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府迁渝与抗战前途
作者:蒋中正
1937年11月19日
中华民国一九三七年十一月十九日在南京国防最高会议讲

    抗战开始至今已三个月以上,赖中枢各同志同心一德,坚苦维持,使前方部队,勇气日增,全国同胞,感动奋发,暴日到了今天,应已知道中国的力量不可侮了,关于军事情形,刚才副参谋总长已有说明,外交财政亦均有各别报告,不待赘说。目前淞沪外围以至苏常一带的战事,日益紧张,暴敌陆续增援,似乎我们的军事应付处于更艰难的地位,北战场自敌人占领太原后,亦形不利,但就全局来观,我们并未失败,要知道此等情形,原来并非意外,而是为我方开战时所预期的。军事上最重要之点,不但胜利要有预定计划,即挫折亦要有预定的打算;不但胜利要立于主动地位,就是退却也要立于主动地位。然后一时的挫折,不致有全盘溃败之忧。而可以把握最后的胜利。今天我们主动而退,将来即可以主动而进,大体上说来,是不足虑的,依照预先想定的抗日计划,步步实现,并无错误,更不能说是失败。这是应当首先向各位报告的。

    自从九一八经过一二八以至于长城战役,中正苦心焦虑,都不能定出一个妥当的方案来执行抗日之战。关于如何使国家转败为胜转危为安,我个人总想不出一个比较可行的办法,祗有忍辱待时,巩固后方,埋头苦干。但后来终于定下了抗日战争的根本计划。这个根本计划,到什么时候,才定了下来呢?我今天明白告诉各位,就是决定于二十四年入川剿匪之时。到川以后,我才觉得我们抗日之战,一定有办法。因为对外作战,首先要有后方根据地。如果没有像四川那样地大物博人力众庶的区域作基础,那我们对抗暴日,祗能如一二八时候将中枢退至洛阳为止,而政府所在地,仍不能算作安全。所以自民国二十一年至二十四年入川剿匪之前为止。那时候是绝无对日抗战的把握,一切诽谤,只好暂时忍受,决不能漫无计划的将国家牺牲,真正为国家负责者,断不应该如此。到了二十四年进入四川,这才找到了真正可以持久抗战的后方。所以从那时起,就致力于实行抗战的准备。

    现在我们自八一三淞沪开战以来,将士们英勇抗战到了今天,虽然牺牲惨重,已使敌人胆寒,这都因为抗战已有了预定计划,所以前方杀敌,格外安心,如果在四川根据地没有建立以前,那不仅上海不能作战,就是在南京在汉口亦不能和敌人抵抗。回想民国二十四年夏间,敌人是如何的凌逼我们,那时我们忍辱负重,将党部迁移,命中央军队退出,这种空前的侮辱,不是常情所能忍受的。那时节,后方没有确实的基础,军事还没有完成必要的设备,又值夏间水涨之时,敌人的海军溯江而上,一直可以到宜昌,甚至小军舰可以到重庆,如果轻易开衅,国家不堪设想。因之无论如何,祗好忍痛下去。如果在九一八当时,一二八当时,以及民国二十四年敌人在平津横暴侵逼的当时,我们祗要有十分之一的把握,在战局上稍有运用的机会,老实说我们亦毫不迟疑的起而抗战了。但彼时一切均无把握,徒然将国家民族牺牲,于心实有所不忍。这几年来,我们埋头苦干,积极准备,同心一德,完成统一,到这次卢沟桥事变发生为止,我们的国内形势和军事准备,比之以前,当然有更多的把握。可以说较之民国二十四年已增加了一倍,而较之一二八与九一八当时,增加了二三倍还不止。我们国防上已经有初步的准备,如果尚有和平可能,当然要迟延二三年,再过三年,我们的国防力量,当然格外不同,但敌人不能等待,时机不能许可,情势已至最后关头,自然要和他抵抗,不过我们今天并不是无计划,也更不是冒险,可以说,敌人在事实上已立于失败地位,而我们是有一定的目标的。

    这一次战斗,决不是半载一年可了,一经开战,一定要分个最后的胜败,现在如单就军队力量比较,当然我们不及敌人,就拿军事以外两国实际国力来较量,也殊少胜利把握。但为什么我们这次毅然决然与之正式作战,而毫不犹豫呢!这并非如一般所想,日本经济力不能维持长久,或是说我们的兵力和自然条件可以维持到多少久,我们的着想点,并不在此,我们决心抗战,且有最后胜利的自信,是由于下面三个根据。

    • 第一、自从二十四年开始将四川建设成后方根据地以后,就预先想定以四川作为国民政府的基础。日本如要以兵力进入四川来消灭国民政府,至少也要三年的时间,以如此久长的时间来用兵,这在敌人的内部是事实上所不许,他一定要失败的。我军节节抵抗,不惜牺牲,就希望吸引他的兵力到内地来,愈深入内地,就于我们抗战愈有利。
    • 第二、祗要我们国民政府不被消灭,我们在国际上一定站得住,而敌人骄横暴戾,到处树敌,他在二三年以内,一定站不住,决不能持久下去的,所以我们决不怕消灭,一时一地的得失,无害于我们的根本,我们的唯一方针,就是要“持久”。
    • 第三、鉴于阿比西尼亚的事例,有若干人不免对国际正义失望,阿比西尼亚为国联会员国,最后国家灭亡了。而国际无法援助,这固然是一个很大的教训,但我们中国决不做阿比西尼亚,要知道阿比西尼亚在地理上和军事上的条件,与我们中国有很大的不同,我们不独幅员广大,而且有极坚强的抗敌意识,越到内地,这种意识、越普遍,所以日本决不能亡我,就是再多几个日本,亦不能亡我,日本如果以意大利来比拟自己,他就一定要失败。

    因此我可以断言,我们的国家决没有灭亡的危险。我们的后方有巩固的根据地,虽然前方军事或有局部的失利,祗要国府存在,必与之抵抗到底,这是对日抗战最主要的条件。军事上即或失败,而我们的政府,我们的党和我们三民主义,决不会消灭。越抵抗就越有精神,所以此刻决不能因军事失利而希望停战和妥协。这是万万要不得的,日本的心理,最好就是趁华北在手上海得利的时候,与我言和,但是如此妥协,不知道要多少年以后,才能翻身,或许是永远不能翻身。所以我们今天决不能与之言和。如此他目的不达,就站于被动的地位,而陷于极大的不利。因为第一层,他这次并没有想到中国会和他抗战,仓卒调兵,陆续增援,他第一步已陷于被动了。第二步他以为华北和上海失利以后,我们就要内部动摇,不得不同他讲和,但现在又出其不意,拒绝与之言和,他第二步又陷于被动的地位了。如此敌为被动,我为主动。客主之间,军心士气的高下,全般战局的利害也就于此可见了。

    我要郑重告诉各位同志,抗战开始以来的战局,其失利的程度,并不曾超过我们预想以外,我们早就依预想失利的形势而定下了一贯的计划。所以就军事言,用不着忧虑。而就一般形势来说,则我们中国已经获得成功。三个月的抗战,三十万将士的死伤,已经造成了国际新形势。如果没有中国这三个月的抗战,不会有德意日协定。不会有比京九国公约国会议。亦不会促成对抗侵略阵线的联合阵线。现在侵略国家的对面,一定会产生一个英、美、法、苏、的联合阵线来,可以说国际形势,已被我英勇抗战所改造了。如果我们继续努力抗战下去,一定可以达到各国在远东敌视日本,包围日本的目的。一定使日本陷于绝对的孤立。这个目的是不远的。是很容易达到的。日本占领上海以后的气焰,各国是受不住的。尤其英国是决不能忍受的。如没有这三个月的抗战,日本的排英不会如此剧烈。英日不会交恶到如此地步。英国的海军军备,虽然要到明年年底才能完成,但日本占领上海以后,他的气焰,简直如同疯狂,日本必将逼得英国迫不及待了。我说这句话,不是说外交已经好转到绝对靠得住,不过我们所预想和预期的形势,确实已一步一步的实现。而且九国公约国的发动,和英日交恶的形势,是出乎意外的提早实现了。固然我们抗战不能观望外交的形势,不可依赖国际的演变,我们为国家为民族争生存,应该有独立自主的打算,但对于敌人所处的地位,不能不有详细观察,来决定我们的作战方案。

    单从军事来说,敌人的危险比我们更大。日本国内矛盾太多了,老少不一致,海陆不一致,财阀不一致,军阀本身也不一致,至于一般人民,对于侵略战事,更是莫名其故,他侵略中国,已将六年,东三省的治安,至今尚且维持不了,如果他深入华北和内蒙,占地愈大,派兵愈多,旷日持久,师老民怨,断不是他先天不足的国力,所能应付的。而且中国抗战一天不停,他就欲罢不能,而要跟着作被动的冒险,现在他要侵入长江以南,这种计划,决不是他事前所想到的。他现在如冒险前进,想要进攻南京,那就是他失败的开始,不必到四川,他就一定要失败。试想以六七十年来积储的国力,不照预定计划,而行险徼幸的陆续送到中国战场上来消耗,这是不是于他有利的国策,所以敌人非失败不可。我这一段话,都是实在情形,祗要我们国内共同一致,含辛忍苦,不惜牺牲,持久抗战下去,定可转败为胜,转危为安,打倒了侵略的暴敌、以达成我们民族的复兴。

    现在中央已经决议,将国民政府迁移到重庆了。国府迁渝并非此时才决定的。而是三年以前奠定四川根据地时所早已预定的,不过今天实现而已,今天主席以次均将陆续出发,希望政府和党部同人迁渝以后,秉承主席教导,对于一切职务,不但要照常努力,而且要积极整顿,格外振作,在艰苦之中,力求革新和精进,总要使有一番新气象,来安慰前方的将士,激勉后方的军民。切不可因为距离战场辽远了,而精神意志懈怠下来,无形中造成如南宋时代苟安的局面。今后国家存亡,民族安危,还在各位同人是否真能表现革命的精神,实行革命的职责,总要痛念国家艰危,将士牺牲,和人民痛苦,自勉自强,善尽责任,到处表示我们长期抗战的决心,和最后必胜的信心,无论到什么地方,必须要革除惰习,造成蓬蓬勃勃的新气象,使国民有所激劝,国际上也得到良好的观感,以配合我前方的浴血战斗,达成抗战最后的胜利,这是本席今天衷诚恳切的期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