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下之变,常伏于其所偏重而不举之处,故内重则为内忧,外重则为外患。古者聚兵京师,外无强臣,天下之事,皆制于内。当此之时,谓之内重。内重之弊,奸臣内擅,而外无所忌,匹夫横行于四海,而莫能禁,其乱不起于左右之大臣,则生于山林小民之英雄。故夫天下之重,不可使专在内也。古者诸侯大国,或数百里,兵足以战,食足以守,而其权足以生杀,然后能使四夷盗贼之患,不至于内,天子之大臣,有所畏忌,而内患不作。当此之时,谓之外重。外重之弊,诸侯拥兵,而内无以制。由此观之,则天下之重,固不可使在内,而亦不可使在外也。

自周之衰,齐、晋、秦、楚,绵地千里,内不胜于其外,以至于灭亡而不救。秦人患其外之已重而至于此也,于是收天下之兵,而聚之关中,夷灭其城池,杀戮其豪杰,使天下之命,皆制于天子。然至于二世之时,陈胜、吴广,大呼起兵,而郡县之吏,熟视而走,无敢谁何。赵高擅权于内,颐指如意,虽李斯为相,备五刑而死于道路。其子李由守三川,拥山河之固,而不敢校也。此二患者,皆始于外之不足,而无有以制之也。至于汉兴,惩秦孤立之弊,乃大封侯王。而高帝之世,反者九起,其遗孽馀烈,至于文、景,而为淮南、济北、吴、楚之乱。于是武帝分裂诸侯,以惩大国之祸。而其后百年之间,王莽遂得以奋其志于天下,而刘氏之子孙,无复龃龉。魏、晋之世,乃益侵削诸侯,四方微弱,不复为乱。而朝廷之权臣,山林之匹夫,常为天下之大患。此数君者,其所以制其内外轻重之际,皆有以自取其乱,而莫之或知也。

夫天下之重,在内则为内忧,在外则为外患。而秦、汉之间,不求其势之本末,而更相惩戒,以就一偏之利,故其祸循环无穷,而不可解也。且夫天子之于天下,非如妇人孺子之爱其所有也。得天下而谨守之,不忍以分于人,此匹夫之所谓智也,而不知其无成者,未始不自不分始。故夫圣人将有所大定于天下,非外之有权臣,则不足以镇之也。而后世之君,乃欲去其爪牙,翦其股肱,而责其成功,亦已过矣,夫天下之势,内无重,则无以威外之强臣;外无重,则无以服内之大臣,而绝奸民之心。此二者,其势相持而后成,而不可一轻者也。

昔唐太宗既平天下,分四方之地,尽以沿边为节度府,而范阳、朔方之军,皆带甲十万。上足以制夷狄之难,下足以备匹夫之乱,内足以禁大臣之变,而将帅之臣,常不至于叛者,内有重兵之势以预制之也。贞观之际,天下之兵八百馀府,而在关中者五百,举天下之众,而后能当关中之半,然而朝廷之臣亦不至于乘间衅以邀大利者,外有节度之权以破其心也。故外之节度,有周之诸侯外重之势,而易置从命,得以择其贤不肖之才,是以人君无征伐之劳,而天下无世臣暴虐之患。内之府兵,有秦之关中内重之势,而左右谨饬,莫敢为不义之行。是以上无逼夺之危,下无诛绝之祸。盖周之诸侯,内无府兵之威,故陷于逆乱,而不能以自正;秦之关中,外无节度之援,故胁于大臣,而不能以自立。有周、秦之利,而无周、秦之害,形格势禁,内之不敢为变,而外之不敢为乱,未有如唐制之得者也。

而天下之士,不究利害之本末,猥以成败之遗踪,而论计之得失,徒见开元之后,强兵悍将,皆为天下之大患,而遂以太宗之制,为倡狂不审之计。夫论天下,论其胜败之形,以定其法制之得失,则不若穷其所由胜败之处。盖天宝之际,府兵四出,萃于范阳。而德宗之世,禁兵皆戍赵、魏,是以禄山、朱泚得至于京师,而莫之能禁,一乱涂地,终于昭宗,而天下卒无宁岁。内之强臣,虽有辅国、元振、守澄、士良之徒,而卒不能制唐之命。诛王涯,杀贾𫗧,自以为威震四方,然刘从谏为之一言,而震慑自敛,不敢复肆。其后崔昌遐倚朱温之兵,以诛宦官,去天下之监军,而无一人敢与抗者。由此观之,唐之衰,其弊在于外重,而外重之弊,起于府兵之在外,非所谓制之失,而后世之不用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