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后之心情 中华文库

兆铭于民国二十七年离渝，迄今六载。当时国际情形，今已大变。我由孤立无援而与英美结为同一阵线，中国前途，忽有一线曙光，此兆铭数年来所切望而虑其不能实现者。回忆民国二十七年时，欧战局势，一蹶千里，远东成日本独霸之局，各国袖手，以陈旧飞机助我者唯苏俄。推求其故，无非欲我苦撑糜烂到底，以外解其东方日本之威胁；阴以弱我国本。为苏计，实计之得！为中国计，讵能供人牺牲至此，而不自图保存保全之道？舍忍痛和莫若！

然自西安事变以还，日本侵逼，有加无已，一般舆论，对日已成一片战声。渝府焦心积虑，亦惟以不变应万变，以谋国府基础之安全。兆铭之脱渝主和，与虎谋皮，必须截然与渝相反，始能获得日人之稍加考虑。又必须本党之中，各方面皆有一二代表人物，而后日人始信吾人有谋和可能，而为沦陷区中人民获得若干生存条件之保障。即将来战事救平，兆铭等负责将陷区交还政府，亦当胜于日人直接卵翼之组织或维持会之伦。兆铭行险侥幸，或不为一时一地之国人所谅，然当时之念虽欲自为之谋而不可得。兆铭既负国事责任，不在妄冀其不可能而轻弃或有可能之途径。年来昭告国人者曰：“说老实话，负责任。”说老实话：则今日中国，由于寇入愈深，经济濒破产，仍为国父所云之殖民地地位。而战事蔓延，生民煎熬痛苦，亦濒于无可忍受之一境。修言自大自强，徒可励民气于一时，不能救战事扩大未来惨痛之遭遇。如尽早能作结束，我或能苟全于世界变局之外。多树与国，暂谋小康，只要国人认识现状，风气改变，凡事实求是，切忌虚矫，日本亦不能便亡中国，三五十年，吾国仍有翻身之一日也。负责任：则兆铭自民国二十一年就任行政院长，十馀年来，固未尝不以跳火坑自矢。个人与同志，屡遭诬蔑，有王〈（庚）〉、仲鸣〈（曾）〉、次高〈（沈）〉被戕者数数。今春东来就医，即因民廿四之一弹，个人生死，早已置之度外。瞻望前途，今日中国之情形，固犹胜于戊戌瓜分之局，亦仍胜于袁氏二十一条之厄。清末不亡，袁氏时亦不亡，今日亦必不亡。兆铭即死，亦何所憾！

国父于民国六年欧战之际，著中国存亡问题。以为中国未来，当于中日美三国之联盟求出路。盖以日人偏狭而重意气，然国父革命，实有赖于当年日本之若干志士。苟其秉国钧者能有远大眼光，知两国辅车相依之利，对我国之建设加以谅解，东亚前途，尚有可为。美国对中国夙无领土野心，七十年来，中国人民对之向无积愤，可引以为经济开发振兴实业之大助。今日兆铭遥瞻局势，东亚战争，日本必败，其败亦即败于美之海空两权。日本如能早日觉悟及此，以中国为日美谋和之桥梁，归还中国东北四省之领土主权，则中国当能为之勉筹化干戈为玉帛之良图，国父之远大主张，便能一旦实现。

今兆铭六年以来，仅能与日人谈国父之大亚洲主义，尚不能谈民初国父之主张，即因日本军人气焰高张，而不知亡国断种之可于俄顷者也。

兆铭窃有虑者，中国目前因中美之联合，固可站稳，然战至最后，日军人横决之思想，必使我国土糜烂，庐舍尽墟，我仍陷甲辰乙巳日俄战争之局面，丝毫无补实际。日本则败降之辱，势不能忍，则其极右势力与极左势力必相激荡而倾于反美之一念，则三十年后远东局势，仍有大可虑者也。

兆铭于民主政治，夙具热忱。民十九扩大会议之后，曾通过宪法，当时张季鸾先生曾草文论之，言政局失败而宪法成功。余曾告冰如，此为雪中送炭。又忆南华日报在香港创立时，欲对民权主义多作鼓吹，而苦无注册之保证金，赖当时英阁揆麦唐弩氏远电当局云：“汪先生夙倡民主，可免其报缴费”，心常感之。四年前国府还都〈（按指汪政权之创建）〉，不过苦撑局面，为对日交涉计万不得已而为之，故仍遥戴林主席。铭尸其位而遍邀南北一时地望与民国以来时局之推移关系者，参与其事，民主之基，庶几有象。然年来以对日主张，不无遗英美不明实情者之猜忌。东亚战争爆发后两年，日本已遭不利，陷区更痛苦弥深，而国府〈（按指汪政权而言）〉突对外宣战，岂不贻笑外邦？不知强弱悬殊之国，万无同盟可能；有之，则强以我为饵。而悍然行者！实政府在沦陷区内，假以与日本争主权争物资之一种权宜手段，对英美实无一兵一矢之加。惟对解除不平等条约与收回租界等事宜，得以因势利导者，率得行之，此实铭引为快慰之事。上海租界自太平军与曾李相持时，已为藏垢纳污之区，八十年来，以条约束缚，政府苦难措手，今日不惟日本，即英法亦宣言交还，大战之后，租界终入国府范围，固不当因日本之成败而变易也。

对日交涉，铭尝称之为与虎谋皮，然仍以为不能不忍痛交涉者，厥有两方面可得而述：其一、国府目前所在之地区，为沦陷区，其所代表者，为沦陷区之人民，其所交涉之对象，为陷区中铁蹄蹂躏之敌人，铭交涉有得，无伤于渝方之复；交涉无成，仍可延缓敌人之进攻。故三十年有句云：“不望为釜望为薪”者，实以此意，所以不惜艰危欲乘其一罅者。其二、民国二十一年淞沪协定时，铭始与对日之役，其后两任行政院，深知日方对华，并无整个政策，而我之对日，仍有全国立场。日本自维新以后，号称民主，而天皇制度之下，军人有帷幄上奏之权。自清末两次得利，固已睥睨于一时。民初对我大肆横迫，至华府会议，始解其厄，固已碍于英美之集体压迫，早欲乘衅而动矣。

九一八初起当时，粤方派陈友仁渡日与币原外相磋商，稍有成果，而宁方同志，寄望于国联，斥为卖国。及淞沪长城诸役衄败后，累次交涉，见日本政出多门，而军人势力膨胀，海陆之倾轧，议会制度之破产，军阀野心之无已境，其前途为失缰野马，彼国之有识者，早引为隐忧。兆铭离渝与之言和，因已知其交涉之对象，为日政府无力控制之军人；为沦陷区当地之驻军；为仰军人鼻息之外交使节；为跋扈日张之校佐特务，而非其国内一二明大体识大势之重臣。然以兆铭在国府之关系，与乙巳以来追随国父四十年之地位，对方即欲探知政府真意，用以为谋我灭我之资，亦不得不以之为交涉对象，而尊重其地位，其情形或差胜于南北之旧官僚〈（著者按：自系指维新临时两政府之人而言）〉，兆铭即可于此觑其国而窥其向。况彼虽政出多门，亦尚有一二老成持重之人，对彼元老重臣，铭固未尝不以东亚大局危机为忧，以国父“无日本即无中国；无中国亦无日本”之言为戒。即彼跋扈自大无理喻者，亦必就我各级机关于尽情交涉中，使得稍戢其凶焰，以待其敝。

又曰军阀气焰虽盛，进退时见逡巡，海陆军之交诽，时或露其真相于我。然其表现上之尊重天皇与服从命令，仍数十年来并无二致，是见无东京而仍有东京；目无中国而仍不能将中国人之地位完全抹煞。彼枢府既以和平及新政策标榜，驻屯军亦不能故违，只能拖延图利。是国府交涉之对象，非其谋国之臣，而为重利之酋，铭仍不至于一著全输而无以自立。即我或无法延拖改变其初衷，在沦陷区范围，彼既承认我政府为盟邦，为复兴东亚之伙伴，即不能全不顾我民生需要与政府体制，仍可为民生留一线之机，此实国难非常时期不得已之手段，此兆铭为国之切谋一己牺牲之拙策，屡为二三同志言之者。

盖中国为弱国，无蹙地千里而可以日形强大之理。蒋为军人，守土有责，无高唱议和之理，其他利抗战之局而坐观成败者，亦必于蒋言和之后，造为谣咏，以促使政府之解组混乱，国将不国。非铭脱离渝方，不能无碍于渝局；非深入陷区，无以保存其因战争失陷之大部土地；既入陷区，则必外与日人交涉，而内与旧军阀政客及敌人羽翼下之各政权交涉。即国府过去所打倒者如吴××〈（佩孚）〉，所斥如安福馀孽×××辈〈（似指梁鸿志等）〉，以及日人特殊之鹰犬，东北亡国十馀年之叛将，铭亦必尽量假以词色，以期对日交涉之无梗。铭盖自毁其人格，置四十年来为国事奋斗之历史于不顾！亦以此为历史所未有之非常时期，计非出此险局危策，不足以延国脉于一线。幸而有一隙可乘，而国土重光，辑抚流亡，艰难馀生，有识者亦必以兆铭之腐心为可哀，尚暇责铭自谋之不当乎？

是以铭之主张，其基本之见解：为日本必不能亡中国。日本本身之矛盾重重，必不致放弃对中国〈（汪政权）〉之利用，及知其不能利用，我已得喘息之机。而中国局面之收拾，则诚为不易，战后大难，更有甚战争之破坏，必有待于日军之和平撤退而后，政府陆续规复，始得保存元气，民国二十六年庐山会议时，铭已怀此隐忧，时至今日，而此种迹象，盖益显著。苟国人能稍抑其虚矫自满之心，实事求是，日本能憬然于侵略之无所得，战局之逆转，化戾气为祥和，亦为一念，端在其局势之最后如何发展耳。

民国三十一年，日本改造社长山本实秀入京，事后语人云：“汪先生无情报”，盖其时日方之败局未显，而战事已见胶著。山本尝周行南洋缅甸各占领区，故作此危语也。然山本此语，余实得闻之。铭离渝六载，在东亚战爆发以前，期直接交涉之顺利，除公开电报外，未尝与渝方通讯。于日本以外其他国家，虽有互派使节者，未尝以之为交涉对象。盖以日本军人气量狭隘，又多疑忌，国府所居地位为变局，其目的为专办对日本一国之交涉，乃至日驻军之下一个地方之交涉，实不必多事捭阖，启彼机心。然铭等之真心主张，及交涉之曲折，殊未隐瞒，各国使领亦有进言于我者。铭虽赤手空拳，在此东南诸省范围内，凡能国家自留一线气脉者，亦无不毅然不顾一切之阻碍主张之，竟行之！盖以此为我内政范围，外人不应干涉。

今于此亦可为渝方同志稍述一二俾互知其甘苦者：一为恢复党之组织与国父遗教之公开讲授；一为中央军校之校训，以及铭屡次在军校中及中央干部学校之演讲；一为教科书决不奴化，课内岳武穆、文文山之文，照常诵读，凡铭之讲词以及口号文字，皆曾再三斟酌。如近年言“复兴中华，保卫东亚”，乃清末同盟会“驱除鞑虏，复兴中华”之馀音。“同生共死”，为事变前某文中之成句。至于条约交涉各端，更可谓殚心竭虑，实已尽其检讨对策之能事。且战事结束，日军议和撤退，此项条约终成废纸，固无碍于国家之复兴。

目前所疚心者，东北与内蒙之问题，迄未得合理之解决方策耳。然关于东北内蒙，本月与小矶言，同意有改变之馀地。如铭不幸病殁抱憾以终者，未能生见九一八事件之起因东北之收复耳。然在九一八以前，东北地方政府与日本悬案，积有百馀件，悬而未决，地方中央，互相诿责，大祸终在九一八以前，明知日方将败，而仍继续以之为对象磋商者，则以国事虽有转机，尚在逆水行舟。今铭在宁六年，为事变十三年来唯一有憬悟与诚意收拾时局之一时期。中国如谋振奋自强而又一切求之主动者，理当争取此千载一时之机会，俾其从容退兵，收其实利，一隙之乘，肇端于此。华北五省局面，殊形复杂，一年来稍有变动，尚未受中央〈（指汪政权）〉之直接控制。然日既已放松，我当紧力准备，俾将来国土完整，无意外变化发生。铭于十三年奉国父命先入北京，其后扩大会议偕公博入晋，前年赴东北，颇知北方形势，应得一与政府及党关系密切之人主持之。政府〈（汪政权）〉应推公博以代主席名义常驻华北。而以京沪地区交佛海负责。在一年内实现重点驻军计画，俾渝方将来接防准备，此意当由冰如商公博以铭名义向中政会提出。

中国自乙未革命失败，迄今五十年，抗战军兴，亦已七载，不论国家前途演变如何，我同志当知党必统一国不可分之主张，不可逞私煽动分裂。其在军人天职，抗战为生存，求和尤应有国家观念，不得拥兵自重，骑墙观变。对于日本，将来亦当使其明了中国抵抗，出于被侵略自卫，并无征服者之心。对于渝方，当使其了解和运发生，演化至今，亦仍不失其自信与自重。将来战后两国能否自动提携，互利互赖，仍有赖于日本民族之澈底觉悟，及我政府对日之宽大政策。兆铭最后之主张及最后之心情，期与吾党各同志及全国同胞为共同之认识与共勉者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