存学编 卷四

性理评

程子曰:“古人虽胎教与保傅之教,犹胜今日庠序、乡党之教。古人自幼学,耳目游处所见皆善,至长而不见异物,故易以成就。今日自少所见皆不善,才能言便习秽恶,日日铄销,更有甚天理!

既知少时缺习善之功,长时又习于秽恶,则为学之要在变化其习染,而乃云“变化气质”,何也?

勿谓小儿无记性,所历事皆能不忘。

所历事皆不忘,乃不教之历事,何也?

如养犬者不欲其升堂,则时其升堂而扑之;若既扑其升堂,又复食之于堂,则使孰从?虽日挞而求其不升,不可得也。养异类且然,而况人乎!故养正者圣人也。”

先生倡明道学,病天下之空寂而尚浮文也,乃废周公、孔子六艺而贵静坐读书,不几扑其升堂又食于堂乎?虽日挞而求其不空寂浮文,何可得也!养正之功,或不若是。

朱子曰:“古者初年入小学,只是教之以事,如礼、乐、射、御、书、数及孝弟忠信之事。自十六七入大学,然后教之以理,如致知格物及所以为孝弟忠信者。

既言此,何不学古人而身见之?要之,孔门称古昔,程、朱两门亦称古昔,其所以称者则不同也。孔门是身作古人,故曰“吾从周”;二先生是让与古人,故曰“是难”。孔门讲礼乐,程、朱两门亦讲礼乐,其所以讲者则不同也。孔门是欲当前能此,故曰“礼乐君子不斯须去身”;二先生是仅欲人知有此,故曰“姑使知之”。

古人自入小学时,已自知许多事了,至入大学时只要做此功夫;今人全未曾知。古人只去心上理会,至于治天下皆自心中流出;今人只去事上理会。

朱子叹人全未曾知,恐朱子亦未知之如渴饮饥食。如所云“古人入小学已知许多事,入大学只做此功”,何其真切也!而下文“古人心上理会”,“今人事上理会”之语,又与上文自相混乱矣。

古人便都从小学中学了,所以大来都不费力。如礼、乐、射、御、书、数,大纲都学了,及至长大,也更不大段学,便只理会致知穷理功夫。而今自小失了,要补填实是难;但须庄敬笃实,立其基本,逐事逐物理会道理,待此通透,意诚心正了,就切身处理会,旋旋去理会。礼、乐、射、御、书、数,也是合当理会的,皆是切用;但不先就切身处理会道理,便教考究得些礼文制度,又干自家身己甚事!

“要补填”三字,见之大快,下却云“难”,是朱子学教之误,其初只是畏难而苟安。

古人小学教之以事,便自养得心,不知不觉自好了;到得渐长,渐更历通达事物,将无所不能。今人既无本领,只去理会许多闲骨董,百方措置思索,反以害心。

既如此,何故说上段话?可怪,可怪!

古人自能食能言便已教了,一岁有一岁工夫。到二十时,圣人资质已自有二三分。

此周公以人治人,使天下共尽其性之道,所以圣贤接踵,太和在成周宇宙闲者也。朱子知之而不学之,岂不可惜!然愚于此二段,深幸存学之不获罪于朱子矣!

如今全失了小学工夫,只得教人且把敬为主,收敛身心,却方可下工夫。或云敬当不得小学,某看来小学却未当得敬。

敬字字面好看,却是隐坏于禅学处。古人教洒扫即洒扫主敬,教应对进退即应对进退主敬;教礼、乐、射、御、书、数即度数、音律、审固、罄控、点画、乘除莫不主敬。故曰“执事敬”,故曰“敬其事”,故曰“行笃敬”,皆身心一致加功,无往非敬也。若将古人成法皆舍置,专向静坐、收摄、徐行、缓语处言主敬,乃是以吾儒虚字面做释氏实工夫,去道远矣。或云“敬当不得小学”,真朱子益友,惜其未能受善也。

尝训其子曰:“起居坐立,务要端庄,不可倾倚,恐至昏怠。出入趋步,务要凝重,不可僄轻,以害德性。以谦逊自牧,以和敬待人。凡事切须谨饬,无故不须出入。少说闲话,恐废光阴,勿看杂书,恐分精力。早晚频自检点所习之业。每旬休日,将一旬内书温习数过,勿令心少有佚放,则自然渐近道理,讲习易明矣。”

先生为学得力处,备见训子一书,故详录之。充此气象,原有非俗儒文士所可及者,然孔门学者果如斯而已乎?是在有志实学者自辨之。

问:“小学载乐一段,不知今日能用得否?”曰:“姑使知之。古人自小即以乐教之,乃是人执手提诲,到得大来,涵养已就,稍能自立便可。今人既无此,非志大有所立,因何得成立!”

孟子曰:“我知言。”盖言者,心声也,故一言而觇其终身,不可掩也。况朱子大儒,亦不自掩,固昭然可见者。如人问小学载乐不知今日能用之否,何不答曰,“书上所有都是要用,不用,载之何为”!而乃曰“姑使知之”。然则平日讲学,亦不过使人知之而已,亦不过使人谓我知之而已。

因论小学曰:“古者教必以乐,后世不复然。”问:“此是作乐使之听,或其自作。”曰:“自作。若自理会不得,人作何益!古者国君备乐,士无故不去琴瑟。日用之物,无时不备于前。”

言之亲切如此,只不肯自做主意,作后世引路人,不作前圣接迹人。岂知历代相接,都作引路人哉!此人人说引路之言而圣人之正路益荒也。

“前贤之言,都是佩服躬行,方始有功。不可只如此说过,不济事。”

不知是自悔语,是责人语,但将“博学之”改为“博读书,博作文”,便不似圣门“佩服躬行”旧传受。朱子数则,知之真矣,而不行,何哉?

东莱吕氏曰:“教小儿先以恭谨,不轻忽,不躐等。读书乃馀事。”

佳。

先生辈何为只作馀事?

临川吴氏曰:“古之教者,子能食而教之食,子能言而教之言。欲其有别也而教之异处,欲其有让也而教之后长,因其良知良能而导之,而未及乎读诵也。教之数,教之方,教之日,与夫学书计,学幼仪,则既辨名物矣,而亦非事乎读诵也。弟子之职,曰孝,曰弟,曰谨,曰信,曰爱,曰亲,行之有馀力而后学文。今世童子甫能言,不过教以读诵而已,其视古人之教何如也!”

草庐叙古教法,两言非事读诵,又曰“今世童子,不过教以读诵而已,其视古人之教何如也!”其言一若甚厌夫读诵之习者。五季之余,武臣司政,民久不见儒生之治,世久不闻诗书之声。积废之极而气数一返,周、程、张、朱适逢其会,以诵读诗书,讲解义理为倡,又粗文以道德之行,真不啻周公、孔子复出矣。此所以一树赤帜而四海望之,一登高呼而数世应之,呜呼盛哉!而流不可返、坏不可救之祸,实伏于此。吴氏亦犹行宋儒之道者,而出言不觉至是,盖诵读之焰已毁而举世罔觉,又不容不露其几也。而吾所甚惧,正在此几也。文盛之极则必衰,文衰之返则有二:一是文衰而返于实,则天下厌文之心,必转而为喜实之心,乾坤蒙其福矣。达而在上,则为三代,即穷而在下,如周末文衰,孔子转之以实,虽救之未获全胜,犹稍延二百年吾儒之脉。不然,焚坑之祸,岂待秦政之时哉!一是文衰而返于野,则天下厌文之心必激而为灭文之念,吾儒与斯民沦胥以亡矣。如有宋程、朱党伪之禁,天启时东林之逮狱,崇祯末献忠之焚杀,恐犹未已其祸也,而今不知此几之何向也。易曰:“知几其神乎!”余曰:“知几其惧乎!”

程子曰:“解义理若一向靠书册,何由得居之安,资之深!不惟自误,兼亦误人。

真语。

古之学者,优柔餍饫,有先后次序;今之学者,却只做一场话说,务高而已。

知及此矣,其教及门,乃亦未见古人先后次序,不又作话说一场而已哉!

今之学者,往往以游、夏为小,不足学;然游、夏一言一事,却总是实。”

程子虽失圣门成法,而胸中所见犹实,故其言如此。朱子去此则又远矣。

问:“如何学可谓有得?”曰:“大凡学问,闻之知之皆不为得。得者,须默识心通。学者欲有所得,须是诚意烛理。”

程、朱言学至肯綮处,若特避六艺、六府之学者,何也?如此段言“闻之知之皆不为得”,可谓透宗语矣。下何不云,“得者须履中蹈和,躬习实践,深造以六艺之道,乃自得之也”?乃云“须默识心通”,不仍是知之乎!

进学莫大于致知,养心莫大于理义。古人所养处多,若声音以养其耳,舞蹈以养其血脉,今人都无;只有义理之养,人又不知求。

学之患莫大于以理义让古人做。程、朱动言古人如何如何,今人都无,不思我行之即有矣。虽古制不获尽传,只今日可得而知者尽习行之,亦自足以养人。况因偏求全,即小推大,古制亦无不可追者乎!若只凭口中所谈、纸上所见、心内所思之理义养人,恐养之不深且固也。

学贵乎成;既成矣,将以行之也。学而不能成其业,用而不能行其学,则非学矣。

程子论学颇实,然未行其言也。夫教者之身,即所以教也,其首传所教者,即教者之身也。试观程门,学成其业乎?用行其学乎?孔子摄相而鲁治,冉、樊为将而齐北。二程在朝而宋不加治,龟山就征而金人入汴,谓之学成用行,吾不信也。

今之学者有三弊:溺于文辞,牵于训诂,惑于异端。苟无此三者,则必求归于圣人之道矣。

可叹三弊误此乾坤!先生濯洗亦未甚净,故其流远而益差也。向尝谓程、朱与孔、孟各是一家,细勘之,程与朱亦各是一家。

张子曰:“在始学者,得一义须固执,从粗入精也。”又曰:“若始求甚深,恐自兹愈远。”又曰:“但扫拂去旧日所为,使动作皆合于礼。

张子以礼为重,习而行之以为教,便加宋儒一等。

既学而有先以功业为意者,于学便相害;既有意,便穿凿创意作起事也。德未成而先以功业为事,是代大匠斫,希不伤手也。”

所学既失其宗,又将古人成法说坏。试观大学之道,才言“明德”,即言“亲民”,焉得云无意于功业!且入学即是要作大匠,乌得谓之“代大匠斫”!仆教幼学道艺,或阻之曰:“不可,今世不如此。”予曰:“但抱书入学,便是作转世人,不是作世转人。但不可有者,躁进干禄、非位谋政之心耳。”

上蔡谢氏曰:“学须是熟讲,学不讲,用尽工夫只是旧时人。‘学之不讲,是吾忧也’。仁亦在夫熟而已。

子云:“学之不讲”,是博学矣,又当审问、慎思、明辨以讲之。若非已学,将执何者以讲乎?今徒讲而不学,误矣!颜子工夫,真百世规范,舍是更无入路,无住宅。”

极是!

龟山杨氏曰:“今之学者,只为不知为学之方,又不知学成要何用。此事体大,须是曾着力来,方知不易。夫学者,学圣贤之所为也云云。若是只要博通古今,为文章,作忠信愿悫,不为非义之士而已,则古来如此等人不少,然以为闻道则不可。且如东汉之衰,处士逸人与名节之士,有闻当世者多矣;观其作处,责之以古圣贤之道,则略无毫发仿佛相似。何也?以彼于道初无所闻故也。今时学者,平居则曰‘吾当为古人之所为’,才有一事到手,便措置不得。盖其学以博通古今、为文章、或志于忠信愿悫,不为非义而已,不知须是闻道。

诸先生自负闻道矣。愚以为责之以古圣贤之道,亦未尽仿佛也。即如先生当汴京垂亡之际,轻身一出,其所措置,徒见削夺荆公配飨,说道学话而已。

验之于心而不然,施之于行事而不顺,则非所谓经义。今之治经者,为无用之文,徼幸科名而已,果何益哉?

仆谓为学者与此较则陋矣,何不与尧、舜、伊、周、孔、孟较!

学而不求诸孔、孟之言,亦末矣。易曰:‘君子多识前言往行,以畜其德。’孟子曰:‘博学而详说之,将以反说约也。’

多识自不可废。博学乃只多读书乎?

颜渊‘请问其目’,学也;‘请事斯语’,则习矣。学而不习,徒学也。譬之学射而至于彀,则知所学矣;若夫承梃而目不瞬,贯虱而县不绝,由是而求尽其妙,非习不能也。”

颜子“请问”,亦仍是问,未可谓之学;“请事斯语”,学也;“欲罢不能,进而不止”,乃习矣。龟山一字之误,未为甚差。但说学必宜习之理最透,而未见其习者,无他,习其所习,非孔门所谓习也。

延平李氏曰:“学问之道不在多言,但默坐澄心,体认天理,若真有所见,虽一毫私欲之发亦退听矣。久久用力于此,庶几渐明,讲学始有力耳。

试观孔、孟曾有“静坐澄心,体认天理”等语否?然吾亦非谓全屏此功也。若不失周、孔六艺之学,即用此功于无事时亦无妨。但专用力于此,以为学问根本,而又以讲说为枝叶,则全误矣。

孔门诸子,群居终日,交相磋切,又得夫子为之依归,日用之间,观感而化者多矣;恐于融释而脱落处,非言说所及也。不然,子贡何以言‘夫子之言性与天道不可得而闻也’耶?”

何不思孔门群居终日是作何事?何不思“性天不可闻”是何主意?乃动思过子贡以上耶!以孔子之道律之,恐有宋诸先生不免为“智者过之”一流。

朱子曰:“今之为学甚难,缘小学无人习得,如今却是从头起。古人于小学小事中便皆存个大学大事得道理在,大学只是推将开阔去。向来小时做得道理存其中,正似一个坯素相似。

余谓何难之有,只不为耳。即将艺之小者令子弟之幼者习之,艺之大者令子弟之长者习之,此是整饬身体,涵养性情实务。正心诚意非精,府修事和非粗。乃诸先生只悬空说存养而不躬习其事,却说难,却说今日小学全失,无人习。如此而言格致诚正修齐治平,皆虚而无据矣。然则岂惟小学废,大学不亦亡乎!而乃集小学也,注大学也,何为也哉!

读书如炼丹,初时烈火煆煞,然后渐渐慢火养,又如煮物,初时烈火煮了,却须慢火养。读书初勤敏着力,子细穷究,后来却须缓缓温寻,反复玩味,道理自出。又不得贪多欲速,直须要熟,工夫自熟中出。

朱子论学只是论读书,但他处多入“理会道理”“穷理致知”等字面,不肯如此分明说。试看此处直言之如此十分精彩,十分有味,盖由其得力全在此也。夫读书乃学中之一事,何为全副精神用在简策乎!

学者只是不为己,故日间此心安顿在义理上时少,安顿在闲事上时多,于义理却生,于闲事却熟。”

只因废失六艺,无以习熟义理,不由人不习熟闲事也。今若一复孔门之旧,不惟好色好货一切私欲无从参,博弈诗酒等自不为,即诵读、训诂、著述、文字等事亦自无暇。盖圣人知人不习义理便习闲事,所以就义理作用处制为六艺,使人日习熟之。若只在书本上觅义理,虽亦羁縻此心,不思别事,但放却书本,即无理会。若直静坐,劲使此心熟于义理,又是甚难,况亦依旧无用也。

或问:“为学如何做工夫?”曰:“不过是切己便的当。此事自有大纲,亦有节目云云。然亦须各有伦序。”问:“如何是伦序?”曰:“不是安排此一件为先,此一件为后,此一件为大,此一件为小。随人所为,先其易者,阙其难者,将来难者亦自可理会。且如读书,二礼、春秋有制度之难明,本末之难见,且放下未要理会亦得;如诗、书,直是不可不先理会云云。圣贤言语,何曾误天下后世!人自学不至耳。”

或问“为学如何做工夫”,又问“如何是伦序”,皆最切之问。朱子乃只左支右吾,说皮面语。大纲节目数语,尚可敷衍;至于“不是安排此一件为先,此一件为后,此一件为大,此一件为小”,便是糊混。夫古人教法,某年舞勺,某年舞象,某年习幼仪,某年学礼,何尝不是安排一定,孰先孰后,孰大孰小哉!“知所先后”,大学又明言之矣。糊混几句,已又说归读书,读书又不教人理会制度等事,姑教避难取易。夫理会制度,已畏其难矣,况取其所谓制度者而身习之,身精之乎!此等语若出他人口,朱子必灼见其弊而力非之。师望既高,信口说去,不自觉如此,却说“圣贤言语、何曾误天下后世”。夫圣贤言语,谁曾道误天下后世!其误天下后世者,乃是不从圣贤言语耳。夫“学而时习之”,是鲁论第一言,尚且不从,况其馀乎?

尝阅左传,至简子铸刑鼎,孔子叹曰:“晋其亡乎,失其度矣!”以为晋之亡在任刑威耳。而下文乃曰:“民在鼎矣,何以尊贵?贵何业之守?”盖其失不在刑书而在铸刑书于鼎。夫法度操于人,则民知范吾功罪者,吾上也;司吾生死者,吾上也;时而出入轻重以为平允者,皆吾上也。天下懔王,一国懔君,一狱懔吏。士农工商罔敢愆于职中、逸于职外者,惟吾上是神是严也。而上下定矣,贵贱辨矣,贤德彰矣。今铭在鼎,则国人必将以鼎为依据,而不知受法于天者王,守法者君,序守者卿大夫百执事,是使之忽人而重鼎。民不见所尊,必将不遵其度,不遵其度,必不守其业,故曰:“何以尊贵,何业之守”也。贵贱无序,何以为国!嗟乎!简子但以刑书铸于鼎而孔子知其亡,况汉、宋之儒全以道法摹于书,至使天下不知尊人,不尚德,不贵才,而曰“宰相必用读书人”,不几以守鼎吏为政乎!其所亡又岂止一晋乎!是以至此极也。非孔子至圣,孰能见铸鼎之弊乎!吾愿天下急思孔子之言,吾愿上天急生孔子之人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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