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左氏传故事

隐公元年，郑武姜爱叔段，请使居京。庄公许之。祭仲谏曰：“都城过百雉，国之害也。先王之制，大都不过三国之一，中五之一，校橦之一。今京不度，非制也。君将不堪。”公不听。既而叔段使西鄙贰于己。公子吕曰：“国不堪贰，君将若之何？”公又不听。叔段又收贰以为己邑，至于廪延。

子封曰：“厚将得众。”公又不听。叔段缮甲兵，将袭郑，公然后命子封率车二百乘伐京。叔段出奔共。

臣开制国者必使本大而末小，然后势顺而易制。故末大必折，尾大不掉，古人至言也。郑国当是时可谓危矣。姜氏以国君嫡母主乎内，叔段以好勇得众居乎外，伐君篡国之势已成。庄公若无兵车二百乘，则郑固段之有也。古者用车战，一乘之车，当七十有三人。二百乘，则一万四千六百人。在《春秋》书法，当名之曰师，非小众也。克段者，力争而仅胜之词。以一百四千六百人讨不义之叛人，力争而仅胜，则以叔段形势壮盛，不易图也。使庄公早用祭仲之言，不至此矣。帛帛弗绝，蔓蔓奈何？毫厘不伐，当用斧柯。前事之不忘，后事之师也。

卫公子州吁有宠而好兵，公弗禁。石碏谏曰：“爱而弗纳于邪。骄奢淫佚，所自邪也。四者之来，宠禄故也。宠而不骄，骄而能降，降而不憾，憾而能畛者鲜矣。

臣闻骄谓气体傲肆，奢谓奉养侈靡，淫谓情欲纵恣，佚谓心志怠忽。四者有一焉，必入于邪，而况兼有乎？邪者，不由正道之谓也。为子以孝为正，有此则不孝。为臣以恭恪畏慎为正，有此则不恭恪畏慎。原其所由然，则由宠待遇厚，爵禄太崇，积日累月，其势必至于此。是故严父于子，戒之于初，辨之于早，不致末流之祸。父子，天性也，其治尚尔。君臣，以人合，尤不可忽也。

州吁阻兵而安忍。阻兵无众，安忍无亲，众叛亲离，难以济矣。

臣谓阻者，恃也。恃兵以为险阻，使人不敢忤犯也。人之良心本于不忍，忍者，非良心也。安于残忍，非能除害，徒生害耳。人道以慈爱相群。所谓用兵者，去其害人者耳。苟为阻兵安忍，视平民如禽兽，推而进之，将何有于君父哉？汉光武责其将曰：“观放魔、啜羹二者孰贤？”盖知此道矣。

石碏恶其子从州吁为逆，使从州吁如陈。乃告于陈曰：“此二人者，实弑寡君，敢即图之。”陈人执之，而请莅于卫。石碏杀之。

臣谓父子主恩，君臣主义，其轻重不二，是谓大伦。当臣之无礼于君，虽慈父不敢私其子。石碏之于石厚，舍慈爱之小，存名分之大，可为万世法矣。虽然，子为叛逆，父则诛之，其割恩为难。何者？以天性故也。臣为叛逆，君则诛之，其正义非难。何者？以人合故也。孔子之《春秋》，为乱臣贼子作，以侯后圣也。后世有事伪君、从逆臣，而诛讨不加焉，难于行义而易于为不义，孔手之志隐矣。

鲁隐公如棠观鱼。臧僖伯谏曰：“君将纳民于轨物者也。不轨不物，谓之乱政。乱政亟行，所以败也。”公曰：“吾将略地焉。”遂往，陈鱼而观之。僖伯卒。公曰：“叔父有憾于寡人，寡人弗敢忘。”葬之加一等。

臣谓孔子教人以克己为要。克己者，以义理胜其私意也。凡人志意云为，试以一日之中自加考校，由私意而动者十有八九，由义理而动者十无一二，故克己最难。有志之士，未有不由此而进德者。而况人君居移气，养移体，所以动其情恣者多乎？不能自克，则其不善之积，犹火消膏，亦不自觉，鲁隐是也。僖伯之谏，忠言也。隐公不能自克，舍曰揿之，而必为之辞，其志荒矣。其不终之兆著矣。厥后虽加礼于僖伯之葬，又复失言，谓僖伯恨己。僖伯，贤人也，岂致憾于其君哉？隐公若曰，“叔父有谏于寡人而弗能从，寡人悔之”，葬之加一等，犹足以昭改往修来之意。而加等之葬，为德赏矣。惜其不能及此也。魏郑公谏唐太宗伐高丽，太宗不从。及败绩而归，乃曰：“魏元成若在，不使我有此行。”亟使驰驿祀以少牢，立所制碑，召其妻子劳赐之。若太宗拒魏公之谏与鲁隐同，而悔过出于诚心，非如隐公之伪饰，其致太平，宜哉！

隐公四年，宋公、陈侯、蔡人、卫人伐郑。秋，翚帅师，会宋公、陈侯、蔡人、卫人伐郑。左氏曰：诸侯伐郑，宋公使来乞师，公辞之。羽父请以师会之，公弗许。固请而行。故害曰“翠帅师”，疾之也。

臣谓兵权者，有国之司命也。古之得天下者，未有不谨持此权者也。以尧、舜、禹三大圣人之宅天下，可谓以德不以力矣。然四凶强族，尧不诛而以侯舜。舜初即位，按其恶而投之四夷，而后天下服。是尧以兵权授舜也。有苗弗率，舜不讨而以俟禹。禹初即位，乃会群后誓师，奉辞伐罪，是舜以兵权授禹也。汤、武之事又可见矣。至周成、康之际，天下刑措兵寝，可谓无事。康王以元子即位，名分素定，其谁敢有异志。然成王命仲桓、南宫毛与齐侯吕汲以干戈虎贲之士逆康王于南门之外。千戈虎贲者，亲卫也。于南门之外者，显之于众也。古先帝王制世驭俗之权如此。是以令之无不行，禁之无不服，手麾指颇，动容吨笑之间，无不如意。所谓兵权者，有国之司命。命者，死生所系故也。宋殇公听州吁之邪谋，会诸侯伐郑，隐公辞宋公之命，而拒公子翠之请，义也。翠乃不禀公之义而乐从宋、卫之邪谋，固请而行，专己无上，出入自肆，不待锺巫之事，而知其为弑君之贼矣。《春秋》简严，不贵辞费。若书曰“翚帅师会伐郑”，亦可矣，而必日“翠帅师，会宋公、陈侯、蔡人、卫人伐郑”，言之重，辞之复，恶之之甚也。隐公自是失权，而兵制于翚。至于十年中丘之会，又不待公而先会齐、郑伐宋，其纵恣跋扈如此，而隐公终弗能治。其及于写氏之祸，非一朝一夕之故，其所从来者渐矣。是故伐郑之举，因请而行。伐宋之举，不待公而先会。其志之所存，正所谓履霜阴凝，圣人之大戒，而隐公智不足以及此，惜哉！仲尼于是去巩公子之称，一以谓翚者隐之贼，非公子也。二以明讨巩之法，当绝其属籍，不使得为公子也。使隐公于巩固请之际，未及成师而出之时，夺其兵权、改付贤卿，片言而已矣。夫为天下国家者，以有法度为要。前王立法度，固为保守基业，消弭祸乱也。而往古握兵之人，其始必请便宜从事，其久则事必出于法度之外。夫便宜从事者，施于临敌对阵，机不可失，难从中覆，故择利便权时之宜而行之、岂谓无时不便宜邪？既以便宜自处，则以法度为不便宜于己，乃托为词说曰，法度者承平之所用，若施之乱世行军用师，则有所碍矣。今日以私欲乞行一事，明日以私怒乞罢一事，往往非法之所当听也。设智计、较胜负，不用之于外，而用之于内，人皆知之。独以迫于形势，不得已而从之者多矣。夫事至于不得已而从，则必有欲禁而不能禁之事，其失司命之权不已著乎！其为羽父之固请。不已大乎！比智士之所忧，懦夫之所畏，喜因循者之所不顾，非圣人独见于魄兆之端，明霜冰之戒，传笔削之大用，其孰能与于此。

隐公六年，周任有言曰：“为国家者，见恶如农夫之务去草焉，芟夷蕴崇之，弗使能殖，则善者信矣。”

臣谓人君之德，当如天地无不覆载，何独于恶人而欲去之如此。臣请以农圃者喻之。去稂莠者以其伤禾稼也，除蒿蔓者为其蔽卉木也。若推兼容之量，使稂莠禾稼并生于献亩，卉木蒿蔓杂毓于园圃，人必指为农圃之病矣。况为国家者乎？此所以发周任之论也。昔武王圣人也，亦曰“树德务滋，除恶务本。”故舜举十六相，则十六族务滋故也。去四凶，则四凶族务本故也。夫黍稷果蔬养人之物，不种则不生。种而草侵之，亦不能成矣。草之为物，其生不待种，虽芟夷蕴崇，而功或不继，未有不复生者也。是故君子难至，小人易聚。难至则常不得行其道，易聚则每得仲其志。治日以是常少，乱日以是常多，此有国家者之至戒也。或曰：芟，刈也。夷，杀也。不亦已甚乎！臣曰：天下之道二：善与恶而已。自一言之当，一行之是，推而上之至于圣而不可知，皆善也，有小大耳。惟恶亦然。所谓芟夷者，非举天下之小人而尽杀之。盖谓官使者也，或禁之于未然，或遏之于方萌，或既形而黜除之，或滋蔓而斩绝之，皆去恶之道。大要在于勿使能殖。殖者，深根固蒂，牢不可拔之谓也。夫草之初生，毫末之萌耳，与黍稷果蔬之萌未有异也。其壮长条达，则为害如此。草之萌，犹恶之微也。见着非难，见微为难。自古滔天之恶，未有不起于微者。如王莽志在篡逆，曹操窥伺神器，初皆匿情矫饰，终移汉祚。然则人之善恶皆不易知，知之矣而树德不务滋，除恶不务本，犹无益也。

桓公三年，晋始乱，封桓叔于曲沃。师服曰：吾闻国家之立也，本大而末小，是以能固。故天子建国，诸侯立家。今晋，甸侯也，而建国，本既弱矣，其能久乎！”

臣谓人主之尊如天，臣民犹地。地无及天之理。而臣民于君有僭逼易位之道，是何也？本小末大，威权去已。始也，欲正之而有所不忍；中也，欲治之而有所不敢；终也，欲取之有所不能矣。名者，实之宾。天子者，名实之极隆也，擅生杀之柄，操庆赏之权，予夺在我，纵舍在我，令之必行，禁之必止。虽总众百万如韩信，虽控制万里如王忠嗣，东西南北、用舍进退，惟君所使而莫敢或遑，此充名之实也。至于欲取之而不能，则必有其渐，非一朝一夕之故矣。师服之论，无乃意在此乎？其后沃盛强，昭公微弱，国人将叛而归沃，则民不服事而下有觊觎。此言果验，乃后世之戒也。

桓公六年，楚子侵随。楚鬬伯比曰：“随少师侈，请羸师以张之。”熊率且比曰：“季梁在，何益”？鬬伯比曰：“少师得君。”随果用少师之言，追楚师。季梁请止，随侯勿追。随侯惧而修政，楚不敢伐。其后少师益有宠。鬬伯比曰：“可矣。”楚子伐随，季梁请下之，弗许。请攻楚右，弗许。惟少师之言是听，遂至败绩。少师见获而免。

臣谓国有贤材，则聆敌视其用舍为进退。而贤材者，固凡愚之所忌疾也。是故齐有管仲，九合诸侯。管仲死，则四聆谋其国家。百里奚一也，虞不用而亡，秦穆公用之而伯。上论千古，无不然者。季梁与少师之谋，自今观之，一得一失易见也。自随侯观之，未免于二三其听矣。夫验成败于事为之后者，众人之见也。辨得失于谋议之初者，非小智所及，惟明主能之。唐宪宗欲伐淮蔡，举朝不可，惟裴度以身任之，迄用有成。非度之能，乃宪宗用度之难也。武宗欲伐刘稹，诸镇皆有辅车之势。惟李德裕以身任之，迄用有成。非德裕之能，乃武宗用德裕之不易也。二宗无二臣，其中兴之功未必能立。二臣不遇二宗，则无闻而死耳。后世尚何知。故曰“君臣之会，千载一时也。”夫楩榕豫章，天付之以栋梁之用；骐骥驿骝，世知其有千里之足。老于空谷，呃于盐车，顾临事而叹人才之难得，何哉？坐使反贼睥睨而无惮，强敌凭陵而不置，彼岂无如，鬬伯比知少师之可欺，岂无如熊率且比幸季梁之不用者乎？文王立贤无方，言用之之路广，不止一人而已。人君于贤材惟患不知，既知之而不急于用，则大谋无时而决，大险无时而出，大难无时而平也。古人不云乎？“日月逝矣，岁不我与”！

桓公十一年，楚屈瑕将盟贰轸，郧人将伐楚师。莫敖患之，请济师于王。鬬廉曰：“师克在和，不在众。商、周之不敌，君之所闻也。成军以出，又何济焉。”遂败郧师，卒盟而还。

臣闻鬬廉之言，古今之至论也。考之往事，无不然者矣。常人之心，动于血气之使，好己之胜，不能自克，是以不和。智愚异才而并列，是以不和。能否异功而同其赏！是以不和。不择端方之士以裨赞之，有谗人交鬬于其间，是以不和。负才艺者屈于下，而善媚赂者压于上，是以不和。出法违度，不以时制，驯习既久，彼惧于讨而训之，怀疑心以事其上，是以不和。亲之厚之，疏之薄之，系于爱憎之偏，而不协赏刑之正，是以不和。有求则必得，将至于求所不可求，而势不得与也，则怨怒兴焉，是以不和。能者奋其勇而前，不能者忌而疾之，是以不和。疾人之能则必幸其败，胜不相推，败不相救，彼见疾者又思所以报之，是以不和。官尊禄厚者奉己侈泰，多妖丽，广金帛，夺商贾，侵公家之利，莫知厌也，而士卒乃有短褐半菽之叹，非心附之，徒追于势耳，是以不和。保任功状，未必皆有功，而实有功者或蒙私怒而见黜，鞭答斩杀，未必为军事，而实有罪者，或蒙私喜而见贷，人心不服，莫肯为用，因以姑息，不敢役使，是以不和。有一于此，虽廉、蔺并将、韩、彭共军，关公前茅，张飞后劲，未有能成事者也。而况才不逮古人万分之一，而兼有如前之失乎？如是而欲所征克，所战胜，必不能矣。故纣之旅亿兆而心德暌离，武王之臣十人而一德一心，王莽虎豹之师六十万，光武以三千摧之，苻坚之众九十七万，谢安以一将破之，鬬廉之论，可谓信而有证者也。自古大众难用而轻军易胜。子玉刚而无礼，不可过三百乘，是能将二万人而已。其后城濮之战，卒以众败。汉高驾驭豪杰，灭秦亡楚，而才之所将不过十万，古之观人者大抵如此。若较实而论之，凡后世以将自任者，上孰与汉高，而其毁已中分矣。下孰与子玉，然未尝不以兵少为请也。虽然，兵者诡道也，故虽不能将，而以大众虚声加之敌人，犹之可耳。至于实不可犯者，非虚声之足恃也。上下同志，生死同情，劳逸同形，动静同虑，则在于和而已矣。然则如之何而可以使之和也？惟监前所谓不和之由，处之各当于义，宜赏然后赏，当罚则必罚，予夺抑扬，若权衡于物，不徇乎私情而行乎公道，当于其心。方且欣畏帖服之不暇，又何不和之敢乎！是故苟和矣，光武可以敌寻、邑，谢玄可以劫苻秦。苟不和，则若林之旅，无救于曳兵而走。故曰师克在和不在泉。不明乎此而曰知兵，不治乎此而欲用兵，臣愚所不信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