗为考，中宗为祖，成宗为曾祖，德宗、睿宗为高祖，此其四亲。四亲之外，礼当递迁，而或有功德之主，则自为不迁之位。所谓不迁之主，当论于亲尽临祧之后，不可预议于四亲之内也。“

4月15日

○丙子，以白仁杰为大司宪。

4月19日

○壬辰，上御朝讲于文政殿，讲《论语》《卫灵公篇》。奇大升临文启曰：“古人之言，虽指一偏，固当比类而观。若圣人之言，则上下皆通矣。双峰饶氏出注处多，而古人以为：‘饶氏善于出注，而自得则少云。’好货好色之言，于《孟子》亦有之。〈前日进讲，子曰勿欺也，而犯之下注，双峰曰：‘自家好色好货，却陈其君，勿好色好货，皆足欺君。’云。尹根寿以此言为误，故大升仍启之。〉齐宣王谓孟子曰：‘寡人好货。’孟子对曰：‘昔者公刘好货，今王与百姓同之，于王何有？’宣王又曰：‘寡人好色。’孟子对曰：‘昔者大王好色，王如好色，与百姓同之，于王何有？’夫好货好色之心，亦气禀之所赋，而不能无者也。但当推此心，与百姓同之，而能去其私则可也。至如飮食男女之欲，亦天理之所有，若至于放溢，则误矣。然不可永绝之也。夫好货好色，在臣子，则当尽其自治之功，而其治之未及处，则与他人推移同济。在人主，则亦当戒其滥溢，而与百姓同之，则道理自行。饶氏之言似乎未尽，自上见之，所当恢弘如今启。〈指尹根寿所启。其言曰：”君臣之间，如家人父子，情义至重。君有一事之误，一念之差，或言官、或侍从，皆当规谏。若待吾身无过，然后始得以谏君之过，则人无过者鲜矣。非孔、孟、程、朱，则何得以谏若哉？特以情意切迫，故见君之过，不得不谏。其身虽不能不为好货好色，而固当谏之。饶氏之言极为误矣。“云云。故大升敷衍其意，而言之如此。〉人臣若非圣贤地位，则岂能尽善乎？或欲为善，而工夫未及，有不能焉；或不欲为恶，而气质偏滞，虽能悔悟，而亦未免有过焉。然其爱君之心，欲使吾君所为尽善，而无过，故不得不谏。若以为吾身不能，而不谏君过，则是几于吾君不能，谓之贼者矣昔汉光武无废皇后，问于郅恽，恽对曰：‘夫妇之好，父不能得之于子，况臣能得之于君乎？’光武谓善恕已量主。朱子引之于《大学或问》，极言其非，以为：‘大启为人臣者，不肯责难陈善，以贼其君之罪，一字不明之害大矣。’今也，人君有过，臣子以为已亦不能云，而不谏，则国事乌得以为是乎？自上见之，似乎一偏，外间闻之，至为未安。”大升因论学要鞭辟近里着己，而启曰：‘儒者学问，亦当近里，况帝王之学，尤不可泛滥，而见杂书。夫聪明有限，而万几无穷，杂书与小注，虽或时时见之，其间众说纷纭，不当观览。虽曰新书，而如折衷圣人之书，则见之，而杂书则勿见可矣。顷者，伏闻命印出《四书章图》云。小臣不见此册，然大概闻之。中原之人，学问未深，而以著书为事者，多有之。此册以一时所见着之，而非切问近思之书也。印见，则聪明分矣。古人以为：‘恐分精力云。’聪明与精力，恐有所分矣。“又启曰：”永乐皇帝命撰集四书五经及《性理大全》，则不知朱子之意，而撰修处，多有之。《诗》、《书》、《论语辑注》，与先儒之论，乖戾处，亦多有之。我世宗晩年，不见辑注，凡四书，只印大文大注而览之。弘文馆亦有此册，小臣往在去去年，冒忝玉堂，搜得此册于藏书阁，将欲启达，而自上一度览遍之后，即以此册进之计料，而未及矣。《论语辑注》，不须见之。一度览遍之后，即以大文大注册，见之为当矣。“讲讫，大升启曰：”今所启拜陵之事，〈是时，沈大妃欲亲拜康、泰两陵，台谏论启请停。〉大概《杜氏》《通典》有之。盖古人于祭祀，备内外之官，故君初献，则后亚献。此三代之礼也。自汉、唐以降，无皇后亚献之礼，然犹欲存其古规，故如仪注之书，有此言矣。《杜氏》《通典》所谓皇后拜陵，亦如宗庙，皇帝初献，则后亚献之类，非独专而为之也。我朝近有王后上陵之事，而皆一度为之。若礼外之事，累度为之，则岂不未安乎？而况泰陵之拜，尤为未安。夫丧事渐至即吉，第四日成服，以生人言之，则乃第三日也。即所谓生与来日也。卒哭，则改服，小祥，则练服，大祥之前，无变服之事。至于大祥之日，始服玉色。若不得已有外庭应接之事，如华使之来，则主上变服矣。至如宫中，则无不得已之事，而方在丧中，欲变其服，极为未安。此断不能为之之事也。院中欲达此意，而同僚以为：‘虽书启，亦未详尽，今日入侍经筵，将欲陈启，而谏院亦论之矣。’慈殿哀慕之情，虽曰无穷，自上当以于礼不可之意，反复开导，禀达停止为当。夫事亲之道，父母有未安之事，固宜几谏，起敬起孝可也。今为未安之举，物情亦皆未安。自上从容禀达宜矣。“权辙启曰：”自上据礼陈达，则慈殿亦岂强为之乎？“大升曰：”固当据礼陈达，而至于并陈小小之事，则似乎未安。然民间之事，既已知之，而不为启达，心甚未安，故敢启。三月自上将幸陵，而适有日变停之。其时京畿守令，因其修治矫梁道路，率其民人而来，其于农务，岂不妨废乎？因日变命停，而顷者乃行，守令又率其民而来。拜陵既过，民皆以为，此后则必无事云。而今也慈殿拜陵，守令又率其民而来，一年之内三度有举动，民弊不可不虑也。畿甸之民，近因国家多事，连岁不得农作，其困极矣。时时存恤，每念如此，则无乃弊及于民乎？以是为虑可也。若谓小小之弊，不可计云尔，则害必及民。以此启之，似乎苟且，而知之亲切，不可不达，故敢启。“又曰：”三月则将行而命停，四月则已行，而五月又有慈殿拜陵，民当农务之急。一时最关，失一时，则有一年之饥矣。拜陵事，今已传教，畿甸之民必将上来，当速启达而停之，然后弊不及民。若台谏累日论启，不得已从之，则民弊大矣。近来国家多事，去年与去去年，民皆不得耕耘。今年农作，极为关系。国以民为本，不可不虑也。据礼陈达，可谓至矣。然民弊不可不虑之意，并禀以速定当矣。“又启曰：”近自今月望时，日侯寒冷，风亦连吹，极为殊常。人皆以为：‘日气何以如此？’疑其下霜。伏闻，平安道雨雹，江原道下雪，京畿、黄海等道，亦雨雹下雪云。四月乃张阳之月也。方在张阳之月，雪与雨雹，安有如此惨酷之变乎？《诗》云：‘正月繁霜，我心忧伤。’下霜而犹为之忧伤，况至于下雪？岂不惊愕乎？自上令弘文馆，博考古事以入。今念虑间修省之事，则外间不能详知，但当此惨酷之灾，只博考古事而已，则应天之诚，似未尽矣。昔程子曰：‘阴阳运动，有常而无忒。凡失其度，人为感之也。’孔子作《春秋》，书灾异以戒后人。朱子曰：‘古之圣王，遇灾而惧，修德正事，故变灾为祥。’今之为变，极为惨酷，必修德正事，然后可以变灾为祥，不然则灾变之馀，或有饥馑之患，或有不好之事，极为未安。古人以为：‘人君克谨天戒，无所不至。若以某灾为某应，则未安。’云。然箕子以《洪范》陈之于武王也，合天人之道，而言之。在天为五行，在人为五事，其曰庶征者，雨晹燠寒风也。曰休征者，休嘉之应也。曰咎征者，咎愆之应也。休征所谓谋时寒若者，如冬则寒谋，即人君听用人言之事也。咎征所谓急恒寒若者，如今四月下雪，乃恒寒之渐也。急谓促急也。即人君自用己意之事也。汉儒五行传，祖述《洪范》而为之。其书亦曰：‘听之不聪，是谓不谋。厥咎恒寒。’如自上偏听，则下情不通，即所谓听之不聪，是谓不谋者也。以此观之，天人之应，古人言之甚详。虽不可的指为某事之应，而相为近似者有之。自上每念，无乃其然乎云尔，则此乃敬天之道也。伏见近来之事，不如前日者多，外人颇有疑焉。台谏有所论启，答之峻截。在近侍者，有所陈达，教之以越次。所谓听之不聪，是谓不谋者近似矣。政院因事请面对，而不许，因灾异请延访，而不从，未知，自内有某事故，而不从矣。然外人疑之，如此事，所当省念矣。古书之言如此，而今之灾变亦如此，政事念虑间，无乃有促急偏听之事乎？每加省察，克去己私，则天变自至于消弭矣。古人又以为：‘夏月雨雪者，有冤枉之事而然也。’今之灾变惨酷，多般思之，刑狱之间，或不无冤枉，而致之也。往在先王末年，国家多事，不得频为启覆，而以至今日，不可为，〈方在丧中，故不可为启覆。〉故亦不得为之。至于十馀年被囚者有之。捶楚之下，虽或承服，岂无冤枉者？而近来之事，亦岂可谓之悉得其当乎？如此事，议于大臣，审理冤枉，则是亦应天变之道也。且近来朝廷之上，前日被罪之人，殁者或赠之以爵，或还给告身；生者为官，而显扬者有之，可谓至矣。但其间或有处身之误，或有处事之失，而罢退者不无其人。一时虽或有所失，然至于十馀年沈滞，古人以为民失志而然欤！此人沈纡郁抑，岂无其冤？或无故罢散，而为公论所未便，而废弃者有之。是则人皆非之，叙用未安。然多见古书之事，人作大罪不变者外，其以下，若朝廷之间，专付大任，则虽未安，而用之于末职，如天地度量，王政所当为之事也。今者灾变惨酷，他无所启之事，而平日怀抱如此，故启之。然不知此言之当否，若问于大臣，冤狱及沈滞之人，察而伸理，则好矣。上曰：“所谓冤枉之人者，虽耶？”大升曰：“小臣自念以为：‘无乃有如此事，故启之也。’若指定而言之，则不知某狱事冤矣。至如罢散沈滞者，则多有之，亦不能指言某某矣。若问于大臣，大臣以为当然，则该曹自当察为。且小臣昨日冒忝入来，晋州狱事〈河宗岳妻失行事也。〉首尾，则不知矣。但闻同僚之言，其启本已来，而时无指定处云。外方之事，不能详知，然以不得指的之事，而前年刑推，今年刑推，击狱者甚多。一人则已矣，岂无其中暧昧之人，受刑者乎？启本入内，自上见之，则自当知之。因偶然事，而为大狱如此事，自上察见则好矣。”上曰：“此启本，昨昨始入，而昨日与今日，则因其斋戒，不得见之。昨昨暂见，初面不能详知，然其初犯，似无著见，而为实处矣。”大升曰：“奸事最难知之。然人皆知之，而至于一鄕言之，终发公论者，其事不小而然也。事干推阅者，非止一二，而不得端緖云。世间或有所憎者，则出于一人之口，而终至于如此者有之矣。更推而不得端緖，事干至于三四次受刑，岂无其中冤枉者乎？此大事也。不可请为开释。但古人钦哉钦哉，惟刑之恤哉！如此狱事，不无横罹，自上省念，则可以导养和气矣。”

○上御夕讲于文政殿。奇大升启曰：“朝日经筵，台谏、弘文馆官员，前日金铠所言开释之意，皆是矣。〈顷者，金铠启于经席曰：”赵光祖处事有误，附己者进之，异己者斥之。“又以为南衮不可追削。且以李荇比之于郑光弼云。故三司官等，于经筵，力陈其变乱是非之罪。〉近来国是已定，是非邪正分明，自上若不详察，则治乱所关。金铠小臣年幼，未及知之，其人虽持身淸谨，识见有误处，妄发言之耳。自上幸有未便之心，则不可，故敢启达矣。”上曰：“赵光祖事，长于闾阎，至于志学之年，外事无不知之。光祖曾闻其贤矣。公论昭然，其是非，小无所疑矣。”大升曰：“今闻上言，不胜感激。光祖事，不须更启。金铠未及详察，启之。台谏侍从，所当辨其是非耳。然其人大概廉谨，非不善之人也。自古，衅端起于小事，虑有疑之者，故敢启。”

5月21日

○甲子，上御朝讲于文政殿，讲《论语》《卫灵公篇》。大司宪朴应男、献纳闵德凤、经筵官辛应时、郑琢等，各陈晋州儒生狱事。〈应男、德凤则以为，必治罪然后有所畏惮；应时、琢以为，原其情，则非出于私嫌，今若加罪，则恐非圣朝之美事。〉奇大升启曰：‘各以其意，启之至当。’但此事虚言颇多。传者有误，而闻者亦误，不能详知，而或至误启者有之，极为未安。昨闻经席之言：‘以为五十馀人，入于狱中云。’〈崔运之言也。〉此亦误矣。小臣见监司囚徒，只囚李希万矣。一州之人，供举之言亦误，只其一面之人所为也。非元只间事，不可治罪云。〈辛应时之言也。〉若诬诉之罪，则虽不可治，而毁撤人家之罪，独不可治乎？见其推案，则其人等当其未毁撤之前，捉致河宗岳之奴，而言之曰：‘河宗岳之妻于河家，既已义绝，其教令不可服从。’云，而督捧侤音，此亦不可为之事也。弘文馆所启之意，则以加罪儒生，为未安故也。小臣迷劣之意以为：‘儒生为其所当为之事，则可也。’今之所为，非儒者之事，而乃是无赖人之事也。“应男曰：”今若不治，则后日亦将有如此事，至为未便。李希万、河滃、河沆等三人唱导，致使许多人，作为非事，只罪三人可也。“大升曰：”小臣非欲加罪，而如此启之。但此事是非眩乱，不知其实，而只以所闻，或有误启者，至为未安。罪与不罪，当知其实而处之为可。玉堂之启，亦非有私意也。只以传闻于外间，而启之也。河麟瑞亦当初着名于发明单子，而厥后乃唱导毁撤，推问其由，则以为当初不能细知，而其四寸郑梦祥〈宗岳后妻之四寸也。〉来乞，故着名。后日更闻，则其事的实，故毁撤云。同居里闬，安有不知之理，而前后之言，若是相戾哉？言端已发，不可不达。曺植居于晋州，而年少人辈，以此事言之于植，植乃嫉恶之人，而且有名字者也。乃言于监司及众人处，故当初捉囚，而未得端緖，遂放之矣。厥后推官见罢者，皆曺植喧阒而然也。植乃贤者，而必不虚言之人，故其事至于此。且长者言之，是以一鄕妄人，亦相与传播矣。当时，皆以曺植为贤，小臣今以此言启之，至为未安。但曹植亦非有私心而如此也。自然可信之人言之，故不胜痛愤而然矣。“洪暹启曰：”今闻大司宪所启，则遣人来京，恐怯朝官。及出回文，而火其家、毁其室等事，此皆非儒者之事也。略示罪责亦可。但或至死于狱下，则极为未安，所当栽自圣心者也。“大升曰：”所以欲治其罪者，非欲拷讯也。且所谓火其家云者，亦非火其家，而只撤其瓦。此则既已承服，稍加罪罚，有何妨于圣德乎？此事极为可虑也。曺植有名之人也。且儒生被推，故其处七八邑儒生等上疏，而监司不捧云。曹植与河宗岳前室女子相连，李桢之妾，与河宗岳后妻相连。李桢以为隐微之事，不可知也，似为救之。二人，〈桢与植也。〉平日则相与为交，今因此事，曺植以李桢为非。年小人辈，亦皆以李桢为非云。以宗岳妻失行之事，至于名类长者，有其间隙，年少人亦相排讦，极为未安。京中议论，亦与之相判，机关甚重，自上何以知之？适发言端，故敢启。“又启曰：”王言一出，传布四方。传教之际，言辞或未尽，则机关甚大。以人为非，而必斟酌为之；以人为是，而亦必斟酌为之，合于情实，然后可谓当矣。近来张弼武事，谏院论启，〈上命加张弼武嘉善资，谏院启请改正，而上牢拒不听。〉小臣不知弼武，或谓之淸，不能详知；或谓之暴，而亦不能详知。只闻人言，而斟酌知之。谓之淸者，或有过越之启；谓之暴者，亦不知其言之尽是矣。顷者教以通金石、贯日月，昨者又教以日月争光，〈此两言，上答谏院所，启之辞也。〉至为未安。与日月争光者，非圣贤地位，则乌敢当哉？是虽出于一时褒奖淸谨之意，而王言过当，极为未安。伏闻弼武之事，以无知武夫，持身如此，贵则贵矣。但夷考其行，则未有可惊之事。虽号为淸，而如于陵仲子之淸，多有一偏可笑之事。当此风俗颓靡之际，自上欲为激励之意，则至矣。但以孟子之言见之，则不足取也。其人如此，而启之或过，自上意其以为不世出之人，岂不未安乎？为将帅者，或暴酷而有智略，则亦可策励而用，不可弃也。若弼武则未知其果有谋略，而可用于大将矣。一时虽称其淸，而视诸古人，则岂不远哉？其行实同于仲子之避兄离母。往在乙丑，为满浦佥使而去，遂遭国恤，厥后移授江界府使而见递，其时只递者，以其有事称之事故也。主上即位后，不入国门，所当即来谢恩，不可直归其家。况会宁府使，不次擢用，则尤当感激而来。闻朝廷以不来为非，则亦当即来，而称为游山出去，此人不可责备。然君臣之义，岂若是乎？边将不赴任，自有其罪，故前者边协亦被其罪，以文臣言之，则评事罗恰、李忠范皆蒙其罪，其罪同，则其罚亦同，何独于弼武不治其罪乎？有可称之事，则固当取之，而有如此事，则亦当推考治罪，然后纪纲立矣。弼武则不罪，而后日如有厌惮者，欲治其罪，则罪同罚异，不加其罪，则无以为惩。岂不伤于朝廷事体乎？极为未安。小臣非谏官，而如是启之未安。但在近密之地，心怀未安，而不为启达，亦未安，自上幸未及思之，故敢启。“

○上御夕讲于文政殿，进讲《近思录》，自杨中立问曰《西铭》，言体，而不言用，止砭愚曰东铭。上曰：“游酢得西铭读之，即涣然不逆于心，曰：‘此《中庸》之理也。’可谓知见，而杨中立则不知，以此观之，杨时不如游酢矣。二人孰优？奇大升曰：”前贤学问地位，后学不可议论，亦不得知也。游酢涣然不逆于心，此必有所觉悟而然。杨时有疑而问之，斯亦不易矣。游、杨皆程门高第，而以地位言之，则龟山高矣。“上曰：”此二人，虽未及于程、朱，亦不偶然者也。一时有立朝之事乎？“大升曰：”小臣不能博览，不得知之。但于《伊洛渊源》，大概有之。游酢为察院矣，杨时当徽宗末年，蔡京执国命，变生朝夕，而时人有张觷者，客于蔡京家，为其子教学。一日觷言于弟子曰：‘汝等学走乎？’对曰：‘先生平日教弟子行步，皆遵法度，何以谓之学走乎？’曰：‘尔父破毁天下极矣，大乱将起，必学走，然后可以免祸。’弟子大惊，乃言于蔡京。京虽小人，亦知利害，故问计张觷。觷曰：‘今无所为。但起天下大贤，则犹可为也。’京问：‘谁也？’觷以龟山对。于是召龟山拜官，时年七十矣。当时王安石之是非不定，至于从祀孔子。龟山为谏议大夫，请去安石配享之列，一时学安石者，反以龟山为非。未几，金伐宋，而徽、钦北狩，龟山亦去朝矣。胡安国作龟山墓志，以为：‘当时若能听用，决须救得一半。’云。后学何以望龟山之涯俟乎？大概，虽未及于程、朱，而地位亦高矣。夫贤人在朝，则虽败亡之极，而不无其力矣。蔡京之为人，极其奸邪，而能识利害，故意其有所为，而引以为用。一时诋龟山者，以见引于蔡京非之。龟山乃大贤之人也。非有私心而然矣。何敢容议于其间哉？“上曰：”此人一时行道，则可以治国平天下乎？“大升曰：”当时若能听用，决须得救一半云。可以拨乱而反之正矣。若见用于平时，得志为治，则其化虽不知同于三代，亦岂偶然哉？宋朝宰相，例皆不知学问，其间有若范仲淹者，而才拜参知政事，不久还去。李沆虽曰贤相，而亦不知道学。若龟山者，见用于平日，则虽治何难哉？“辛应时启曰：”自古称贤相者，唐有房、杜、姚、宋，宋有韩、范、富、欧，其气赀事业，诚不偶然。然此持救时之相，而不知儒者之学矣。若学问之人，则以义理为国，其治化岂止于救时而已哉？但自古，儒者必不见用于时君。汉则有如董仲舒，而武帝不能用；宋则有如程、朱诸贤辈出，而仁宗、孝宗亦不偶然之君也。然而欲以义理辅君致治，故与之不合。自古，儒者终至于宰相地位者，无一人矣。司马光乃儒者也，而视诸程、朱，则岂不有间哉？然其设施亦不久矣。若以学问之人作相，则有补于国家大矣。古今无异，所当体念矣。“大升曰：”今所启至当。大抵儒者道理，非迂阔，而不见用也。但不欲苟合于人，故其进难矣。且欲以正道补君，故若好善之君，则虽似好之，然未尝屈意，而从君，故不得见用。且一时之人，不能尽善，而或有忌惮，故亦不见容于世也。上则人主不好，下与时人相戾，于是怀抱道德而退去。为人主者，若知其贤，而任之专，则贤者之道，岂可不用于后世乎？惟在人君用之以诚而已。如古人者，虽不代代有之，然一时之人，亦爱惜用之，则时世自至于治平，而其道亦行矣。儒者不能得志之病，所当知之矣。“应时曰：”不得其志者，以其不欲苟合故也。其言不行，则自以为言不行，而不可食禄，故易退而难进矣。大概，人君欲用贤者，则必得辨邪正，然后贤者乐为之用。若并进混用，则多有所碍，故自古贤者，皆不得以为用矣。人君洞知此弊可也。“大升曰：”人君虽欲用之，而或势不得已不用者有之。昔宋之孝宗欲用朱子，乃拜知南康军事，朱子辞不就。及为浙东提刑，朱子亦欲有为，而务尽其职。知台州，唐仲友有赃污之状，奏札劾之。其时王淮为相，乃仲友之姻亲也，匿不以闻。朱子论之益力，封章六上。其时仲友已除江西提刑而未行。维不得已夺仲友江西提刑，以授朱子。朱子辞不拜。厥后为兵部郞中，而侍郞林栗与朱子论《西铭》、《太极图》，而意不合，上疏论之。当时上意，方向朱子，宰相忌之，遂为两宠之策。孝宗非不欲用朱子，而谗邪间之，终致如此。后世人主欲用贤者，则恐有此弊，所当深察也。“郑琢曰：”此孝宗之所以不足处也。“大升曰：”朱子作孝宗挽辞曰：‘似有盐梅契，还嗟具锦伤。’云云矣。“应时曰：”君臣契合，自古为难。宋仁宗诚不偶然之君，而亦不能常用韩、范、富、欧，而吕夷简为相之日居多矣。“大升曰：”不正之人攀援迎合，不欲退去，君子如有不合，奉身辄退，故小人常见用，而君子常不得为用矣。以近日之事言之，中庙待赵光祖至诚，而终未免谗邪之间，君臣之间，不得保全，安有如此事乎？所当体念矣。“应时曰：”自古朝廷往往不和者，必因议论不同而然也。或君臣不得契合，朝廷不能同寅协恭，皆由于此。昔范镇有言曰：‘集群议为耳目，任老成为腹心。’若能集群议，而君相协心用之，则岂不好哉？君子不必合，故其议不必同，所以折中用之者，只在于君相而已，所当留念矣。“大升曰：”夫人才智，虽或可称，而平心为难。或因论议相激而疾之，终至乖隔，则未尝不有其害矣。盖是非不能无也，如欲调和，而使之两存，则是无异于欲和冰炭也。岂不难哉？人主必须辨别是非，然后可以为治。若使混而不分，则终有大害矣。俱收并蓄，既已甚难，而以非为是，以征为非，则尤为误矣。必尽居敬穷理之功，而心德既明，然后乃能辨别矣。夫朝廷治乱、贤邪消长之理，一日之间所以分也。最当惕念矣。“讲讫，大升进启曰：”朝廷议论，各以所见为之，故不无异同。能就异同之中，而分辨用之，则好矣。若议论不正，有害于义理，则不可不辨也。顷者文昭殿事，朝廷自正月，多般议之，而不得其当。夫廷臣非不知祖宗朝故事，而不敢举论者，以其有未尽处故也。及其殿制不得憎修，于是苟且之论乃起。大臣之议以为：‘仁庙仍在延恩殿无妨。’云。遂据成庙初年《文宗递迁仪轨》而言之，虽出于无情，实害于义理。人情愤郁，旋即命改其议，而今既有定，如是每达似为未安。但其间多有谬误之言，不可不陈，敢启。大臣所谓世宗毋过五室之教，乃指四亲云者，亦是矣。然世宗创立本意，不言其变，而言其常也。其曰二昭二穆及太祖，后世奉祀，毋过五室，及后世子孙，各立其庙，不胜其繁云者，皆言其常而已。后世难处之变，则在当时不必计虑矣。假使虑之，只道其常，何必言其变哉？厥后文宗、世宗兄弟而立，所当变而通之，以为后世之法，而当时人，非徒不知事体，亦有异意，故遽迁文宗，其有害于义理极矣。其时宰相得罪于后世，不亦大乎？今乃援引彼议，而言之，至极未安。此群臣之所以争也。教以朝野抗论，领相亦上札，故从之云。领相札子，其言多谬，所谓约取四亲及仁庙经迁云者，皆极未安。夫继统之君，既祔于庙，则安有经迁之理乎？不知如何，而如是启之矣。然此必未及思之也。小臣之启，非诋毁大臣也。以其是非不可不达故也。文宗递迁事，主上必不详知，此臣子不忍言之事也。然自上所当知之。文宗升遐，鲁山继立，世祖有靖难功，为首相辅幼主，以周公自处。鲁山赐世祖功臣教书曰：‘予以成王之待周公者待叔父，叔父亦以周公之辅成王者补予。’云。盖鲁山以周公世祖，而世祖亦以周公自任。不意天命人心，归于世祖，乙亥年鲁山禅位于世祖，而为上王矣。“上曰：”古事不能详知，但见《武定宝鉴》，则世祖受禅及皇甫仁、金宗瑞、成三问、朴彭年被罪之事，昭载矣。“大升曰：”大概载于《宝鉴》中矣。然自有所闻，且有一时人所记矣。“上曰：”自上不能详知，一度悉陈，为可。“大升曰：”丙子年，成三问之事发觉，其意欲复上王，而世祖意其作乱。及其事发之后，以上王为预知其事，迁上王于宁越矣。“上曰：”常时则在于阙内耶？“大升曰：‘在于景福宫云。迁在宁越，而其时郑麟趾为领议政，率百官请为处置。世祖拘于物情而许之。乃遣禁府都事，赐药于宁越。其公事，今在禁府矣。当时宁越人有记其事而藏之。金就文为观察使时，亦见之云。成三问之乱，上王预谋，变关宗社，口不可言，以此成罪目云。夫请为处置者，亦前史所无之事，而敢为之，麟趾一时虽称名相，而至今人皆以为不祥矣。今欲援用其议，此公论之所以激也。”应时进启曰：“此事不可援用于后，故往在丁未，李芑以仁宗为未成之君。此实有逆心于仁宗者也，而当仁庙祔庙之时，犹不忍引以为证。如可以引用，则必使仁庙永不入文昭殿事，定议于其时矣。明宗圣明，故教以后日当祔，而李芑、尹元衡亦不得防之矣。”大升曰：“李芑、尹元衡之所为，则不能详知矣。但成庙初年，文昭殿室数未满，而乃敢递出文宗。其时成庙引见群臣而问之，群臣饰辞以对，昭载于《政院日记》，孰不知之乎？其事如此，而敢引以上渎天听，极为未安。祖宗朝事，善者则固当万世不改，若未尽之事，则改之无伤。太祖杀郑梦周：太宗褒赠。太祖尽杀前朝王氏，而文宗立崇义殿；世祖出弃昭陵，而中宗复立。”〈言未讫，而上教下。〉上曰：“所谓出弃者，出弃何物耶？”大升曰：“此臣子不忍启达之言也。其榟宫，似若出弃然矣。当时之人，潜为奉安，而厥后复立。前日未尽之事，在祖宗朝，亦皆改之矣。既复昭陵，又赐祭于鲁山。其时申鏛为祭官矣。如此之意，自上何以知之乎？不复举诸言，然后臣子之心安矣。至于恭靖之事，亦不可援例于今日也。恭靖大王自为处置，凡事皆降杀云。大概载于《武定宝鉴》，自上必知之矣。太宗佐命之时，太祖惊骇，遂归咸镜道，国中无主，恭靖大王权宜为君，旋即传位于太宗，此事臣子亦不可言也。昔东晋明帝乃聪明之主也。问先祖之事于王导，导历陈之。明帝惊愕，以面掩床云。祖宗之事，后世何以知之乎？”应时曰：“自古祖宗朝，岂无其变乎？中庙复昭陵，是诚有光于祖宗者也。大明正统之间，亦追释建文之臣矣。”大升曰：“仁宗乃太宗之子，而建文之臣，亦皆开释矣。”又启曰：“仁庙同祔文昭殿者，此人心天理至极之事也。是以不谋而同矣。昔在宋朝，将出僖祖，朱子致简于赵汝愚曰：‘令人痛心疾首，不如无生。’云。顷逢此事，〈指仁庙不祔文昭之事也。〉实有不如无生之心矣。旋即命改，可谓复于无过矣。然经迁之言，极为有害于义理，自上所当洞知矣。”应时曰：“教以人心如此，故不得已从之。’云。虑或自上意，其祖宗朝古事可以遵行，故馆中上札矣。”大升曰：“其时闷郁之至，若入侍经席，则必不知言之狂妄而启之矣。今则事既有定，而为日亦久，故言之至此。然若是启达，亦多狂妄，但咫尺天颜，不陈怀抱未安，故敢启。此间是非，圣念所当洞然知之可也。大臣亦非有他意而然也。但论议相激，不无忧虑。自今以后，朝廷和平则，岂不好哉。”

5月22日

○乙丑，以崔应龙为罗州牧使。

5月27日

○庚午，献纳闵德凤、正言黄廷式、持平安容等启曰：‘龙宫县监李悰，续案元案无置处事，风闻误启。请递职。“上曰：”近日为台谏者，每以浮言论启，予尝以为未便。后则详审可也。“

5月28日

○辛未，以柳涛为副修撰。

5月29日

○壬申，玉堂上札，谏上折谏官启不实之事。答曰：“似是而未尽善，知一而未知二焉。夫言官也，以浮言不实之事，创造陈论，然后乃可谓尽其职任乎？乃可谓尽其忠直乎？彼李悰之事，顷见启辞，予以为贪纵至此，用心无状，当痛治其罪，以励其馀。非徒快从，即命拿推。终归于无实，予甚怪之。不独此也，又有深意。今见札子，反以为是，其可乎”

6月4日

○丙子，以宋贺为承旨，申点为正言。

○台谏启请许世麟、金禹瑞擅开边衅，并拿推。

○吏曹判书洪昙请加择师儒。上皆从之。

○礼曹以初八日祈雨。上从之。

○太白见

○上御朝讲于文政殿，进讲《论语季氏》篇。大升启曰：“顷日谏院，以启辞之误，至于递差。〈五月，献纳闵德凤、正言黄廷式等论列龙宫县监李悰贪污之状，上命下诏狱推考。既而核实，则皆归于虚。德凤等以此被递。〉其事既误，固当递也。君臣之间，上失其事，则下争之；下失其任，则上非之，各尽其宜，可谓至矣。若于中心以为未便，而不言，则上下不交，意思不通，深为未安矣。传教之意至当。近来玉堂、谏院，相继上札者，亦非有他意也。〈上因李悰之事，以台谏之启为浮言不实，故三司论执请改，而上不听。〉一切加之以峻切之教，似乖君德含弘之道，而一切以台谏之言，谓之不实，则甚多妨害。即今领相所启甚当。〈是日，李俊庆入侍，极陈台谏之言，不可不虚怀听纳之意，反复丁宁。〉人君之德，与天地相同，法天含容，然后德益弘大。如是是非分明，则所谓道并行，而不相悖也。大抵只务含容，而不有非之之意，则近于无所可否之地；察于细务，而又无含容之道，则大有根本未尽之病。能知此意，而不为偏废，则可以尽善尽美也。下人所望，欲圣上主于含弘，而或有臣下未尽之事，亦必分明昭释，而言之之可也。”又启曰：“教以不实，亦是矣。近来言事之不实，何可谓尽无？风闻之误，辨察甚难。风闻之法，出于唐武后之时，武后临朝，欲箝制天下，而始开告密之门。宋朝优待言官，许以风闻，用之于暴则伪，用之于公则正也。惟我祖宗朝，亦以风闻为主。谓之风闻者，犹有风声，而人闻之也。下人所当详审所闻，而启之也。然台谏所谓贪污之人，亦不必受赃罪，而亦不过罢职而已。故祖宗朝规矩，亦如是也，若以风闻，每谓不实，则怯懦之人，苟且无事，不欲论执者，不无其弊。不实之言，著则非之，而苟有所闻，使之尽言可也。若曰：‘前日既言不实，而今亦何以言之？’云，则岂不未安？臣近见风闻之误者，亦有之矣。晋州狱事，亦岂曰非不实乎？其言传播已久，监司闻之囚禁，既释之后，物议愤郁，故论启，而及其核实，则又无形迹。自上必以为：‘将此虚事，而论启也。’李悰之事，今又如此，此甚未安。自上当知此意，斟酌可也。风闻不可谓尽是，亦不可谓尽非，自上平心察理，事物之来，应之以大公至正，则是是非非，各得其宜矣。若一偏指向，则不无后弊，故启之。”

6月5日

○丁丑，未时，太白与日月并行。

6月6日

○戊寅，以庆尚兵使苏潝为北兵使，李善源为庆尚兵使。

○太白经天。

6月7日

○己卯，司谏院启曰：“庆尚兵使李善源，性本贪虐邪谄，请罢。”上不允。

○未时，太白经天。

6月8日

○庚辰，备忘记曰：“自顷以来，太白昼见。乃于今日，以至经天，此实非常之变，而经天尤变之大者也。不胜惊惧之至。”

○台谏请苏潝、李善源罢职。上从之。

6月9日

○辛巳，朝讲。特进官金铠以知事入侍，又发不正之论。台谏合司，启请削夺官爵、门外黜送。弘文馆亦上札论之。政院启曰：“金铠前日所启，极为疑怪。今又见启辞，极为包藏祸心，陷君亡国之言也。前日臣等之意，以谓老妄之言，莫若镇而静之矣。臣等之启，未免有奸邪之罪，至为惶恐，待罪。”上答曰：“老臣岂有他意？静而镇之。朝廷和平，莫此为善也。勿待罪。”

○政院全数启曰：“金铠所启，存亡关系之事，笔札不得启，请臣等全数面对。”上从之。遂引见，承旨等极陈之。

○朝讲时，金铠启曰：“小臣性本庸拙，妄事亦多。顷冒大宪，而其前闻之，则有杂议，不尊三公，而历诋之，三公未安，至于领相，则尤为非矣。及为大宪，似若不知而行，则不当时未显发之事。举而论之，则亦不当，故泛而启之。使年少杂议者，自知而谨愼，则时事可至于好矣。且己卯年之事，则小臣以谓：‘赵光祖学问用心，诚不偶然。’但信人太过，虽徒能言者，亦以为善人，遂皆引进，终致生事。其时小臣年十六，不知是非，厥后见其传旨，则附己者进之；异己者斥之云云。其时必不和平，故传旨之辞如此。以是启之，而安自裕以为：‘此小人治君子之言也。’云。其言亦好。此小人治君子之言，而人心不能和平，故亦有此言。己卯之人亦多，岂皆尽善乎？善人之中，岂无或误思，而有失之者乎？后世不忘己卯人者，只以其大纲是也。但年少人辈，如有不善者，则非之太过，岂有一人以其身为不善，而自服者哉？由此而致人心之不和矣。台谏论大臣之失，则可也。如私议于家，则人心不无扰乱。此不可为之事也。是以小臣启之，岂有杂心哉？小臣得罪议论，心不保全，自当退去。今入经席，非有他意，而如是启之；亦非以为有益于吾身，而如是启之，只欲自上知之，朝廷知之而已。同为王臣，有兄弟之义，各有相爱可也。若至于交相疑畏，则夫岂好哉？幸闻议论之多，欲其防微而启之，安有害人之心哉？臣虽无状，自少无忮害之心，每以相爱为好矣。且己卯年赵光祖，则虽纯善之人，而但年少辈多有误事，光祖反为忧虑云。李滉所撰赵光祖行状中，详载其事。观此则可知矣。但赵光祖欲为国事，而死诸非命，此至今人心之所以哀痛，而不忘者也。小臣若至推考鞫问，则公缄侤音，或不无虚言，故今欲尽达于上前，而退去矣。”

○奇大升以院意启曰：“朝讲金铠所启，关于存亡。臣等有启达之事，以笔札言语，不可尽陈。请面对。”传曰：“可入。”

○上御文政殿。左承旨奇大升、右承旨沈义谦、左副承旨金就文、右副承旨李湛、同副承旨宋贺、注书尹承吉、翰林郑以周、李山甫入对。奇大升进启曰：“今日朝讲，金铠所启之言，极为包藏，皆古小人惑君之言也。臣等在近密之地，不可不达，故请为面对矣。金铠前于经席，泛引已为之事，而言之，非徒无端，是非亦顚倒，人皆疑怪。但以为老妄之人，不思妄发而置之。及见今日启辞，其言极为有意，所谓年少人历诋三公云者，此实无形之言，而创造发说，欲陷士林，安有如此事乎？自古小人之治君子，或以为谤讪朝政，或以为凌侮大臣，人主不能详知由此而祸起者多矣。方今圣明在上，大臣亦皆可称者也。然其间岂无可否是非之事乎？自上有未尽之事，谏官犹且力争，况大臣乎？外间私议，则不可使之无也。此非以大臣为毁也。盖是非之事，自有之故也。由此媒孽，以为历诋卿相云尔，则是将欲一网打尽之计也。此岂一朝一夕之故哉？不无其间所以然矣。极为未安。自上何以知之乎？朝廷之上，是则以为是，非则以为非，可也。而铠欲使人不言人过，是如李林甫戒朝士比仗马之言也。铠欲使人不得私议，是即奈二世时，赵高箝人口，而不敢言之意也。孔子以唯其言，而莫予违，为一言，丧邦。此则似乎泛然，若金铠之言，则终必至于丧邦矣。今日台谏侍从，大概启达，自上以为年老之人，似有爱惜之意，极为未安。沈义谦、金就文、宋贺等，各进前力陈金铠变乱是非，嫁祸士林之状。大升启曰：”今所启，大概已尽矣。铠之人物轻浅，本无识见之言，亦是矣。但己卯是非，儿童走卒，亦皆知之。铠在六卿之列，不可谓专不知是非也。伏见今日启辞，非持为己卯而发也。近来，年少人欲其明辨是非，故以此非之，谋为构陷，而不能直言。乃举己卯之事，阴试上意，安有如此包藏之事乎？常时以其人为轻浅，而谓之无心矣。至于今日之启，情状著显矣。夫小人一时有所作为，而其情状终至于败露，铠之情状，亦露于今日之言矣。己卯是非，今既有定，而敢以赵光祖为非罪，南衮为未便，而陈达于经席之上，荧惑上听，人皆惊骇。小臣为谏长时，公论愤郁，咸欲举劾，而小臣之意以为：‘妄人无情之启，论之不当，静以镇之，则好矣云云。’未几辄授本职，而其是非，则台谏侍从既已陈启，故敢以因无情之事，深治未安之意启达矣。到今见之，小臣妄启，罪当万死。铠之所谓，使人不得私议之言，自上所当洞照，是诚不祥之言也。伏见古书，周厉王立监谤之法，谤者杀之，时人言曰：‘防民之口，甚于防川。水壅而溃，伤人心多。’云。厉王不听，国人叛之，王流于彘而死。秦始皇罪诽谤、诛偶语。盖三代以前，三代以后，未有若此不祥之事也。秦亦由是而亡矣。东汉之末，党祸起，诸贤皆死。其时昏乱，公论在于草野，而一举尽陷，东汉亦因而亡矣。唐家之末，未闻有淸议之盛，而朱全忠目为淸流，杀于白马驿，投诸黄河，唐亦亡矣。自古如此者，非止一二，而谓使人不得私议之言，圣明之下，不可出诸口也。而铠之所启如此，其情虽不如已甚之小人，而其罪则前古奸邪之恶，咸丛厥身矣。如此之言，虽或有之，为臣子者，则所当尽诚渴力，开悟天听，而无端上达，以乱人心，极为未安。所谓防微杜渐者，此亦奸邪之言也。防微者，有某机关之事，而防之于未然之谓也。年少人以大臣为非云者，幸有飞语，而此实无形之言也。所当静以镇之，反假此说，欲陷士林，极为非矣，自古，是非不可无也。世俗或以为包容可也；或以为静以镇之可也。此皆不然。夫是非邪正，不能相容，如阴阳昼夜之相反，彼胜则此衰，此胜则彼衰矣。自上不得已定其是非可也。水火冰炭，同器而在，则终有其害矣。一二人之过，言之犹不可，况欲陷举世之人乎？“上曰：”今闻启辞，非徒以金铠为非也，将欲动摇朝廷，极为过越，而亦可畏也。己卯之事，是非已定，而金铠今乃言之，极为非矣。然此岂有意而言哉？且虽有误事，而国之是非，自有台谏与大臣，自上与大臣论议处之可也。“大升起而更伏曰：”极为惶恐。“沈义谦起而更伏曰：”伏承上教，不胜惶恐。金铠乃动摇朝廷也。臣等何敢动摇朝廷乎？“上曰：”金铠之如寸阴点日，何损于明？但非徒以金铠为非，而亦以铨曹为非，至极未安。“大升起而更伏曰：‘极为惶恐。”因启曰：“今也，教以自有台谏大臣云，可谓至矣。但事有曲折，心欲亲达而请对。今若不尽素怀，则死有馀罪。凡是非邪正之事，莫不毕陈其曲折，然后自上听察而辨别，则好矣。且言端既发，故敢启。小臣性本虚妄，不识事理，长于鄕曲，粗习文字，滥得虚名，蒙恩通显，极为惶恐。今者以当于小臣之言启之，尤为惶恐。然既当于此，不可不启圣上即祚，事皆淸明，前日为物议所弃者，皆不见容于时。或如小臣者，连为台谏侍从。即位以来，屡侍经筵，若有怀抱，则虽重大之事，亦莫不陈达，或至施行，为人指目多矣。所谓年少辈云者，亦小臣之身所当之言也。臣若避嫌，则金铠之事，不可得以言也。然上恩罔极，虽当死之言，固宜悉陈。岂可避嫌，而不言乎？顷者文昭殿事，议论已发而不能即定。其间是非甚多，与大臣争辨，至于五六朔之久。奸邪之人乘此机会，捏成虚言，以为：‘年少人，以大臣为未便。’云。盖事之是非虽小，小心言之，然后可以定之。若皆含默，则胡能有定乎？其间不得志者，胥动浮言，往大臣之家，则以谓：‘其人，今将驳汝。’云，而激怒大臣。及出外间，又以谓大臣之言如此云，而动摇人心。金铠之言，亦非无心，故入对而欲其尽达矣。小臣狂疏之事亦多。往在癸亥，为翰林，而递授司正，出仕未久，与人结怨之事，亦似无之，而乃被重罪，以为假托为善，谤讪朝政，而削夺官爵、门外黜送。才过数三日，辄蒙复职，圣恩罔极。而近来恩数尤多，不能退去，所谓年少辈之言，小臣亦入其中云，惶恐无已。夫是非邪正，自然有之。若询于大臣，询于台谏，则圣明之下，何有隐遁之事乎？且左右之人，大概知之，传闻则有诉于政丞家者，以谓小臣言领相，则当罢职，左相则当打腮云。安有如此骇愕之事乎？”义谦曰：“小臣亦闻之矣。往权辙家，则辙言：‘或以谓：‘奇大升与权辙昏夜相从，谋陷领相。’云。吾与领相，志同气合，岂有如此事乎？且宰相来言，奇大升以为：‘领相则当罢职，左相则当打腮云。’此明非大升之言也。虽丘史，亦不可打腮，况吾在大臣之列，大升安能打吾。’云云。且辙语其彼言于领相，领相以谓：‘我等在，则其何以如是乎？’云云。此心奸人，欲陷士林而造言也。虽常人，何可打腮乎？”大升曰：“大臣与年少人有间之言，不知出于何处，此必流言也。若听者公平其心，则当曰岂有如此言乎？使之镇定可也。而铠之所启，欲为防微云。其意有在此，亦传闻，而金铠将陷五六人矣。”上曰：“五六者，谁耶？”义谦曰：“李铎、朴淳、奇大升、尹斗寿、尹根寿、郑澈云。此言似诬，然其所言，则若是矣。上曰：”左承旨闻诸何处耶？“大升对曰：”今者沈义谦所启，则指其名矣。然或云李后白，或云尹斗寿，流传之言，不能详知。但铠之子言于人曰：‘父闻彼奇，每常忧虑，欲为镇定。’云，而其名则不言某某，此言漏泄，人皆知之，似若不闻，而置之可也。但虚言之出，自上当知，故敢启。“上曰：”闻之于何处耶？“大升曰：”小臣非因沈义谦之言，而知之也。朋辈间传传闻之，而其人亦传闻，不可以谓某人之言也。若寻其言根，则小臣之罪亦大矣。或不实，则臣当服其罪矣。“上曰：”非欲寻其言根，而问之也。但左承旨非灵而自知，必有闻处矣。“大升曰：”小臣当于此，不可不启。郑惟一大概闻之，郑澈亦闻而言之，沈义谦亦闻而言之矣。“义谦曰：”小臣不避𫓧钺，何不尽违乎？小臣则闻之于可信宰相，若命言之，则当陈达矣。“上曰：”何人言之耶？“义谦曰：臣见大提学朴淳，则以闻诸李铎，而言之矣。因语臣曰：‘金铠将欲陷害吾及李铎、尹根寿兄弟、李后白、奇大升。’云云，而扰乱言之，似乎不关云。参知朴谨元亦闻此言，而语臣曰：‘如此之言，有之可笑。’云。且李铎则闻于实处云矣。李湛亦闻此言。”大升曰：“李铎、朴淳不无时望，故奸人忌嫉，小臣无状，而滥得虚名，为外间题目，极为惶恐。”上曰：“金铠之所欲陷害宰相，非止一二云。此则不然，铠以匹夫，安得以陷其多人乎？”大升曰：“金铠之所启，极为荒唐，而又有如彼之言，观其今日所启，所谓年少人，历诋三公云者，不无其意矣。”义谦曰：“彼言若虚诬，则金铠之启，亦徒言而已。不然则必与数三人缔结，将欲告变，如郑顺朋、南衮之为矣。”金就文曰：“奸邪在朝，则自不得和平矣。”上曰：“金铠数三缔结云。所谓缔结者，何人耶？”大升曰：“其将所为之事，则不之知矣。但观其言，则似有缔结者矣。今以形状未著之言，而非欲加罪也。但其言极非，自上所当知之。人臣邪正是非，何尽识乎？臣等所启之言，与他人所启之言，参酌决断，则自当知其某也是，某也非矣。臣等非敢自以为是也。苦闻大臣台谏之言，则可知矣。但是非邪正，自古不得并容，故今欲尽达曲折矣。夫小人之害善类，或以为谤讪，或以为朋党，千古一辙，自上观其前史，昭然可知。不幸今日有之，安有如此事乎？金铠本无知识，明宗于末年，有心热，常患疾恙。乙丑年，文定王后升遐后，方在丧中，尤为不宁。臣子闷迫之情，则诚不偶然矣。但金铠其时上疏，言调病之道，而又以为委政冡宰云。尹元衡时为领相，铠非不知元衡之为人，而请为委政冡宰，当时之人，莫不痛愤矣。”上曰：“若以为非，则金铠之言既已著显，当以此为非可也。但数三人缔结，及以铨曹为非之言，则时无显发之事，而言之若是，似乎易言矣。金铠事，当与大臣议处矣。”大升曰：“教以与大臣议处，且当以显者为非云。此天地度量，不胜感激。又教以数三人缔结之言，似乎易发云，此亦至矣。但以铨曹为非者，是实公言也。铨曹操一国用人之柄，所当其难其愼，博采群议，而用之可也。若自用立己意，则不亦非乎？今者铨曹，岂无显著之失哉？大臣不许，公论不许而不意以铠为大司宪，扰乱朝廷，基祸士林，不可不以铨曹为罪也。如此之事，自上当知其非，可矣。”又启曰：“政院非谏官非大臣，而只掌出纳王言，故谓之喉舌之任。盖喉舌乃一身之最关者也。大臣、台谏之不得言者，亦言之，古人称为内相矣。随事规正，有怀辄达，故经筵春秋，亦皆兼带。今则不能尽其职任，世俗谓之吏隐矣。然臣等遭逢圣明之时，忝冒是职，徒为贪恋官爵，而不达素怀，则平日以儒者为志，而今焉用之乎？是以欲尽达于面对矣。自上幸以为此台谏、大臣之所为，政院何以如是乎云尔，则岂不未安乎？臣等递去，他人来此，而如有所当言之事，则必皆言之可也。近臣不言，则疏远之臣，安得以言乎？近臣必得尽言，然后如人之一身，血脉流通，凡事可得为也。或有机关重大之事，而政院不言，他日自上觉悟，而以为近密之臣，何以不言乎云尔，则死有馀罪矣。如是启之外，则结怨于人既多，而上则触犯天威亦多，惶恐罔极，而但不言，则非徒一身有罪，亦至于污辱朝廷，故敢启。小臣有闷迫之情，曾欲上达，而以一己之私，烦渎天听，极为惶恐，故不敢矣。小臣别无知识，气禀之病亦多，而妄事有之，不幸粗习文字，滥得虚名。顷日李滉退去时，自上引见，询访知文之人，李滉遂举小臣之名，而启达，不胜惶恐。李滉归时，出宿汉江。小臣往见言之曰：‘窃闻启达之言，至为闷迫。何以烦渎天听乎？’滉曰：‘吾常在外，远来京师，亦不往还，未尝有所知者矣。汝则前日相通简书而论学，我之所知者，惟汝而已。非以汝为胜于人也。但主上下问，不可不达，故启之。古人亦举尔所知，汝何嫌乎？’云云。闻此言，小臣之心稍降矣。厥后指目甚多，以谓李滉荐某人云。举颜而行亦难。自上又以小臣，幸意其知文，则此乃欺之也。惶恐罔极.欲其呈病，以避毁谤，而亲旧相爱之人亦曰：‘汝得虚名，厥终何以为之乎？’警戒者多有之。而连续近侍，不得退去。不幸又逢此事，小臣之名，亦参其中。小臣若能谨愼乎身，则岂至于此乎？尤为惶恐，不知何以为之，欲尽达其闷迫之情于榻前矣。小臣狂疏，不识世事，如此淸朝，为人指目，岂不闷迫乎？”

6月10日

○壬午，两司合启，论金铠于经席上，敢发邪议，谋陷士林之罪。上不允。

6月20日

○壬辰，上御夕讲于文政殿，进讲《近思录》第二卷。奇大升进启曰：“顷日张弼武引见时传教内，张飞一声，走万军之语，未见正史，闻在三国志衍义云。此书出来未久，小臣未见之，而或因朋辈间闻之，则甚多妄诞。如天文地理之书，则或有前隐而后著，史记则初失其传，后难臆度，而敷衍增益，极其怪诞。臣后见其册，定是无赖者裒集杂言，如成古谈。非但杂驳无益，甚害义理，自上偶尔一见，甚为未安。就其中而言之，如董承衣带中诏及赤壁之战胜处，各以怪诞之事，衍成无稽之言。自上幸恐不知其册根本，故敢启。非但此书如楚、汉衍义等书，如此类不一，无非害理之甚者也。诗文词华，尚且不关，况《剪灯新话》、《大平广记》等书，皆足以误人心志者乎？自上知其诬而戒之，则可以切实于学问之功也。”又启曰：“正史，则治乱存亡俱载，不可不见也。然若徒观文字，而不观事迹，则亦有害也。经书则深奥难解，《史记》则事迹不明，人之厌经而喜史，举世皆然。故自古儒士，杂博则易，精微则难矣。《剪灯新话》，鄙亵可愕之甚者。校书馆私给材料，至于刻板，有识之人莫不痛心。或欲去其板本，而因循至今，闾巷之间，争相印见，其间男女会淫、神怪不经之说，亦多有之矣。《三国志衍义》，则怪诞如是，而至于印出，其时之人，岂不无识？观其文字，亦皆常谈，只见怪僻而已。古人曰一道德，又曰一大统，董子亦谓诸不在六经之科者，请皆绝之云。王者导民，当禁不正之书，此其为害，与小人无异也。古之人君，间有嗜词华，而崇艶丽，故英明之主，天分甚高，则后世或有流传之升，而如隋炀帝、陈后主者，偏着留意，终致亡国。人主之专意词华，言之亦可愧也。诗家中，或有古人吟咏性情之文，而亦有浮夸杂乱之言，自上亦可知之也。吾儒学问中，程、朱之论甚是，而近来自中原流布之书不一，《薛文淸读书录》，亦其一也。今方印出，议论亦不能无疪。学者以为考见之资可也。近来学者，以程、朱之书为寻常，而喜见新出之书，此亦多害。自上亦可知之也。”尹根寿启曰：“《读书录》，乃薛文淸所著，其人于天顺年间入阁，出处甚正，真从事学问之人也。其于议论间，不知何如，而其书则不为偶然也。然程、朱之外，有何益明之论哉？《四书章图》，文淸以为破碎，尤令学者生疑，而所论太极，亦以气为先，故文淸亦以为老氏之说。《四书章图》，今虽印出，而此意当可知也。近来印出者，又有《皇明通纪》。凡作史者，必见一国终始而成之，乃为正史。而此则因一时闻见而为之，取舍议论，乌得正乎？见其议论，亦多不正之处，我国至诚事大，视如一家，若在家僭见则可也。当代史记，至于颁布百官，极为未安。”大升曰：“程复心《四书章图》，有唐板一卷，与今所谓《四书章图》有异，必因此而增益也。《心统性情图》，程复心所作也。李滉仿此为之，而中图下图，则有未安处，故改之。《西铭心学图》亦复心所作，滉专依此而为之也。李滉得其册，欲启达印布，而其论太极处，根本大误，恐误学者，竟不果也。自上先知此意，则后日必有斟酌矣。《皇明通纪》，多有好语，一代之事，人无不知，至于印颁，则似乎未安，而以史见之，取舍在我，则亦非大害也。然其是非去就之间，或多谬误之处，陈建之为人，不可知也，而大概成败利钝，皆归之天，而礼乐刑政，无所用其道。至以太宗之革除，与凡胜败之迹，并归之天。此亦不正也。”

闰6月3日

○乙巳，司宪府启曰：“国家之安危兴丧，系于君子小人之进退。故自古人君，莫不愼重于此，不敢小忽。盖众君子之进，未必能成国家之治，一小人之进，乱亡辄至，其机岂不大可畏哉？自先王末年，大奸相继罢黜，朝宪淸明。及圣上临御，馀孽之未服其辜者，廓然迸去；群贤之流落者，拔茅汇进，朝野宁静，大平之期有日。而不意，今者，给牒叙用之命，滥及于罪关国家之人，使奸贼之辈，复生觊觎之心，人情汹汹，莫不骇怪。尹仁恕，本以谄邪阴回之小人，济之以狡猾，其平生用心行事，极为无状。递事权奸，作为鹰犬，流毒搢绅，酿祸朝廷，使邦国殄瘁。其为罪恶极矣。前牧使郑惕赋性奸贪，处心毒害。父子兄弟之间多有悖戾之事。朋附李梁，极其邪媚，伤人害物之心，遇事辄发。凡在朝列，莫不侧足。至于属经，临民之官，残虐剥割，无所不至。人臣负罪如此，只被削夺之罪，已为宽典，而今蒙恩命，则不但党奸肆毒之罪，将无所惩，而窃恐他日，构祸士林，贻乱邦家者，未必不自今日始也。前都正沈镭，本以凶慝悖妄之人，多行不义，惟意所欲。登第之初，已有诈滥之术，庸恶之称，大播于筮仕之后，贪婪纵肆，略无畏惮。至于朝廷政事之间，人物弹论之际，莫不干与。甚至简通奸凶之辈，助其倾陷士林之谋，几成不测之祸，其为阴惨，有不可言。至于其父浊乱朝政之恶，皆出于此人之纵臾，舆情之愤，久而益深。前虞候李舣，本以无赖悖戾之人，居家行事，有同狗彘，夺人军功，滥乘顶玉。至于迁陵时，以差使员进于陵所，偃然寝处御床，略无忌惮，其僭妄无状极矣。不特此也，风附李梁，谄媚奴事，虽在宰相之人，陵轹无所不至。其他罪恶，难以枚举。如此之人，若蒙恩命，则不但无以惩恶，奸党窥望之路，恐或因此渐开，以阶后日患乱之祸也。前同知沈铨，禀性阴邪，加以贪毒，夤缘乘势，滥蹲二品。国恩罔极，而无意图报，只肆其恶.人有第宅，百计抑占；民有良田，公然怯夺；多占膏饶之地，聚为农庄。招纳良贱，萃为渊薮。为全州府尹时，尽倾官储，买人奴婢，不知其数；竭用民力，广筑官堰，因自取之；多肆官婢，爻案率来。甚至托捕盗贼，屠歼一村之民，没其田土，掠为己物。其蠹国病民，纵恣无忌之状，兼发于前日被罪之时。如此之人，虽置重典，固不足惜。削夺之罪，亦为轻典，岂可遽为给牒，使奸贪之人，无所惩恶哉？尹仁恕、郑惕、沈镭、李舣、沈铨，并还收给牒收用之命。”谏院并启赵光彦，上并不允。

闰6月4日

○丙午，台谏启曰：“顷在先王朝，国运不幸，权奸继起，窃弄国柄，专擅威福。憸邪之徒，风附影从，作为羽翼，张皇气焰，肆行胸臆。胁朝廷之命，箝士林之口，使人主孤立，国势日蹙，危亡之祸，迫在朝夕。幸赖先王洞烛于末年，明示好恶，屏斥殆尽。逮至圣明临御，如日中天，馀孽尽去，群贤拔茅。或至于今，阴慝日消，阳明渐长，朝野拭目，想望太平。国家之有今日，岂不幸哉？不意今者，给牒叙用之命，亦及于罪关国家之人，使奸贼之辈，复生觊觎之心。人情骇惧，中外汹汹，有甚于前日定厥罪之时，决不可迟回，失人心，而招祸乱也。请尹仁恕、郑惕、沈镭、沈铨、李舣，并还收给牒叙用之命。”答曰：“沈铨、沈镭，并如启，尹仁恕等，不允。”

闰6月5日

○丁未，两司更启尹仁恕、郑惕、李舣还收给牒之命，上从之。

○以闵起文为右副承旨，李元禄为永兴府使，洪渊为尚州牧使，边协为安边府使，沈守庆为咸镜监司，申湛为掌令。

闰6月6日

○戊申，上御昼讲于文政殿，讲《论语》《阳货》篇。上曰：“顷日以为：‘尹元衡时，无一直言之人。’我国之人，本不如中朝，〈六月初七日，沈义谦启于经席曰：”我国之人疲弱，中朝有严嵩者，方得志肆恶之时，邹应龙目见杀戮谏臣，而直言不避。先王朝，则二十年间，无一人言者。“郑琢曰：”此言是矣。“尹根寿曰：”我国处于偏方，赋往不厚。中原之人，则每当衰乱之世，多有可称之士。严嵩专权，给事中杨继盛论嵩罪，而见杀，王崇武被窜，其终有邹应龙者，劾奏逐之。方尹元衡之执国，其时臣子无人言其罪者，其贪生畏死极矣。“云云。上之所教，盖指此也。〉此言，予更思之，非但其议不正，后弊无穷矣。”奇大升启曰：“所启曲折之意，不可知，而其言之激，则有之矣。天之禀赋，固无丰啬，谓我国必不如中朝，似乎有弊。而泛然公言，则亦不可不谓之偏也。所谓元衡时不言云云者，愤激而言之也。中原，则方严嵩得志之，日直言被罪者，相继而不避。我国则权奸当国之时，不但草野之士含默不言，朝廷之上蒙遇国恩者，或不知其奸，与或为鹰犬爪牙者，不须说也。一时稍称善人者，亦不能言，身且不退，苟持富贵，可谓非矣。近来风俗顿误，祖宗朝，则激浊扬淸，故年少人亦多过当之事。成庙培养士气，故经废朝戊午甲子之祸，士林之斩伐极矣。而中庙反正之后十馀年间，勉为国事，士气绵绵。后元衡当国，人心大误。今则圣明在上，有怀毕陈矣。但自二十馀年来，朋辈闾巷之间，罕见直气之士。虽见事之非者，亦不言之人。或议之，则又谓之骚扰，凡事皆欲不为，故闷时习之误，而激言之也。”又启曰：“自上当知时习之误，而培养刚大直方之气也。汉末刚大直方之气，折于凶虐之馀。荀淑言逊，故其子孙反为曹氏之臣。中庸之道，惟圣人为之，其下则当务气节牢落，不畏强御也。平居正色正言，然后临难可以伏节死义。小臣常言于朋辈间曰：‘侪辈中，不能直言正色，则又何望到君前，而能言之乎？时世之习既误，伏节死义之臣，岂能多得乎？”上曰：“祖宗朝事，则不知，而前朝衰乱危亡之际，不无甚于元衡之奸，而亦有正直之士，则以此可知人性之不牿。”大升曰：“以前之事传教，至为感激。小臣迷劣之意，每怀如此。方前朝纪纲板荡之时，我太祖东征北伐，大济生民，天命人归，理当主国，而丽氏之臣，欲扶持而竟不能，终有死节之人；为台谏者，或有不计其身，彼罪而死者。革命之后，或有退去不仕者，或有仕于我朝，而一时气节，不为偶然者。至于我朝，名士多被窜戮，而后来之人，不为惩创，皆思兴起。近来甚有闷虑之事，风俗顿归大误，一时所尚，皆以不言为贤，几二十馀年。士大夫间，不言自守者，则交相推荐，多占美官，故近来国家大事，固无之矣。虽小小朋辈间弹驳之事，亦不为之，得闻祖宗朝事，虽以素相交厚者，弹驳不避，故世宗朝，河演为领相兼吏曹判书，崔府为吏曹判书，以政事间事非之。台谏至入上前论劾曰：‘崔府不足道，河演并误。’演与崔府，方在上前，惶惧屏息，出外颜色舒展云。今者，若有小驳，则必曰：‘有何狭心，而如此乎？此人必有异心也。’风俗之归误如此，自上何以知其曲折乎？元衡当国，一时为相者，亦莫敢言，两司长官，皆以门下人为之。非但公事，间，事不能可否而已，稍有意向，人皆逢迎成之。故妾子许通之事，元衡稍有意向，而他人奔走成之。稔恶既久，明宗洞知凶邪，不无厌苦之意，人知上意，故论启而罪之。明宗不以为恶，则至今岂能去之乎？近日之事，甚为不详，所启之言〈指我国人不如中朝之言也。〉无乃有意乎？以此留念可也。主上临御，今且三年，群臣之间，在外疏远者，则不可知也。或以特进官入侍，宰相与台谏侍从之人，自上何事不知乎？大概时习，皆以不言为贵矣。人谁无过，过则可论。若公言之，则闻之者不怒，言之者不嫌，可也。而言之者嫌，闻之者怒，虽有过失，含默不言。至于大误，然后责罚随之，故朝廷不为安静也。九重之上，何以知之乎？必入侍之臣启达，然后可知也。自上必知之，然后政化可行也。各别留念，访问治道，则可知时事，而臣之贤否，亦可辨也。宋时，富弼贤相也。弼之言曰：‘人君无职任，惟以分别君子小人为职。’君子与小人并处，其势君子必不胜，君子不胜，则奉身而退，乐道无闷。小人不胜，则交扇构结，千岐万辙，必胜而后已。迨其得志，遂肆毒于善良，求天下不乱，不可得也。后世人主，当戒于此也。君子小人无别，则是大不平也。君子小人之间，当明辨而严别，然后治化从玆而出。薰臭同处，则无薰而有臭；苗不去莠，则有害于嘉谷。是以为国，必扶君子而沮小人，然后国事是矣。昔者陆贽论上下情义之不通，而言其九弊之不去。所谓九弊者，上有其六，而下有其三。好胜人、耻闻过、骋辨给、炫聪明、厉威严、恣强愎，此六者，君上之弊也。谄谀、顾望、畏愞，此三者，臣下之弊也。上好胜，必甘于佞辞。上耻过，必忌于直谏。如是，则谀者顺旨。上骋辨，必折人以言；上炫聪明，必虞人以诈。如是，则顾望者自便。上厉威，必不降情接物；上恣愎，必不引咎受规。如是，则畏愞者避辜。耻闻过、炫聪明，自古英明之主，尤不能免。”应时曰：“辛盹擅恣，满朝靡然。独有郑枢、李存吾上疏论之。尹元衡之时，则人主孤立，满朝群臣无一人言者。”上曰：“郑枢、李存吾非他国人，亦我国人也。不但上疏，至于庭辱，辛盹不觉下床。我国之人，安有不及中原之理乎？此议一偏，故言之耳。”大升曰：“圣念及此，至矣至矣。我国之人，何有不及于古？自上能以尧、舜、汤、武为可为，而臣下亦以圣贤自期，克去气质之偏，则世道好矣。所启之言，激言而误论。自上深知其病，诚东方万世之福也。”又启曰：“金宗直作《吊义帝江中文》，而身被大罪。其文曰：‘非华丰而夷啬，曷古有而今亡？’此甚正论也。”上曰：“尹元衡时，所以然者何故也？”大升曰：“无他事也。元衡之事，臣不能细知，当以所闻见启之。自少邪毒，不容士类，出身之后，凡荐望之职，皆不许之，故含愤入骨。仁庙在东宫，而无元孙，明宗在君，有宗社终归之理。元衡多怀此意，而不容公论者，又往而结之。仁庙方在东宫，有他心者，非人臣也。朝廷善类，孰怀此意乎？尹元衡创造大小尹之说，以贤士属望于东宫，谓之大尹之类。中庙末年，经席之上，亦发此论。中庙闻之大怒，命窜尹任，而罢元衡。中庙至圣至明，可谓善处。其时臣下不达时宜，以为：‘今若无端罪之，则恐有后弊，外间亦无此事。’云云。中庙止之。元衡，后以都承旨，升拜参判，被驳怀愤矣。元老邪毒无状，明宗即位之初，文定以朝廷和平为教，大臣启达放黜元老，因成乙巳之祸。尹任恶积，死有馀罪。若只罪此人，则可也。李芑、林百龄、郑顺朋辈，至并柳灌、柳仁淑窜逐，寻即赐死。其后又因告变，终以谋叛罪之。一时学问之人，如李彦迪、权橃，安有一毫附任之理乎？柳仁淑亦善士云，而其时之人，因平昔之憾恨，遂致大罪，以至于此。见《制定宝鉴》，则可知也。厥后少有非议，辄构大罪。故参奉成遇，无罪而被戮；许忠真以儒生，至于受刑被祸，而见放。被罪者相继不绝，人孰忘身而敢言哉？台谏侍从，每以尹春年、尹仁恕、陈复昌为之，故少有不合于意，则致大祸。其间虽有忠臣义士愤叹于心，而天门九重，顾身不言。全罗道有安瑞顺者，上疏言：‘宋麟寿贤士，而被罪冤枉之状，拿来于家，讯于大庭，受刑而死，辞连者亦被重罪。国家之有今日，亦云幸矣。’秦二世时，有正先者，非议时事而被罪。其后赵高之势益盛，故议者曰：‘秦之亡，正先促之也。当此之时。’虽有一二人之言，徒杀而已，亦何益哉？后因林百龄之谥，自谓得其衅端，请讯殿庭，明宗及知其奸。朴淳、朴谨元以议谥官，只命罢黜，故气势沮抑矣。”上曰：“议谥之年，何时？”大升曰：“辛酉年也。淳为应教，谨元为副应教，定谥于奉常寺，百龄无他可称之事，故以恭昭名之。后闻有议，改以忠宪，政府改望启闻时，并以恭昭书入，自上下问，故欲乘间隙，以非议元勋，将致大罪也。”上曰：“谥号事，自上酌斟之意，以先定恭昭矣。若即改以忠宪，则自上何事下问乎？”大升曰：“常例，奉常寺定谥后，政府磨勘转启，故政府知元衡微意，以为可改，遂改忠宪。入启时，并以恭昭书入，故自上下问云。”又启曰：“元衡以妾为妻之后，明宗一日泛问曰：‘古有以妾为妻之时乎？’入侍诸臣不能出一辞云。自上已知罪恶而问之，臣下畏祸以不能言也。”上曰：“此言，今始闻之。然则当初亦无争论者乎？”大升曰：“安有争论者乎？辛亥年元衡为右相，文定亦以为年少，而元衡又不敢自当，辞退不居。三司论启，以为贤者不可不置此位。小臣在玉堂时，取见其疏，果在疏札誊录。”上曰：“其人，今亦有之乎？”大升曰：“小臣与同僚，共见此疏，以为时世难，则不可仕宦，恐有遗臭万年。侪辈年少者亦笑之。”上曰：“虽或有见在之人，而一二人承顺唱言，其馀则畏祸而从之。士气当可培养。”大升曰：“至今共传，金安老时，许沆，若欲驳人，必请一会而为之。其时副提学，不知某事，以为今日有何事云，时世误，则事皆如此。”上曰：“金安老败时，孰主张耶？大升曰：”安老憸邪，不容士类。己卯年间，出为庆州府尹，其后入为吏曹判书。为人邪毒，南衮亦惧而逐之。及其复入，欲杀善良，至迁禧陵，而文定方为国母，又有废立之议？其祸逼于人主，中庙不知何以处之之道。戚里之人知其意，言于台谏而启之，中庙即命禁府拿出矣。“应时曰：”凡罪大奸，假手于戚里，故戚里之势自重。“上曰：”此事，如古人所谓盗跖在家，呼阳虎去之。狐狸虽去，虎狼入来矣。“大升曰：”梁渊既去安老之后，中庙过于委任，将有专擅之事，而身死云。其时处置，虽不能正大，而既罪安老，引进己卯之人，郑光弼亦登庸。此则终为善处也。安老以其子禧尚公主，岂无攀缘之事乎？李荇为相，引入安老，荐为大提学，羽翼已成。许沆、蔡无择乃其腹心也。安老见败时，此人皆在丧中，故得以图去。人君防小人，当谨于初，国事既误之后，亦无如之何矣。“又启曰：”假手戚里，因成后弊。乙巳年文定有密贞，故亦因戚里之人指挥，遂为中学一会，欲倾陷一世。其时台谏年少有气节之人，以为不可，遂被大罪。柳希春、金鸾祥，则其时正言，白仁杰则其时献纳，虽幸不死，并谓贼党而罪之。“上曰：”仁杰亦欲推考元衡，而并递两司，竟至系狱。“大升曰：”自上知无情，故其罪止此。“应时曰：”在汉时，窦武贤，故陈蕃同力，欲除宦官。戚里有贤士，则可与共事也。大升曰：“窦武则贤矣。故与之同事，如其贤，则可与为也。”上曰：“不但戚里，东汉时，欲除去窦宪，而与郑众谋之。此则虽被罪，而东汉亦以此亡也。”大升曰：“始之不谨，终必难图。汉章帝时，窦宪至夺公主之田，知宪之有罪，而不能去，故至和帝时如此也。天位惟艰，当临深履薄，不可小放，故君子在朝，则小人斯远。但知小人，亦难也。又启曰：”人之承顺，甚可畏也。昔唐太宗，尝止树下爱之，宇文士及从而誉之不已。上曰：‘魏徵尝劝我远佞人，我不知侫人为谁，意疑是汝，今果不谬。’士及叩头谢之。仍以微言婉辞对之。太宗悦其言，而不以为非。自古英明特达之君，亦陷于小人术中。“又启曰：”今时之弊，苟安无事，欲受禄俸，纳驺直、食苞苴，以过一生者甚多。其人，近来旌别淑慝，善者厚之，不善者薄之。如此寻常之辈，孰肯喜于其心哉？善人之心公，故欲尊荣吾主，安平吾民，而寻常之辈，只欲保全其身，而无意于君民。故议论是非之相激，自古不能无。今时，果不知何如，而亦恐不能无如此事也，顷日邪论之发，根于此也。朝廷之上，如非大奸，则前日任使之人，不可尽却。然其间有用之于腹心者，有用之于爪牙者，又有用之于外处者。自上能知此意，必先亲贤，则君子气势堂堂，寻常杂谈之人，亦不能言矣。一时治乱兴亡，皆系于此。顷日准期不叙事，三公启达，而圣答至极是矣。三公非不知其未安，人情溺于苟安，故以人情启之也。圣教既下，其言如天，人皆望绝而心服。若其下人所为，则众怨丛归矣。君子小人之间，抑扬之道，不可少忽。君子道长，则少人道消。陆贽之言曰：‘陛下有善志，而不能善治，故臣每中夜静思，窃叹深惜。向若陛下有位而无志，有志而无资，则臣固已从俗浮沈，何苦汲汲如是？’陆贽贤者，而其言如此，况其下乎？自上不为主张，则下人何所恃乎？上若勉为学问，以圣贤自任，则有志之士，孰不忘身徇国乎？“应时曰：”准期之法，传教至矣。《大典》本意，必因窥避托病，而设此法也。若欲分辨，则似拘人情，故一切绳之以法，若至公无私，则犹可分辨。《大典》本意，必不如此也。“大升曰：”此言亦是。然此法非不申明，丙寅年为之，又于前年为之矣。六期之法，当初设立时，人皆不便，而世宗之心，独与许稠合而成之。今者初即乐赴，旋即弃来。弃来而亦无罚，故人无忌惮。虽果真病，而必有画一之法，然后可也。此法既立，欲弃官上来者，畏惮中沮云。纪纲若立，则事无苟且。若先欲分辨一二人，则政归姑息矣。守令若真有病，不可在官，则监司自当以公论启闻，而今则百般图嘱，必售其计，岂不未便？“又启曰：”成宗朝，有驸马洪常叔父为长兴府使，以病不去，台谏论之，竟置于罪矣。近者会宁府使金启事，宪府论启已久，自上不为允兪。圣意以为：‘启虽骤陞，而合当则可遣也。其意亦当。’但台谏将公论启达，自上当可勉从也。金启处心，欲善朝廷，亦不以人物为非，只以滥陞论之。台谏竟不得请，而止之，则金启岂不慊然于心乎？徐过数三年后，命为此任，则合于听谏之道，而得于待下之事矣。“上曰：”此则有不然者。金启以不善论之，而止之。而往焉则果如是矣。此则只以骤陞论之，而止之，则是公论许之也。以此而往，有何惭愧？“大升曰：传教则至矣。但公论既以骤陞论之，物情少有不释然者，则于启有何光乎？士大夫，当以廉耻培养也。”上曰：“朝廷间骤陞者，岂无其人乎？金启，虽于前年始陞堂上，而出身既久，非不可为此任也。”大升曰：“圣教至矣。该曹与相臣之意亦如是，故拟望矣。然若年高之人，则犹可为也。金启年才四十馀，骤陞嘉善，于启岂不未安乎？况公论不行，而苟且行公，岂不惭愧乎？”

闰6月7日

○己酉，上召对于文政殿，讲《论语》《阳货》篇，自子之武诚，止知其必不能改也。奇大升临文启曰：“礼乐不可斯须去身，礼乐失序，万事顚倒。古礼、古乐，今虽不可复见，学其心，而寻其声器，则可也。”又曰：“十室之邑，教以礼乐，则相为揖让，近来二十年前，分忧一道者，或为谒圣之礼。自乙卯倭变之后，专意于军器摘奸，而不复为兴起劝奖之道。虽号为尽心者，不过补葺书院，供馈儒生而已。教导就善之方，绝少未闻矣。欲兴治化，必有教化，然后有观感之美。人性虽曰本善，非教，则不能成就。前朝恭愍王时，李穑聚士教之，故多有忠臣义士。近来未见兴起之士，然必留念于此，毋曰无人，而悠久行之以诚，则教化渐可兴也。”上曰：“前朝李穑，善人耶？”大升进对曰：“李穑人论甚多，而大概不为偶然。穑少时入中原，擢制科，仕于元。博学高才，所学虽主于文章，而其于礼文儒者之学，所见亦多，而教诲之事，甚有功力。郑梦周，非全学于李穑，而亦以奖劝兴起，而有成。高丽将亡，流窜在外。太宗即位，即命择之，迎见礼遇。又使之仕，不屈而死。高丽崇佛，而此人文章甚高，故如守宇之记、佛经之序，皆出此人之手，故年少之儒，以为崇佛而诋毁。此人虽非学问中人，气节甚高，实东方学问之源流也。”尹根寿、郑琢等亦陈穑不亏大节之义。大升曰：“所启尽是。不事我朝，意思甚高，而立朝之时，不能壁立千仞，不无浮沈之病，故前朝史记，以此少之。不知其论果出于公，而尚论则可知其长短。”尹根寿启曰：“伏闻昨日经席传教之辞，至为惶恐。〈根寿，前日经席，论我国人心本不如中原，而昨日上教以为不正，而有弊，故根寿有是启。〉小臣之意以为，二十馀年，人畏元衡虐焰，莫敢一言，寻常愤叹于心，故启之。其言思之，则有弊矣。”上曰：“昨日予所言者，以顷日所启不无后弊，故欲救其失，非所以非之也。”大升曰：“一时所启之偏，自上留念，思忆如此，凡事每加睿念，则圣学益就高明矣。我国学问，箕子时事，无书籍难考。三国时，天性虽有粹美，而未有学问之功。高丽虽为学问，只主词章。至丽末，禹倬、郑梦周后，始知性理之学。及至我世宗朝，礼乐文物，燠然一新。以东方学问相传之次言之，则以梦周为东方理学之祖，吉再学于梦周，金叔滋学于再吉，金宗直学于淑滋，金宏弼学于宗直，赵光祖学于宏弼，自有源流也。迩来，儒士欲为圣贤之学，自上能主教化，则此其复古之机会也。勉力学问之人，虽似不多，今闻议论，长者之知学问，视己卯为多云。”尹根寿曰：“己卯之后，人怀向善，盖出于赵光祖之功也。”大升曰：“近来闾巷间，下贱之辈莫不修举丧礼，或有靑年寡妇不之他适，皆己卯振作之馀效也。但光祖年止三十八，而一时仕宦于朝，未暇著书传后，故不知学问深浅，而其所为之事，则人皆钦仰。”根寿曰：“小臣传闻，则一日明庙有教曰：‘闾巷间当读《小学》。’尹漑为政丞，闻此传教而赞襄。尹元衡以为：‘人当为善于心。己卯年，崇尚《小学》，而辛巳年生乱，乙巳年又生乱逆，《小学》乱逆之书。’尹漑闻之震栗。元衡心术，此可知也。”上曰：“尹元衡作罪我国，不可胜言，而此言则予固不知。今闻此言，尽诋先儒，真得罪万世者也。”大升曰：“韩侂胄讥朱子以伪学，古今无异也。观尹元衡当日所为之事，此固常事，不足怪也。元衡之恶，昨日大概启之。元老、元衡乃兄弟，而皆邪毒。明宗即位之初，亟黜元老，故元老不得参勋，以尤元衡。元衡教诱春年，上疏窜逐而杀之。元老之罪可诛，杀之者元衡也。以兄弟之至亲，而犹若是，国人之畏怯，宁有极哉？自古小人，熟如元衡之甚者乎？”上曰：“顷日儒生，上疏以为：‘方威棱震叠之时云。’如此，故莫敢言也。”大升曰：“传教至矣。前事之不忘，后事之师也。小人如尹元衡者，固稀罕矣。虽以小小小人，乘间抵隙，亦足以累圣治。克己从善，亲近贤士，则时世好矣。”根寿曰：“宋麟寿从事学问，孝行超卓，正色立朝，见忤于李芑、尹元衡，被罪而死。此人之贤，可与权橃、李彦迪并论也。”大升曰：“初以浮薄徒之领袖而罢之，后因良才驿壁书之变，至于赐死。自上既已伸雪，而深恐此人之贤，自上不能洞知，士林怨痛之矣。”又各曰：“会盟文，至以谋反名之。”又启曰：“麟寿一生，钦慕己卯之人。癸卯、甲辰年间，为全罗监司，劝勉《小学》，引接后生。其时读《小学》，皆麟寿之功也。今午雷动，此虽时节，圣教以为未安，可谓至矣。夏月虽曰雷雨之时，而雨声过涝，两南水灾，极为惨酷。春而旱，夏而水，禾谷之伤，民命谁赖。此其天地乖戾之气，自上各别省念，可也。人君一念，可以赞成天地造化，故《中庸》曰：‘致中和，天地位，万物育。’自戒谨恐惧，而精之约之，以至吾心正，而天地之心正，吾气顺，而天地之气顺，则雨旸以时，天地位矣。三代盛时，曁鸟兽鱼鳖，咸若天地之气和，故以致此也。唐太宗有水旱，而民无差怨者，以其忧勤抚绥也。终致斗米三钱之效，虽曰假仁义，而亦其魏澂劝行之致也。即祚之后，当春夏之交，风雨和顺，皆望大有为之庆。至秋风，灾不绝，田卒污莱，水田差有所收，故仅免饿莩之忧。今年则粤自春节，雨水不中，到夏益甚，民生之事，极为艰苦。各别省念，如有未尽之事，务极修省，回天心可也。天生万民，不能自治，立之君以主万民，君不能独治，又分忧于守令，守令治民不善，而民有嗟怨，则君必罪之。以此推之，人君爱民之心，不能诚实，至于流离失所，则天心岂不震怒乎？人主在亿兆之上，无他可畏，而上有皇天之赫临，一念之差，每恐上帝之震怒，则天心悦豫矣。”上曰：“此言至当。”大升曰：“小臣偶思而启达，圣教如此，不胜感激。燕间之中，无少间断，则与圣人同也。”

闰6月9日

○辛亥，以朴好元、许晔、朴素立为承旨。

闰6月15日

○丁巳，传曰：“韩胤明身死后，其妻子穷困云，至为矜恻。特赐米太并四十石事，言于该曹。”

闰6月16日

○戊午，王大妃殿尊号，以懿圣为定。又议明宗配享，尹仁镜、安玹、尚震，皆无分。尹漑、沈连源、李彦迪，俱以十一分，入参庙廷配享。

○慈殿传教曰：“处女单子，则尽捧。广择有德之门贤女，何如？”大臣回启曰：“玆教至当。”

○大臣以慈殿已过大祥羸瘁，请开素，至再至三，慈殿不从。

闰6月18日

○庚申，以王大妃殿开素事，东西班二品以上，两司全数诣阙。

闰6月20日

○壬戌，谏院启曰：“殿下宅忧，一遵礼法，凡在见闻，莫不大悦。而今者处女单子之捧，预在未禫之前，请勿以慈殿所为，而留难。”上即命勿为。

闰6月24日

○丙寅，上御昼讲于文政殿，讲《论语》《阳货》篇，自子曰绝食终日，止不知其为谁也。奇大升临文启曰：〈因上章宰我问丧，而启之也。〉“三年之丧，天下之通丧。人子为亲之情，昊天罔极，而圣人必为之中制，为父而斩衰三年，为母而齐衰三年，父在则降为期年。此非罔极之恩，独啬于母而然也。天无二日，家无二尊，不可以此隆故也。周公制礼，作为人后之条，而所生父母，屈义降服，岂不知情之罔极，而必欲有所降杀哉？此其圣人节文精微之蕴，而立天地古今之大经大法也。体念圣贤之遗意，深究降杀之当然，则必有益于学问，而更无碍于裁事矣。”仍又进启曰：“人君摠揽万事，何事不为要切，而纳谏为切，经席之上，大小臣僚已尽启达矣。但自顷年，风俗大误，人皆以不言为贵，今虽纳谏，而只从循例之言，不能丕变时习，又不能大益圣德矣。人情勉强为善者少，姑息偸安者多。犯雷霆之威，抗骨鲠之辞，岂人人所可能哉？必须优容虚受，嘉悦劝奖，言虽不中，亦不为非，而有所优纳，然后始可以集天下之言，来天下之善也。苏洵作文，以记人君必有激劝谏臣之道，而其要有三。洵之议论，虽曰诡而不正，天下道理，固如此也。近来，自上所为，无不允当，在廷臣僚，孰不尽力？然必自上当知谏诤不为己谋，而只欲为国可也。直谏犯颜，甚不便于其身，不知君上以为何如，而攻人之恶，亦多取怨，故谏诤之臣，自古谓之孤单。能知此意，而快于听纳，则凡事渐好矣。臣见外间公事及经席陈弊，时世已误，风俗不美，国储板荡，生民困瘁，莫甚于此时。而水旱之灾，又从而连绵，思之，则甚多忧闷。人君统御亿兆，亿兆安，然后始可言尽其责任。古之圣王，劳心焦思，侧身修德，正以此也。先以济苍生之心，坚定于中，虽闻片言之善，亦必服膺于心，草野疏章，亦可采施也。”又启曰：“小臣因此章，三年之丧，敢以迷劣之言，敷衍启达，心极惶恐，而言出，故敢陈之。天下通丧，有常有变，常者其顺，故虽众人可以易处，而变则处置得宜甚难，必加留意，穷极详察，然后始免失礼之讥矣。自上入承大统，似异于常事，其间处置之事，或出常规之外。先贤之议。各有定论，当其时，则可以其议举行也。第念自古议论不一，虽以先贤之言，或有误见之时，失之毫厘，改之未安。先圣曰：‘生事之以礼，死葬之以礼，祭之以礼。’能以礼为之，则可无一毫之差，而知礼甚难。今者三年已过，论之以古规，岂无为私亲合行典礼乎？朝廷自能善处，而一时或牵于私情，有所未尽于礼文，则非但殿下自处之道，大有未安，其于事亲之道，亦甚有妨。圣念留省，一遵古制，必以古先圣贤自处，则好矣。小臣先事而言，极为惶恐，而别无他意，欲望主上无过举，而合古礼也。古者，人君入承大统，其所处置者甚多，而能得其正者少。宋英宗时，议论不一，而终不能胜正。至孝宗时，无他议，程、朱是之。其间或有处置之损益，而此其大纲领也。以天性罔极之情言之，则何可限量，然必以古礼裁制，然后不失其天理之正，而能得乎人心之安也。古人曰：‘孝悌之德，通于神明，光于四海。’伏愿更加留念焉。朝廷之上，自古每患因循苟且之病，自上有复三代之志，又有复三代之德，今欲复三代之礼，当勉勉循循，以复三代之典。若因循苟且于近代之事，抑恐有乖于大有为之气象也。国家之事，每为启达，极知惶恐，而顷日文昭殿事，当初增修之议甚正，而后因誊录，更疑祖宗朝事如此，而非一番骚扰，今既改之，曷若初不为非礼之为愈哉？虽以祖宗朝事，亦或有不可尽从之事。非谓良法美意不，可以遵守，一时偶为之事，或有所商量可也。成庙初年，文昭殿议得未安之事，前已启达。其间甚多闷郁之事，成庙幼冲即位，贞熹王后临朝，而一时大臣，多世祖朝功臣，故臣见《日记》，则睿宗小祥，即庚寅年十二月也。小祥才过，三大妃殿为进丰呈，而大臣则赐宴乐于阙庭，教之曰：‘以醉为度。’诸臣终日而醉，韩明浍、郑麟趾，至于起舞云。以此推之，其时亦岂无误处之事乎？此非以祖宗朝为尽是，而圣念一遵三代以上之礼，以法孔、孟、程、朱之论，然后东方礼乐益备，垂之万世，而有光矣。人君代天理物，立法创制，必欲流泽于后世，不可取辨于目前。自上立志，当可高远。”又曰：“若有一毫之未尽，则非但有乖于礼，抑非贻谋燕翼之道也。事至于误处之后，则至亲天性之际，易于承顺，难于谏止。朝廷之上，不可必谓以死力争也。小臣迷劣，不晓事理，而所望者，只欲圣学日跻，时世隆平，则行于明时，其荣大矣。事若误处，则别无回天之力，而抱闷何可量哉？先事而言，甚为未安，然平时有所启达，则圣念亦必省念，而下人亦知可争矣。或意思不平，而一人念偏倚，则恐误国家大事，深以为忧。自有孝宗故事，知可以思慕乎？此则必无他虞矣。其间事势，或稍有损益之当然，而自不失于典礼之正，尚何患今古之殊乎？程子曰：‘虽当专意于正统，岂能尽绝于私恩？’国家大事，当可次第举行，又不可有所防碍，而不即施行也。”

闰6月25日

○丁卯，以朴忠元为吏曹判书，闵起文为大司谏。

7月3日

○甲戌，司宪府论启：“三陟府使韩琦残劣衰耗，安边府使梁应台，前为东莱府使时，贪取鄙陋。”

7月6日

○丁丑，以金添庆为左承旨。

7月7日

○戊寅，司宪府连启韩琦、梁应台罢职事。上从之。

7月10日

○辛巳，全罗监司驰启，全州、金堤、和顺、扶安、庆尚道咸阳等水灾，禾谷沈沦，人物漂没，而咸阳尤甚。上传于政院曰：“今观两南书状，极为惨惔。民生至为可虑，致灾处救荒之意，言于该曹。”

○议政府启：李彦迪谥号望，文忠公、文贞公、文元公道德博闻为文，主义行德为元。上落点于文元公。

7月11日

○壬子，以具思孟为黄海道监司。

7月13日

○甲申，以朴淳为吏曹判书。

○罗州赴举儒生，请改上下道，为左右道监司，从之。左道，以光州、绫城、和顺、长兴、顺天、淳昌、南原等官为之。右道以全州、罗州、海南、灵岩、灵光、古阜、扶安等邑为之。

7月18日

○己丑，传曰：“即位以后，经筵官及实录厅官员，书启可也。”慈殿欲知之，故言之矣。“

○是时，自乙巳窜逐以还，升堂上者九人。白仁杰、卢守愼、黄博、金鸾祥、柳希春、闵起文、李湛、李震、李元禄。赐环未久，而早死者三人，韩澍、李焰、柳堪。时未为堂上者，尹刚元一人而已。

7月25日

○丙申，全罗监司驰启：“宝城郡定配罪人申檥，割穿棘围，任意出入，强奸朝官之妾。”上命拿鞫。

7月28日

○己亥，弘文馆启曰：“《论语》，今巳毕进讲。当彻上彻下熟读，限熟读间，勿为朝讲，日数多寡。自上斟酌宜当。若有疑处，不时召对，何如？”传曰：“知道。”

7月29日

○庚子，以愼喜男为掌令。

8月2日

○癸卯，巳时，太白见于午地，经天。上传于政院曰：“不胜惊愕。”

8月5日

○丙子，五更，荧惑入舆鬼星。

8月6日

○丁未，太白经天，五六日来，无日不见。

8月7日

○戊申，以白仁杰为同知经筵，李仲虎为检详。

8月9日

○庚戌，太白经天，荧惑入舆鬼星，又犯积尸。政院请令弘文馆博考故事，弘文馆书启：“大概五曜之中，唯火为凶；众星之中，鬼为最忌。荧惑入舆鬼，已为不祥，至犯积尸，其变尤惨云。”

8月14日

○乙卯，上诣慕义殿。以三更五点，宫城门开，军士聚会，巳时告动驾祭，申时动驾。

8月15日

○丙辰，未正，上自敦化门，陪神辇，而出至宗庙。

8月16日

○丁巳，丑时，上行祔庙祭。卯正，上动乐还宫。百官行贺礼于檐下。教中外大小臣僚、闲良、耆老、军民人等。

王若曰。望断升云，逸仙驭之。永隔祀严，率礼钦祔仪之告成。云云。今隆庆三年八月十六日，祗奉皇考恭宪明宗献毅昭文光肃敬孝大王神主，亲祔于宗庙。既罄精，仍举熙，事宜推演，其神贶霈，肆宥于群黎。云云。

○弘文馆校理李珥，于经席进讲《孟子》，临文启曰：“世代各有所尚，战国之时所尚，在于富国强兵，战胜攻取而已。至如西汉之淳厚，东汉之节义，西晋之淸谈，皆一代所尚也。人君当观一代所尚之如何。所尚不正，则当矫其弊。今者承权奸钳制之后，士习委靡偸惰，徒知食禄以自肥而已，无忠君忧国之心。纵有一二有志者，皆为流俗所拘，莫敢出气力以振国势。俗尚如此，圣上当奋大有为之志，以作士气，然后世道庶可变也。昔者孟子以匹夫之力，只以言语教人，尚能熄邪焰廓正路，以成如禹之功。况人君任治世之责，能以斯道教民，则非徒垂教于后世，亦可兴化于当时，其功岂特孟子而已？当今人心之陷溺，甚于洪水之灾、杨、墨之害。只望，殿下躬行心得，施教于世，尽其君师之责而已。”讲毕，珥进启曰：“人君不欲治则已，如欲为治，必先下功于学问。所谓学问者，非特勤御经筵，多读古书而已。必也，格物、致知、诚意、正心，工夫不懈，实有功效，然后乃可谓之学问也。匹夫在家，虽有学问之功，其效不见于世。人君则不然，蕴之心意者，发为政事，故其效立见也。当今民生困瘁，风俗薄恶，纪纲陵夷，士习不正，而殿下临御数年，未见治效，窃恐，殿下格致诚正之功，有未至也。若此因循，日益颓败，则国之为国，未可知也。伏愿殿下，奋发大有为之志，存心道学，讲救善政，使臣民晓然知圣主将兴三代之道，然后熟察群臣之臧否，择其忠君忧国者，与之共事，而不使碌碌无志，只求𫗦餟者，冒居大位，举错得宜，人器相称，则经济之士，必有出为世用者，而国事庶可为也。殿下诚志于治，则虽常人之言，可补圣德。若殿下悠悠泛泛，只事文具，则虽孔、孟在左右，日谈道理，亦何益哉？”领议政李浚庆进曰：“朝廷之上，当守体统。顷日承旨请面对之事，非近规也。恐坏体统也。假使有可畏之机，自有台谏及论思之臣，何必承旨请对耶？”珥曰：“此言不然。只在所言之如何耳。若所言是，则何妨于体统？承旨亦经筵参赞之官也。请对言事，亦其职也。浚庆之言，大执也。今者善政不举，百度废弛，若不奋然振作，以新一代之规矩，而徒欲循常守旧，则安能祛积弊，而大有为哉？大臣不能引君当道，而惟遵守近规是务，殊非群下所望也。”李珥白上曰：“为治，先须识时。人君虽欲有为，若权臣专国，或兵革扰乱，则虽有其志，治务难成矣。今者幸无权奸及戎马，此正殿下汲汲有为之秋也。”上曰：“此言则然矣但。战国扰攘之时，孟子劝齐、梁行王道，则虽有戎马，亦可行王道矣。”珥拜谢曰：“殿下所见，诚卓冠千古矣。但王道之行，在于实功，不在于言语。伏愿，殿下实下功夫也。孟子之言曰：‘一正君而国定。’此最要语也。夫君既正，则政事之间，虽有小失，自当改革矣。若君心不正，则虽使政事偶合于理，渐变为非矣。今者，殿下先正圣心，日用言行，粹然一出于正，以表率臣民，则君子有所恃，而尽忠辅佐，小人亦知上心之不可干以私，将必革面向善矣。此所谓一正君而国定者也。”

8月18日

○己未，司谏院劾不能详察祝文之承旨请递。上从之。

○司宪府启：“十六日祔庙行事之时，左通礼当执礼未唱之前，经导殿下，入诣版位，非徒玉体有劳，祭礼愆违，节次顚倒。请礼仪使、都承旨及礼房承旨，并命罢职，他承旨并命递差，左通礼请命罢职。次知礼貌官，任然退在，只令迷劣下人往见庙内之事，请拿鞫堂上，执礼推考。”答曰：“通礼、礼貌官罢职事，如启。礼仪使，推考可也。

○传曰：“今月内，文昭殿别祭亲行矣。择日以启。

8月20日

○辛酉，司谏院启曰：“前海丰君李元佑，以阴险奸慝之人，纵臾其凶恶之父，其于伤人害物之事，无不预知，国人共愤者久矣。及先王升遐之初，不赴号哭之班，辄生希望之计，敢以戎服驰诣潜邸，往还阙门，再三未已。原其心事，极为无状。按律定罪，当伏流窜之典，削官不齿，已为太滥。给牒之命，反及于如此之人，凡在见闻，莫不惊愕。请还收成命。上从之。

○礼曹启：“考见前例，则即位之后，有先祭宗庙，次祭社稷，次谒圣、文昭殿、迎恩殿别祭，以此举行。”云云。

○以李仲虎为舍人，李民觉为司成。

8月23日

○甲子，以朴应男为大司宪，沈义谦为大司谏，李景轸为掌令。

8月26日

○丁卯，以李后白为都承旨，柳希春为右副承旨，尹澍为同副承旨。

8月27日

○戊辰，慈殿，以今上即位以后，经筵官、实录厅诸臣，赐酒于明政殿庭。大妃以手书下备忘记于群臣曰：“大臣侍从等，进讲于勤劳，主上速为圣学高明。且国家多事之时，贤臣等励翼国事矣。予为慈母之心，不胜美喜，以此略小薄物，乃示予感悦之意也。勿谢。”三公以下，赐物有差。

8月28日

○己巳，有夕讲。

8月29日

○庚午，上幸景福宫，问安于恭懿王大妃，日暮还宫。王大妃命宦官朴谨赐酒。又各赐紫的囊子一部。

9月1日

○辛未，是日，慈殿上尊号，初度习仪。

9月2日

○壬申，台谏来启：“承旨朴好元、许晔等，前日祔庙时，失礼事被论时，或退家不入直，或不入经筵，请罢其职。上命只递。又劾礼判金贵荣为礼仪使失礼，上亦命递差。

9月4日

○甲戌，上颁赐《圣学十图》四十馀件，赐中绵子，每一人二斤。

○以李俊民为左承旨，李拭为右承旨。

○夜，雷雨。

9月5日

○乙亥，三公，以雷动灾变辞免。上答曰：“推咎台衡，以应灾变，吾谁欺？欺天乎？汉君以罢相，塞天谴，君子讥之。卿等独不闻乎？宜勿辞。”

○大司宪等，以业从之冤，张洽漏网，不宜停启，自数请递。

9月8日

○戊寅，上尊号时，左右承旨为册捧进，左副右副承旨为宝捧进。

9月11日

○辛巳，上尊号。午时，殿下衮冕而出，慈殿以权停礼不出。殿下立阶上板位之上，左承旨李俊民、右承旨李拭，既册封进之任，左副承旨柳希春、右副承旨宋贺，趋以传受二宝，双举以进。上捧而复授二臣，二臣传于二内侍而退。上入幕次，小歇，还入宫。申时，自内出御殿上幄坐，百官三行四拜礼，山呼。典翰为宣笺官，读百官笺。引仪为读笺官，诵外官职姓名，日暮乃罢。

9月12日

○壬午，朝讲。校理李珥陈侵虐新来，污辱伤病之风。上曰：“此甚无谓。可令痛禁。”

○以闵起文为右副承旨，宋贺为同副承旨。

9月13日

○癸未，传：“新及第者四馆，目为新来，侵虐污辱，无所不至。以沟溷秽泥，涂其面目，名曰唐鄕粉。毁裂冠服，推转于污水之中，作为鬼形，人不忍见。伤身受病，比比有之，其于体貌，亏损实多。此等弊俗之事，既无于礼文，又无于中国，而习以为常，恬不知改，无识莫甚。自今以后，新旧间纠捡事外，污秽侵虐戏弄之事，一切痛革。如或仍踵旧习者，摘发治罪。”

9月14日

○甲申，府启：“吏曹佐郞具忭，人物粗鄙，且不安静，不合淸职。请递。”上从之。

○以金就文为大司谏。

9月18日

○戊子，上诣社稷。

○司天奏金星入帝座。

9月19日

○己丑，上行祭于社稷。未明还宫。

9月21日

○辛卯，以李湛为左副承旨，柳希春为上护军。

9月24日

○甲午，上移御景福宫。

9月25日

○乙未，上幸太学，别祭文庙，试士取卢稙等七人。

○李珥因进讲，乃启曰：“自古，有为之主，欲兴至治，则必推诚待贤，酬酢如响，开怀虚纳，故上下交孚，而政治成焉。尧、舜之时，不言而信，无为而化。若无待于言语，而考之古书，则尧舜与廷臣，都喩吁咈，无言不答。况后世乎？至如我朝，世宗、世祖与群臣，相亲如家人父子，故群臣感恩怀德，竭其死力焉。今臣累得入侍，每见殿下，于群臣之言，略不酬答。夫一家父子、夫妇，虽至亲，若使父不答子，夫不答妻，情尚阻隔。况君臣名位悬绝者乎？群臣得见上面，只在经筵，故入侍之臣，预思所奏，昼思夜度，及至上前，怯于天威，言不尽意，十达二三。自上虽虚心酬酢，尚患下情不达，况沉默不言，以阻之乎？目今天灾时变，近古所无，臣民惴惴，不知更有何事，为殿下计，当敷求善策，急急救时，不宜深拱无所为也。明宗大王，以二百年宗社，付之殿下，殿下受其忧也，非受其乐也。二百年宗社，日阽危地，而殿下不思振起之乎？”上曰：“蕴之为德行，然后乃可发之为事业。岂可无德行，而有事业乎？且三代之治，亦当行之有渐，不可猝然遽复也。”珥曰：“殿下此言，固是循本之论。但德行非一朝可办，而政事不可一日废也。允德未成之前，将置政事于不问，而任其紊乱乎？是故德行事业，当一时交修并进也。且三代之治，固不可猝复矣。至于革弊救民，则此岂难行之事乎？尧、舜之德，虽不可猝成，但求尧、舜之用心，法尧、舜之善政，则庶几尧、舜之治矣。”上曰：“古亦有无尧、舜之德，而有尧、舜之治者乎？”珥曰：“古人无法尧、舜者，故不见其治，诚能法尧、舜而行之，则岂无其治乎？程子有言曰：‘后王若明春秋之义，虽无舜、禹之功，亦复三代之治。’此其明验也。且孟子劝齐、梁行王道，以二君可行王道故也。岂好为空言哉？以德言之，舜禹之德，非二君所可猝办也。德虽不及于舜、禹，而奋发大志，力于躬行，信任贤臣，每事取法舜、禹，则舜、禹之治，可庶几也。臣民得遇圣君，乃不见治化，则何时得遇大平之日乎？”李珥因书堂月制，乃设问答之辞，以陈人君为学为治之道，名曰《东湖问答》。上问珥曰：“《东湖问答》，何以汉文为自弃乎？其论似过矣。”对曰：“文帝固是贤主也。臣所谓自弃者，抑有意焉。先儒谓，若道将第一等，让与别人，且做第二等，便是自弃。文帝以美质之君，当汉道全盛之时，可以复古，而志趣不齐，终于杂伯，故臣以为自弃耳。”上曰：“文帝之不能复古，以经籍遇火，真儒不作故耳。岂是文帝之过乎？”珥曰：“文帝无大志，每好卑论，虽有文献，亦将如之何哉？人君立志不高，大抵皆自弃也。”时中宫未建，献纳吴健启曰：“择妃，当先观家法，且外戚之患，不可预防。”上曰：“人君自不贤，故外戚为患。人君苟贤，外戚岂能作威福乎？”珥曰：“殿下之见，诚卓然矣。但人君虽贤，不可自恃其贤，而不为之捡防也。择妃，须见家法之如何，不然，则圣女未可必得，而后日外戚，岂无恣横之忧乎？”上曰：“王莽之女孝平皇后，亦贤明，则何必系于父母乎？”珥曰：“若泛论事理，尽其常变，则上教亦当矣。今择圣妃，而不问父母之如何，以冀万一之幸，则无乃不可乎？必须咨访大臣，博采群议，必得家法纯正、父母仁贤者，然后乃为国家之福矣。”

○李浚庆侍上，语及乙巳之事曰：“卫社之时，善士或有坐死者，其疮痍未合矣。”李珥曰：“大臣之言，何可含糊不明乎？卫社是伪勋也。其得罪者，皆善士也。仁庙礼陟，中宗嫡子，只有明宗一人而已。天命人心，岂归他人哉？奸凶乃敢贪天之功，斩伐士林，以录伪功，神人之愤久矣。今当圣上新政之初，当削勋正名，以定国是，不可缓也。”浚庆曰：“此言则然矣。但先朝之事，不可猝改。”珥曰：“不然。明宗幼冲即祚，虽不免奸凶之欺蔽，今则在天之灵，洞照其奸矣。虽曰先朝之事岂可不改乎？”

10月21日

○辛酉，是日，白虹贯日。上避正殿，减膳。

11月6日

○乙亥，以柳希春为副提学。

11月29日

○戊戌，有日变，上亲见而兢惕。

○工曹参议朴承任等赴京，上礼部主事书曰：

窃照，本国接攘东隅，密迩皇化，名为外藩，实同内服，拱北之诚，有加无替。朝廷亦鉴其忠顺，嘉其慕义，遇以殊礼，别于他邦。其字小之仁，无间内外；眷待宠荣，靡所不至。下邦亦感戴皇恩，益笃葵悃，犹恐丝毫愆度，以获戾于天威。今者卑职等，赍擎冬至贺表，进至天阍，不期，鸿胪寺将卑职一行人等，退班于无职生员及亵衣人之后。又朔望朝见，不许入皇极门内，只令于门外行礼，较诸久远见行事例，尊卑悬绝。远人惶惑，罔知厥由，即欲呈禀于该部，以未行见朝之礼，不敢径进干冒，姑循新令，隐忍迁就，䩄面汗背，无地容措。始令通事，仰达微恳于执事。且禀呈文辨白之意，则执事不以烦诉为罪，特赐温慰。又教以不须呈文，只可口禀于该司郞中。郞中大人，亦讶其变易之轻率，即禀议于尚书阁下。于进贺之日，别遣下史，曲谕序班，使之依旧随班，得厕冠佩之后。失而有复，喜幸良深。某等拜受执事之赐，以谓自是，尽遵旧规，而无忧矣。日昨望日朝见，鸿胪寺犹执变礼，止之戟门之外，与左衽襢丑，分庭比级，闷默而退，无以自解。窃念，邦礼掌在春官，而小邦亦忝隶属于下庭，则陪臣失班之意，不可取正于他，而亦贤执事之乘轸焉者也。夫上国所以接遇藩服，自辞权度曲折，虽在春秋之时，其入觐王朝，未闻以下国陪贱，而卑夷之，抑之贱流之末也。今朝廷于小邦，遣使颁诏，特抡近侍之臣。而况且郊后庆成之宴，则陪臣之坐，亦赐于殿内。以此观之，陪臣朝贺班列，似当有级，而朝见之际，则序于流品之次，生员杂类之前，贱价后生，虽未知此仪肇于何时，而自先朝以来，未尝移易，则亦后世不可率尔更变之成规也。司朝仪者，固当率由旧章，坚如金石，设或流弊防政，在所损益，则亦当申奏，委诸该部，详议定夺，取裁圣断，昭布知会，使无疑讶。如是，则处事得体，远人无辞矣。今者朝廷不与知，该部不经议，无半行文字，无片言端緖，迫令序班，舌掉臂挥，破开先朝已定之旧规，易置一时无弊之成法，某等反复思惟，窃所未喩。必以为，偏荒贱价蔑无知识，呼来斥去，谁敢违逆，所以随意措使而然也。窃谓，朝廷接待外国，其一号一令，实体统所关，一进一退，乃等威所系。一朝无故贬降班品，区隔内外，岂不妨于体统，而缺于慕望之心乎？且王者之政，有善然后升陟，则人无不劝，有罪然后降黜则，人无不惩。我小邦事大至诚，累世如一日，别无违忤，皇朝祖宗所以眷厚优待，褒嘉锡予，纶言俱在，不知，今者有何罪犯，遽加贬降，而若或惩之者欤？我嗣王畏天之威，不违咫尺。陪臣回自京师，则必召进于前，恭问圣寿无疆，至如进贡物件，有无污损；拜稽仪节，有无差失，瞻仰天光，祗受宴赏，皆所咨询，一依前度，别无违异，则一国大小相庆，以为庶获免于有司之责矣。今某等之归，我王有问，其将何辞以对？我王若问使臣班列，横被与夺，而又斥在大庭之外，则必惊惶忧恐曰：“我向上之诚，不逮前日，而朝廷降之罚欤？陪臣无状，干犯朝仪，而有司裁以法欤？”与一国臣民，战战焉，寝食不安，必将究其所以，而陈谢于纩聪也。陪臣当此，其将何辞以陈之欤？执事其亮之哉！我寡君守小邦，有朝夕之务，不能自行。使一二陪臣，冒献贡篚于下执事。然则陪臣虽贱，实代寡君以行事者也。天朝之接之也，于陪臣之贱，何有？亦以寡君所使，而优待焉尔。今者失所立之班，降拜于门外，是虽陪臣之失位，实则寡君之羞也。是虽鸿胪之抑黜陪臣，实乃朝廷无故，而抑黜小邦也。皇朝设秩宗之官，置贤公卿大夫，以讲明辨定，而鸿胪乃奉行成范，不使废隳之一有司耳。今将祖宗累朝常行无弊之廷仪，遽革于一言，尚书阁下、郞中大人之特加拳拳，而犹未快正，固滞如前。贱品之微命，不足惜，而皇朝宠眷之隆意，寡君悬慕之纯诚，举皆委之于虚。此某等所以区区仰吁，覶缕而不已者也。转告堂司，曲赐施行，以复旧班，无坠成规，惟此之望，不胜幸甚。伏惟执事垂察焉。渎冒威尊，无任悚栗之至。

礼部乃令复正其班次，永为恒式。

12月29日

○丁卯，上行嘉礼。

○辛丑，右赞成李滉卒，字景浩，七十。赠领议政，谥文纯，学者称退溪先生。其学问事业，载在文集，行于世。^[1]

〈宣宗昭敬大王实录卷之第三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