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为甚么献身书业
作者:陆费逵
中华民国11年(1922年)
本作品收录于《中华书局月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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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十七岁到社会上做事,现在二十年了。除了办过几时教育事业和新闻记者外,差不多都是在书业任事,恐怕是我的终身职业了。

我为甚么要献身书业?其中有两个动机:第一是我十九岁那一年;几个同志因为买书困难,——一方是经济困难,一方是购觅不易。——大家想开一家贩卖书籍的店,一面营业,一面有书可看。凑了一千五百元股本,在武昌横街开办,招牌叫“新学界”。做了一年,营业达一万馀元,除了开销,还有些盈馀。那时开销很省,房租十元,薪工约二十元。——我任经理,前半年月俸六元,后半年十元;账房五元,伙计二人各三元;学徒二人各二百文;伙夫一人一千文,——狄食约十元,灯火杂用连临时费约二十元,每月开支共计约六十元。我为甚么不做了呢?一则那时年轻,没有忍耐性,一受委曲,就要闹脾气,就要丢纱帽。二则苦的了不得,店屋共二丈宽,四丈深;前面是店堂,后面分为两间,就是经理室和厨房;煤灰吸个饱,太阳晒出油;——屋朝西——又没有厕所,日间往隔壁客栈裹出恭,夜间上街厕,要走半里路。当时武昌的习惯,正月元宵前,店里同事,照例大家回家玩耍,我一个人守店,一步也不能出门;有几日伙夫也不在,只好自己煮饭吃。我辞职后,改就汉口《楚报》的主笔,办了三个月,因为粤汉铁路借款和张之洞冲突,就停办了。我到上海来,想往日本留学。其时昌明公司将本店移汉口,要请我任上海支店经理,我先不答应;后来研究书业的前途,觉着希望很大,我允许暂任一年。我那时有一篇书业前途之预测,刊在《图书月报》。拿当时日本的状况做比例,推算中国书业,每年应该有三万万元之营业。年少气盛,野心勃勃,就决计献身于书业了。后来我就没有离书业,在文明书局帮办编辑和事务约两年,在商务印书馆办出版部、交通部和《教育杂志》、《师范讲义》约三年,民国元年到现在,一直在本局服务。中间民国六年的风潮,闹得几乎不了。原因很复杂,就我本身想起来,有三种缺点:第一,经济缺乏,没有应变的财力。第二,经验不足,没有预防的眼光和处变的方法。第三,能力不足,没有指挥全局的手腕。后来办大事业的人,对于这三端应该好好的研究研究!

我的长处,我也不必客气,不妨说说。第一,专心。我有许多机会可以做别种商业和入政界,但我始终不为所动。第二,忍耐。近十年来.无论怎么样我都忍耐得住。第三,不失本来面目。我从小到现在总不断的看书,不阔绰。这三种虽没有甚么价值,但却也是办事必须的条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