卷七十六 大学衍义补
卷七十七
卷七十八 

    ○本经术以为教(下)

    程颐曰:“《大学》,孔氏之遗书,而初学入德之门也。于今可见古人为学次第者,独赖此篇之存,而《论》《孟》次之。学者必由是而学焉,则庶乎其不差矣。”

    邵申曰:“他书言平天下本于治国、治国本于齐家、齐家本于修身者有矣,言修身本于正心者亦有矣。若夫推正心本于诚意、诚意之本于致知、致知之在于格物,则他书未之言,六籍之中惟此篇而已。”

    程复心曰:“不由是而学,则记诵词章之旨、虚无寂灭之教与夫权谋术数、百家众技皆纷然杂出,此其所以差也。”

    朱熹曰:“河南程氏两夫子出,实始尊信此篇而表章之,既又为之次其简编、发其归趣,然后古者大学教人之法、圣经贤传之指,粲然复明于世,虽以熹之不敏,亦幸私淑而与有闻焉。顾其为书犹颇放失,是以忘其固陋,采而辑之,间亦窃附已意,补其阙略,以俟后之君子。极知僭逾无所逃罪,然于国家化民成俗之意、学者修已治人之方,则未必无小补云。”

    臣按:《大学》在《礼记》中,程氏兄弟始表章之,朱熹又为之《章句》《或问》。

    又曰:“《大学》是曾子述孔子说为学之大方,而门人又传述以明其旨,前后相因,体统都具,玩味此书知得古人为学所向,却读《语》《孟》便易入,后面功夫虽多而大体已立矣。”

    又曰:“《大学》是为学纲领,先读《大学》立定纲领,他书皆杂说在里许,通得《大学》了去看他经,方见得此是格物致知事、此是诚意正心事、此是修身事、此是齐家治国平天下事。”

    又曰:“今且熟读《大学》作间架,却以他书填补去。”又曰:“《大学》是个腔子,要填教他实。”臣按:此二条真德秀所以作《大学衍义》本诸此。

    又曰:“看《大学》且逐章理会,先将本文念得,次将《章句》来解本文,又将《或问》来参《章句》,须逐一令记得,反复寻究,待念得浃洽,既逐段晓得,却统看温寻过。”又曰:“《大学》一书有正经、有《章句》、有《或问》,看来看去,不用《或问》只看《章句》便了,久之亦只看正经便了,又久之自有一部《大学》在我胸中。”又曰:《大学》之书,譬如人起屋,是尽一个大地盘在这里,会得这个了,他日若有材料,却依此起将去。”

    臣按:朱熹谓:“某一生看得这文字,透见得前贤所未到处,温公作《通鉴》言平生精力尽在此书,某于《大学》亦然。先须通此,方可读他书。”又谓:“不用某许多工夫,亦看某的不出;不用圣贤许多工夫,亦看圣贤的不出。”臣按,朱子有功于圣门非止一端,然其最大者在《大学》一书。是书在《礼记》中,程子始表章之,然犹未大明于世也,朱子《章句》《或问》一出,天下家传而人诵之,皆知圣门有全体大用之学。为学者不能外此以求圣贤之道,为治者不能外此以成帝王之功治,而外此则为伯道,用非其用,无体故也;学而外此则为异端,体非其体,无用故也。朱子谓平生精力尽在此书,择焉而精其在《章句》,语焉而详其在《或问》乎。所谓析之极其精而不乱,合之尽其大而无馀,其朱子自道欤。(以上言《大学》)

    程颐曰:“不偏之谓中,不易之谓庸,中者天下之正道,庸者天下之定理。此篇乃孔门传授心法,子思子恐其久而差也,故笔之书以授孟子。其书始言一理,中散为万事,未复合为一理,放之则弥六合,卷之则退藏于密,其味无穷,皆实学也。善读者玩索而有得焉,则终身用之有不能尽者矣。”

    朱熹曰:“中者,不偏不倚,无过不及之名。庸,平常也。”

    陈淳曰:“文公解庸为平常,非于中之外别有所谓庸,祇是这中的便是日用平常道理,平常与怪异字相对。”

    陈栎曰:“不偏不倚,未发之中,以心论者也,中之体也;无过不及,时中之中,以事论者也,心之用也。”

    臣按:朱熹谓庸是依本分不为怪异之事,尧舜孔子祇是庸,夷齐所为都不是庸了。子思作书以是为名,以见人之存心行事,一切以不偏不倚、无过不及为准则,而其所以为是者皆是日用平常之事也,故其为书不徒谓之中而又加以庸焉。恐学者以中庸为难行之事,使知其中即是庸,不庸则非中矣。

    又曰:“曾子学于孔子而得其传,子思又学于曾子而得其所传于孔子者,既而惧夫传之久远而或失其真也,于是作为此书。”又曰:“《中庸》一篇某以己意分其章句,是书岂可以章句求哉?然学者之于经未有不得于辞而能通其意者。”

    黄干曰:“《中庸》与他书不同,《论语》是一章说一事,《大学》亦然,《中庸》则大片段须是滚读方知首尾,然后逐段解释则理通矣。今莫若且以《中庸》滚读,以《章句》仔细一一玩味,然后首尾贯通。”

    真德秀曰:“《中庸》始言天命之性,终言无声无臭,宜若高妙矣,然曰戒慎、曰恐惧、曰谨独、曰笃恭,则皆示人以用力之方。盖必戒惧、谨独而后能全夫性之善,必笃恭而后造无声无臭之境,未尝使人驰心窈冥而不践其实也。”

    臣按:《中庸》一书杂在《礼记》中,程氏始表出之,至朱熹为之《章句》《或问》始大明于世。盖中之为言始于《虞书》,庸之言则昉于《易》也,尧以是传之舜,舜以是传之禹,汤、文、武、周公皆闻而知是道者也。孔子集群圣之大成,删述六经,既载其授受之言于《书》,门人又记其所尝言者于鲁《论》之终篇,中之道至是大著矣。虽然,中之在人虽出于心,而人之所以信执之者不过言与行而已,故于《易》之《干·文言》又著一庸字焉,曰“庸言之信,庸行之谨”,尝以语其门人曰:“中庸之为德也其至矣乎,民鲜久矣。”门人既载之《论语》中,子思以孔子之孙而亲受业于曾子,曾子亲受其师之口传面命者也,有所受而为此书,乃合中、庸二字以为其书之名,而载其圣祖所尝语者于第二、第三章,所以立万世圣学之标准也。其意若曰圣门之学必中,而中又必庸,乃人伦日用之常,非诡异难行之事也。是理也,乃上天之所命、人物之所率、圣人之所以教、学者之所以学、帝王之所以治、百姓之所以行,壹皆以是中庸为准则,不可偏于此,亦不可倚于彼,不可以不及,亦不可以太过,平平焉以无险无陂,常常焉以不怪不奇。教者必于是而受其教以为学者亦必于是,治者必于是而奉其治以为生者亦必于是,为学者异乎此则为异端之差,为治者异乎此则为伯道之杂。先儒谓此为孔门传授心法,而臣亦曰子思所以立万世圣学之标准者此也。(以上言《中庸》)

    司马迁曰:“孟轲述唐虞三代之德,是以所如者不合,退而与万章之徒序《诗》《书》,述仲尼之意,作《孟子》七篇。”

    朱熹曰:“熟读七篇,观其笔势如镕铸而成,非缀缉可就也。《论语》便是记录缀缉所为,非一笔文字矣。”

    韩愈曰:“孔子之道大而能博,门弟子不能遍观而尽识也,故学焉而皆得其性之所近,其后离散分处诸侯之国,又各以其能授弟子,源远而末益分,惟孟轲师子思而子思之学出于曾子,自孔子没,独孟轲氏之传得其宗,故求观圣人之道者必自孟子始。”

    又曰:“扬子云曰:‘古者杨墨塞路,孟子辞而辟之廓如也。’夫杨墨行,正道废,孟子虽贤圣,不得位,空言无施,虽切何补?然赖其言而今之学者尚知宗孔氏、崇仁义、贵王贱霸而已,其大经大法皆亡灭而不救、坏烂而不收,所谓存十一于千百,安在其能廓如也?然向无孟氏则皆服左衽而言侏离矣,故愈尝推尊孟氏以为功不在禹下者,为此也。”

    陈栎曰:“孟子辟杨墨,功不在禹治洪水下者,洪水溺人之身,异端陷溺人心,心溺之祸甚于身溺故也。”

    程颐曰:“孟子有大功于世,以其言性善也。”又曰:“孟子性善、养气之论皆前圣所未发。”

    朱熹曰:“邪说横流,坏人心术,甚于洪水猛兽之灾,惨于夷狄篡弑之祸,故孟子深拒而力救之,再言岂好辩哉、子不得已也,所以深致意焉。然非知道君子,孰能真知其所以不得已之故哉?”

    又曰:“孟子道性善,称尧舜,使天下晓然知仁义之所在者,此所以正人心以为息邪说、距行之本也;排为我、斥兼爱使天下晓然知邪之不可由者,此所以息邪距而为正人心之用也。盖其体用不偏,首尾相应,如此然后足以拨乱世而反之正,此所以虽得其本而不免于多言也。然岂其心之所好哉?亦畏天命、悲人穷,不得已而然耳。”

    臣按:六经之外,书籍之在天地间者,《论语》之外有《孟子》,故先儒论儒道之书必以《论》《孟》并言,盖此二书六经之骨髓、儒道之根本也,为学之要、出治之法皆不外乎此。六经譬则海也、山也,《论语》譬则泛海之航、上山之阶也,孟子其入海之潢、登山之径乎?故学尧、舜、禹、汤、文、武、周公之道者,必自孔子入,而入孔子之门者必自孟子始。(以上言《孟子》)

    程颐曰:“学者当以《论语》《孟子》为本,《论语》《孟子》既治则六经可不治而明矣。”又曰:“学者须将《论语》中诸弟子问处便作自己问,圣人答处便作今日耳闻,自然有得,虽孔、孟复生不过以此教人,若能于《语》《孟》中深求玩味,将来涵养成甚生气质。”又曰:“凡看《语》《孟》且须熟读玩味,须将圣人言语切己,不可只作一场话说人,只看此二书切己,终身尽多也。”

    又曰:“孔子言语句句是自然,孟子言语句句是实事。”

    臣按:程颐又言:“学者先读《论语》《孟子》,如尺度权衡相似,以此去量度事物,自然见得长短轻重。”朱熹亦谓:“先读得《语》《孟》二书十分透彻,其他书都不费力,触处便见。”由是观之,圣贤千言万语不出乎孔孟之所言,经籍积案盈箱不出乎《语》《孟》之所载,学者苟能专心致志于此二书,用之以制事,推之以教人,本之以事君,施之以为政,学问之功于是乎至,圣贤之事于是乎毕矣。

    朱熹曰:“《论语》之言无所不包,而其所以示人者莫非操存涵养之要;七篇之旨无所不说,而其所以示人者类多体验扩充之端。”

    或问于朱熹曰:“学者之于《论》《孟》,其用功也奈何?”曰:“循序而渐进,熟读而精思可也。”曰:“然则请问循序渐进之说。”曰:“以二书言之则先《论》而后《孟》,通一书而后及一书;以一书言之则其篇章文句、首尾次序亦各有序而不可乱也。量力所至,约其程课而谨守之,字求其训、句索其旨,不得乎前则不得求其后,不通乎此则不敢志乎彼。如是而循序渐进焉,则意定理明而无疏易陵躐之患矣。是不惟读书之法,是乃操心之要,尤始学者之不可不知也。”曰:“其熟读精思者何邪?”曰:“《论语》一章不过数句,易以成诵,成诵之后反复玩味,于燕间静一之中以须其浃洽可也。《孟子》每章或千百言,反复论辩,虽若不可涯者,然其条理疏通,语意明洁,徐读而以意随之,出入往来以十百数,则其不可涯者将有以得之于指掌之间矣。”

    臣按:朱熹又言:“大抵观书先须熟读,使其言皆若出于吾之口,继以精思,使其意皆若出于吾之心,然后可以有得耳。徐行却立,处静观动,如攻坚木,先其易者,然后及其节目,如解乱绳,有所不通姑置而徐理之。”此朱子读书法也。程子亦曰:“读书者当观圣人所以作经之意与圣人所以用心,圣人之所以至于圣人而吾之所以未至者、所以未得者,句句而求之,昼诵而味之,中夜而思之,平其心、易其气、阙其疑,则圣人之意可见矣。”此程子读书法也。学者读书诚以此两贤之言为法则,凡圣贤之所以著书、立言与其所以立心、制行而至于为圣为贤者,皆可于言意之表得之矣。得其言于心,本之以制行,本之以处事,本之以为学,本之以为政,不徒出口入耳而皆有诸己以为实行、措诸事以为实用,圣贤地位不难到矣。

    朱熹又曰:“《论语》工夫少得效多,六经工夫多得效少。”又曰:“天下之物莫不有理,而其精蕴则已具圣贤之书,故必由是而求之,然欲简而易知、约而易守,则莫若《大学》《论语》《中庸》《孟子》也。”又曰:“不先乎《大学》无以提挈纲领而尽《论》《孟》之精微,不参之《论》《孟》则无以融贯会通而极《中庸》之归趣,然不会典极于《中庸》,则又何以建立大本、经纶大经而读天下之书、论天下之事哉?”

    臣按:孔孟之时已有六经之说,而四书之名则始于宋焉。所谓四书者,《论语》《大学》《中庸》《孟子》也。此数书者,所谓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之具也,学者必先读四书而后及于六经,而读四书者又必自《大学》始。程子谓其为初学入德之门,朱子谓其为古者大学教人之法,真氏谓其为圣学之渊源、为治之根柢、君天下之律令格例,是知儒者之书莫切要如《大学》一书,小学由是而入德,大学本是以为教,圣人之道、帝王之治皆不出乎是焉。是则《易》也、《书》也、《诗》也、《春秋》与礼也、《论》《孟》之与《中庸》也,皆所以填实乎《大学》一书。今日在学校则读之以为格物致知之资,他日有官守则用之以为齐治平均之具。我祖宗以学校育才,以经术造士,教之于学校者以此经此书,取之于科目者以此经此书,盖将资之以为辅治之具而以是经是书之所载者以敷布乎天下,使斯世斯民皆乎雍熙泰和之域也,然则凡今日所施教而承学者,乌可不知其所自哉?(以上兼言四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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