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广州商团和警察联欢会的演说
作者:孙中山
一九二四年一月十四日

      诸君:


      今日商团和警察在此联欢,这是一个很好的盛会。本来商团和警察的责任是维持治安的,是维持广州市的治安的。商团和警察都住在广州市,广州市的治安怎样可以维持呢?商团和警察用什么方法去维持呢?商团和警察所能维持的治安,是一部分的治安,是防备宵小的治安;如果国家全体,不能太平,不能治安,商团和警察又有什么方法可以去维持一部分的地方治安呢?商团和警察既然有维持广州市地方治安责任,就要知道广州市处中华民国之内是什么地位。我们要希望全国的治安可以维持,然后一部分的地方治安才可以维持;如果全国的治安不能维持,那么一部分的地方治安也是不能维持。广州市在中华民国之内,从前不过二十二行省的一个省会,但今日广州市的地位便和从前大不相同。我们要知道是怎样不同,便要知道现在是中华民国的什么时候,和中华民国是怎么样成立。中华民国之成立,是由于十三年前武昌起义;武昌之所以起义,是为革命,是要推倒满清,创造中华民国。但是中华民国成立至今,虽然有了十三年,全国还是四分五裂,大乱不已,这便是中华民国还没有创造成功。


      大家自己都承认是中华民国的国民,总没有一个人肯表示是大清帝国的遗民。我可以说大家有九成九都不承认是大清帝国的人,都肯承认是中华民国的人。大家既然承认是民国的人,便要知道什么是民国,便要知道中华民国和大清帝国有什么分别。诸君的年岁大概都在二十岁以上,十三年以前的事自然记得很清楚。用中华民国和大清帝国来比较,中华民国是怎样造成的,大家自然记得,是用革命手段把清朝推翻、满帝消灭来造成的。今日既是民国,顾名思义,大家便应该知道,何以叫做民国呢?民国是和帝国不同的:帝国是由皇帝一个人专制,民国是由全国的人民作主;帝国是家天下,民国是公天下。好比做生意,帝国是东家生意,民国是公司生意。公司生意赚了钱,股东都有份;东家生意赚了钱,只有一个人享受。所以从前清朝是家天下,现在民国是公天下。这便是民国和帝国的分别。民国已经过了十三年,大家应该明白这种分别。


      现在民国的景象,还是在分裂之中,到处都有战事,这十三年以来没有一年可以得太平。为什么到了民国不能太平呢?是不是民国不如帝国呢?如果民国真是不如帝国,大家又何以要承认是民国的人,以做民国的国民为光荣,以做帝国的子民为耻辱呢?论起道理来,民国比帝国公道得多,民国的国民比帝国的子民光荣得多。我们中华民国是否成立了呢?本来满清帝国已经推翻,中华民国的招牌已经挂了十三年。在这十三年中,人民有没有享到民国的幸福呢?实在的说,人民简直还没有享到民国的幸福,国家还是在变乱的时代,人民还是在水深火热之中,日日受苦痛。何以到了民国,反有变乱,人民反受痛苦呢?反对民国的人,心理上以为民国不如帝国,现在不如清朝,所以人民在民国所受的痛苦便要比清朝多。殊不知人民在民国,无形中的地位很高。民国是大家都有份的,我们是中华民国的人民,便是中华民国的主人翁,再不和清朝一样,要做官吏的奴隶。中华民国是一个大公司,我们都是这个公司内的股东,都是应该有权力来管理公司事务的,所以大家现在所处的地位是很高的。但是因为国家没有方法可以统一,所以全国便大乱不已,灾害频至,祸患没有止境。是否人民应该受这种种痛苦呢?诸君想想,大凡一种灾害,一种痛苦,当中必有一个原因。现在民国灾患祸害的原因,是在什么地方呢?第一个是大清帝国留下来的老官僚、武人,还没有肃清。从前革命党推倒满清,只推翻清朝的一个皇帝。但是推翻那个大皇帝之后,便生出无数小皇帝来。像现在各省的督军、师长和北京的总统、总长,都是小皇帝。那些武人官僚都是大清帝国留下来的,只知道做官,他们的思想纯粹是做皇帝的旧思想。他们有了兵,便胡行乱为。像袁世凯,拥兵最多,便自己称皇帝。如果拥兵较少的,虽然不敢自己做皇帝,只要有了三五千兵,便想反叛民国,恢复旧制度。那些恢复旧制度的行为,就是实行专制,就是专制时代小皇帝的行为。所以说到民国以来,我们革命党只推翻大皇帝,那些小皇帝还没有推翻,故民国徒有民国之名,仍受专制之实。这个毛病是在中国革命不彻底,不能像俄国一样,不能把那旧皇室的官僚武人一概肃清。俄国这次革命经过了六年,现在已经大功告成,他们的人民有希望可以享幸福。我们的人民,究竟不知道何时才能享幸福。为什么原因呢?是因为革命功夫还没有做妥当,还没有做完全。好像我们想拆一间旧屋,另外做一间新屋,旧屋的瓦盖围墙都已经推倒了,但是由旧屋留下来的砖瓦木石还堆积在原地方,没有完全扫清,所以想做新屋,便无从下手,这便是中国今日的景象。此刻人民处此景象,受无屋可住的痛苦。诸君想想,是何人的责任呢?大家都知道民国是革命党造成的,是由革命党在武昌起义以后,便有民国。在武昌起义以前,广州也有辛亥年三月二十九日的起义,牺牲了黄花岗的七十二烈士。试想起义的时候,黄花冈七十二烈士牺牲精神是怎么样大呢!因为他们在当时有那样大的决心和那样大的勇气,故以后的志士便前仆后起,和满人奋斗,推翻满清。但是满清虽然推翻,由他留下来的馀毒,还没有肃清。革命党本来不能辞这个责任;但是民国是全体国民都有份的,民国成立以后,人民对于国事,都不知道自己去治,自己去理。因为大家都不理,所以那些小皇帝便乘隙而入,每日招兵买马来霸占民国,弄到真正的民国至今还无从建设。我们要建设成真正民国,诸君也是国民的一份子,应该要担负这个责任。


      诸君是广州市的商团,知道民国十三年以来,广州是处何等地位呢?广州在这十三年之内当然比清朝不同,今年的广州当然比从前的广州更不同。再过几日,我们便要在广州开一个革命党全国代表大会。为什么要在广州开革命党全国代表大会呢?因为十三年以前,我们都是用广州做革命的起点,广州是革命党的发源地,是很光荣的,我们想从新再造民国,还要拿这个有光荣的地方做起点。好比做新屋一样,必要选定一个好屋基,广州市就是我们创造新民国的好屋基。中华民国虽然经过了十三年,但是从前都没有建设好,这次在广州来开革命党全国代表大会,便是想筹备一个新方法,再来建设中华民国,为中华民国开一个新纪元。这是中华民国国民的大希望,广州历史上的大光荣。用广州和武昌比较,可说武昌是创造中华民国开始的地方,广州是建设中华民国成功的地方。


      诸君是商团,今天同警察在一处联欢。以后商团同警察要同力合作,维持广州的治安。警察是政府的机关,商团是人民的机关,今天商团同警察是正式见面的第一日,也就是政府与人民结合的第一日。诸君在革命政府之地,彼此应该开诚相见。革命党现在用广州做策源地,从新建设中华民国,政府和人民必要同力合作。故广州市的人民必要同政府合作,同心协力,先把广州市的政府建设起来。这个责任当然是要诸君担负的。从今以后,商团和警察能不能够永久合作呢?有什么条件可以做得到呢?要达到这个目的,只有两个条件:第一条是要诸君明白革命主义;第二条是要诸君信仰革命能够最后成功。有此二条件,才可以永久结合。如果不然,便是今日一时的结合,不是永久的结合。


      何以要诸君信仰革命到底能够成功呢?要诸君信仰,便是要诸君有决心。广州历次变乱,商团总是守中立:从前龙济光到广州来称王,商团守中立;陆荣廷、莫荣新到广州来专制,商团守中立;陈炯明挂革命的假招牌到广州来造反,商团守中立;这次滇军仗义讨贼,到广州来打陈炯明,商团也守中立。如果陈炯明再打回广州,试问商团诸君将何以自处呢?就以往的历史说,我想诸君一定是把从前的旧文章再抄他一次,还是要守中立。今天人民与政府结合之后,便不可再守中立。所以第二条件要诸君有决心,要请诸君对于革命有信仰。


      革命事业,不但是在中华民国一定成功,就是无论在那一国,只要革命发生以后,纵然一时不能成功,或者失败几十次、几十年--法国有八十年,美国有八年,俄国有六年--,革命到最后总是成功。就古今中外的历史看来,一个国家由贫弱变到富强,由痛苦变成安乐,没有不是由革命而成的。因为不革命,人民的痛苦便不能解除。人类何以要革命呢?是要求进步。人类的思想,总是望进步的。要人类进步,便不能不除去反对进步的障碍物,除去障碍物,便是革命。所以我们要人类和国家进步,便不能不革命。要诸君信仰革命,能得最后的成功。外国的历史刚才已经讲过了。讲到中国历史,革命也没有不成功的。像汤武革命,人人都说他们是“顺乎天应乎人”,当然是成功。不过我们中国的革命,多半是英雄崛起,成功之后便做皇帝,施行政治,代代相传都是专制。成功的幸福是皇帝一个人独享,人民总是痛苦。我们今日的革命是建设民国,成功之后是请诸君来做民国的主人翁,做公司的股东。所以这次革命,可说是推翻专制,去替诸君谋幸福。诸君对于这种善举,一定要有信仰,有了信仰,便不必存成败之见。我们的革命,不是这一次可以决计必成的,或者广州政府明日便被陈炯明推翻,也未可知。那么诸君要究竟如何信仰呢?是要相信我们革命纵然一时失败,还是可以卷土重来,相信我们革命最后一定成功。


      第一条件要诸君明白革命主义,先要诸君明白革命是一件什么事。简单的说,革命是救国救民的事,是消除自己灾害、为自己谋幸福的事,为四万万人谋幸福的事。这个道理便是革命道理,这个革命的道理是天经地义、万古不变的。从前专制,是以人民为奴隶,现在觉悟了,知道大家都是人,大家应该平等,国家是人人的国家,世界是人人的世界。明白这个道理,便知道用革命来求平等,是大家的事,不是政府的事,也不专是革命党的事。诸君是商团,是有枪阶级,也应该担负革命的事。明白此理,以后便不可再守中立。


      从前为什么守中立呢?在诸君的眼光,或者是怕人缴枪,如果守中立,便可保守那几枝枪,避祸求福。依我看起来,若是守中立,便不能避祸求福。譬如这次滇军仗义执言来打陈炯明,为国讨贼,滇军各将领都有革命思想,到广州来是吊民伐罪,和人民表同情的。假若当时诸君同滇军合作,订一个条约,不许客军入境,诸君担任肃清广州市内陈炯明的乱党,要滇军前进,肃清东江,我想滇军决不至入广州市。那么,现在广州应该是什么景象呢?如果滇军不入广州,广州各商家没有军队的骚扰,便很治安。但是你们商团一定要守中立,不敢打陈炯明。我是一定要打陈炯明的。所以滇军便入城,别种散军也随之而入。后来又有陈炯明的叛军去投降滇军,当中许多坏人教滇军卖烟开赌,所以弄成今日的广州乌烟瘴气。推究此中原因,商团不能辞其责任。诸君毫没有宗旨,兵来从兵,贼来从贼,现在所受的痛苦是免不了的。此后商团和警察要守望相助,同心协力来维持广州治安,便要诸君明白革命主义,信仰革命最后一定成功。


      我们的胜败是常事。去年失败,今年可以成功;今年失败,明年可以成功;一年两年失败,十年百年总是可以成功。革命是人类的觉性,人人知道自己要救自己,所以造成这种大力量。有了这种大力,便无大力可以阻止。好比有一块大石头,从白云山顶滚到山脚,在中途的时候,试问诸君有没有力量可以阻止呢?革命之成功,就像大石头从白云山顶滚到山脚一样,一经发动,断没有中途停止的。我在三十年前便提倡革命,当中失败总不下二十次,但每失败一次,势力便加大一次。此次在广州来革命,诸君如果问我可不可以成功,我的答复是“不知”,但是我不以不知便不奋斗,我总是抱定我的宗旨,向前去做。诸君现在不必问我这次革命能不能成功,我要问诸君:革命到底能不能成功?诸赞〔君〕要有明白的答复。成功是人民的事,于我没有关系,我不过是革命的发起人,要人民来赞成。如果多数人赞成革命,便可成功;少数人赞成革命,自然难得成功。我为革命始终奋斗,鞠躬尽瘁,死而后已。至成功与不成功,是人民的责任。诸君是人民,当然要担负这个责任。自今日起,我希望政府和人民始终同力合作,广州市的人民都来赞成革命!


      注释:

      据《广州民国日报》一九二四年一月二十三日--三十一日连载的《大元帅对广州市商团及警察演说词》

      *这是孙中山在广州对国民党员的演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