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瀛探索/第十章 中华文库

第十章 结论

南瀛地区在整个台湾的历史发展舞台上，扮演着不可或缺的一环，有着举足轻重的地位。以整个台湾来说，南瀛地区是最早开发的地区，以历史环节来说，南瀛地区历经荷兰、明郑、清代、日本几个政权的统治，更增添此地文化及社会发展的丰富性。

以地理环境看，从南瀛地区整个地理环境的变迁即可看出，南瀛有河阶、曲流地形发达的山地丘陵，宽阔平坦的嘉南平原，与变动不羁的海岸线，地形的多样性为历史发展提供了不同的舞台；且地理环境并非一成不变，在不同的时期展现其特殊的历史意义。依地形的差异，可将南瀛分为山地丘陵区、嘉南平原及晚近陆浮的盐分地带；早期移民循着河流由沿海深入到平原，再往东拓垦至山地丘陵区，形成“港口市镇”、“平原台地市镇”和“山麓市镇”等3种街市类型， 正隐含着不同的区域内涵。沿海的盐分地带，由于必须面对难以掌握的河海环境，因此形成刻苦坚毅的民风；山地丘陵区，则由于受到地形的阻隔，以致形成较为封闭纯朴的区域风格。

南瀛开垦的历史文化，可分为：西拉雅族等4大社分布的曾文溪流域，为南瀛的古文化区；汉人拓垦的急水溪流域，为南瀛的新文化区。又可以南瀛的母河—曾文溪为界线，将南瀛区分为溪南和溪北两大区域，各有其不同的历史发展脉络及区域特色。由此可知，在不同的地理环境下，形成相异的生活方式，在人地互动的历史脉络下，形塑出繁复的区域特性。

以族群来说，台南县的主人原是悠游自在，过著捕鱼打猎、酣酒高歌的“平埔族群”，因外力影响，17世纪开始受国家机制影响。1624年，荷兰人进入台湾，从当时所留下的资料显示，在台南平原活动的原住民，主要是西拉雅族群的4大社、亚群大武垅社以及洪雅族的哆啰国社群。从文献得知，很少其他族群入侵西拉雅族，反而是西拉雅族4大社中，新港社和萧垅、蔴豆等社，素来不睦，各社间常有战事发生。

1636年后，荷兰人控制了平埔族各社群，也禁止相互间的征战，各社群已能和平相处，与荷兰人更是盟友关系。1652年，汉人郭怀一事件，还是靠原住民的军队援助才得以平息。1661年，郑成功攻取台湾，平埔社群与郑成功维持良好关系。郑氏治台时间虽不长，但荷兰、郑氏治台初期，大量汉人的进入，逐渐改变了他们原来的社群生活。

康熙22年（1683），清廷统治台湾，对平埔族群以教养兼施、恩威并济的策略加以绥抚，并依荷、郑旧制，各社设置土官与通事，做为基层行政人员，传达政府政令，疏通汉人与原住民间的意见，兼办诱导驯化的事务。清朝中叶以后，平埔族群在外来移民的压力下，被迫隐逸、外移，虽然经由涵化与融合的作用，平埔族群也吸取了外界的新成分，产生了新的文化，但长期与汉人混居的结果，使得生活习惯越来越相近，赖以维生的方式越发相似，甚至已无法分辨、区辨彼此。

日治初期，理番事业主要在征服未归化的生蕃，平埔族群在整个台南县已属零星少数；后来的熟番政策，将之与汉人等同视之，与汉人已无从分别。所以，从清中叶一直到20世纪80年代，因统治者的意识形态，以及有意无意的“汉化”观点解释，平埔族群确实多少都有接受强势汉文化的趋势，加上对汉、埔文化互动变迁现象，均以汉化或同化做结论，所以几乎所有人都已忘了“他们”的存在；事实上，平埔族群的子民，仍生活在这块土地上，并未消失，在融入汉人社会后，语言虽消失不见，却仍有许多文化存留在我们的生活里，深深的影响着我们。

荷兰时期的历史时间范畴内，海洋史是重心，欧洲大西洋沿岸的海上强权国家，倾其全力拓展航海、殖民、经商活动，中国、日本、东南亚的贸易利益，是列强觊觎的目标。中国的生丝、日本的银、东南亚的香料，是获利丰硕的物料，而台湾的地理位置，正处于这转口贸易的枢纽，在荷兰政府独具慧眼之下，成为其东亚贸易的重要据点，更赚得极高的经济利益。

荷兰治台之前，台湾原住民只有语言，没有文字。待荷人治台后，把教育与传教结合在一起，广设教堂与学校，导入西方文字能力训练，以拉丁字母将新港口语书写下来，做为各社学校的教学语言，使得台湾进入文字化时期，“新港文书”便是最好的明证。

16、17世纪，中国正处于明末清初政权更替之际，动荡的时代，民不聊生，尤其闽粤一带，山多地瘠，又遭海禁，处境更加艰难。部分游民流亡海上沦为海盗，部分进出台湾成为季节性的渔民或农民。待荷人治台，为了引进中国汉人的生产力，奖励来台耕种。加上郑芝龙广召中国闽籍乡亲至台开垦，逐渐带动汉人移民入台的风潮，依据《被遗误之台湾》一书记载：在荷兰治理台湾的末期，有许多中国汉人，因战乱而离乡移居至台湾，设立了一个殖民区，除了妇孺以外，壮丁有2万5000人之多，他们从事于商业和农业，种植了大量的稻子和甘蔗。

荷兰初治台湾，大员（安平一带）及其附近的平埔族尚未开化，仍处于部落社会。依照凯第纽斯于1628年写给长官努易兹的备忘录整理出，当时本县平埔族人社会的概况是：他们的主要工作是耕田和种稻，妇女很辛劳，负责大部分田里的工作，只使用尖锄慢慢做。当稻子成熟时，不知使用镰刀收割，而是用像刀子的工具，每次一把的将茎切断拿下稻穗。切下稻子后，没有打掉谷子就带回家，每天只捣碎所要吃的量。男人并不从事农作，在田里建茅屋休息或睡觉，很少帮助妻子田里的工作，其主要的工作是狩猎和打猎。他们没有自己的首领来统治，他们有名义上的议会（council），由12位名声好的人组成，议员们没有很大的权力，但当有困难发生时，必须面对，并深索解决之道。没有人能读和写，但有以口头方式流传下来的宗教信仰。

待荷人大员政权确立后，藉教化控制平埔族人的思想和行动，组成地方会议，导入西方文字能力训练，使平埔族人成为虔诚的基督徒，遂开启部落社会吸收西方文化之窗。

荷人治理台湾后，由于台湾鹿皮成为国际贸易的商品，更促进“汉番交易”的兴隆，大批汉人过海来台，进入平埔族部落，以鹿皮为主要目标，从事交易。

到了1630年代，荷人在台湾的地位巩固，台湾鹿皮贸易即被其垄断，在其势力范围内，从平埔族人以贡献的方式收取鹿皮外，也招来贫困汉人从事捕鹿，由牧师管理发给狩猎执照，并定价收购鹿皮。1640年代以后，荷人更创设了以招标方式包办“番社”交易，让有财力的汉人包办“番产交易”。

以台湾的开发史盱衡，明郑22年的统治，在时间的纵轴上只是一小点，但是这个小点却完全扭转台湾的发展，让蒙昧的台湾逐渐开发，进入文明的阶段，所以明郑在台湾的历史地位，绝不能以其时间长短等同视之。

郑成功以孤臣孽子之志转进台湾，孤悬海外，开辟台湾，矢志反清复明，这样的一个状态对照今日台湾，倒有几分相似。历史的巨轮，不但一直往前滚动， 却也巧妙的让某些情境不断重演，有人懂得从中汲取经验，避免重蹈覆辙；有人硬是不信邪，让历史悲剧一再发生。可喜的是，目前台湾不仅在政治和经济上创造了世界奇迹，台湾社会开放而蓬勃的生命力，也逐渐旺盛起来。立足本土，放眼国际，正蕴蓄要开创台湾另一番不凡的局面。

清领之后，台湾最高文职统治机关与机关首长驻节于府城，军事防务上，台湾水师与台湾镇布署也以南瀛为主，所谓置帅府、宿重兵，说明了政治中心确在南瀛地区。此一全台政治中心的情势，到了咸丰10年(1860)台湾开港后，始有转变。开港通商后，沈葆桢考量国防与治安，奏准分全台为台湾府与台北府，至此，南瀛地区为全台首要的政治中心地位开始动摇；中法战后，全台布局极需做更为实际的安排，光绪13年(1887)，刘铭传奏准更分全台为台北、台湾、台南等3府及台东直隶州，至此，南瀛不再是全台政治中心。

至于南瀛地区为经济中心之论，盖因本区开发较早，又盛产米糖，早期又有正口鹿耳门于此，加之台江与倒风两内海大小港口遍布，输出贸易极盛，因之，商业发达之早冠于全台，而郊商的种类与数目之多且繁，可以证明，南瀛地区是开港前台地的经济运作中心，开港后，因贸易范畴不再局限于两岸，同时，北部盛产的樟脑与茶叶，经济的利润远超乎南部仰赖为主的糖，南部的经济地位优势，遂逐渐没落，道光3年(1823)以后，台江与倒风两内海又逐渐淤塞，更加速了南北经济地位的易位，彼升而此落，南瀛为全台的经济中心遂然不再。

汉人入垦南瀛地区之后，对于原住民西拉雅族群产生经济与社会文化的巨大冲击，其族群的文化与生存，实面临不可避免的变迁，持续的水利开发，稻作精耕文化，人口与聚落遂持续增加，台南平原逐渐成为汉人的生存与文化空间，遂使西拉雅族群的文化与繁衍空间，遭受空前的压缩；其次，持续的番童教育，全然以汉文化为标准的内容，使其传统文化面临摧折及变迁。再者汉人垦殖鹿场荒埔，使维系文化的生活方式被迫改变，文化断裂遂无可避免；再者婚俗与衣着，皆因与汉民的接触，而产生质变。凡此种种，皆使西拉雅族的社会，面临空前的危机与变迁，且时空越往后发展，其生存与文化空间越受挤压，转徙他处遂不可免，最后，终有道光年间大批西拉雅族人的后山大移徙。

关于南瀛地区宗族的发展，主要谈的是，开台祖宗族的出现与发展，此反映移民落地生根，土著化的一个过程，文中以林文敏家族为例，目的在于说明一个土著开台祖宗族的产生过程，深具意义；事实上，考察日治时期祭祀公业的记录，也可发现南瀛地区宗族的发展，是以道光为一分界，道光之前祭祀公业的每年平均件数虽不多，然而是呈稳定成长的；道光以后，除咸丰一朝呈现负成长外，同治年间又止跌回升，而于光绪及明治年间达于极盛，此一趋势，可以说明19世纪末前，宗族在台南地区的汉人社会中，已有显著的发展相呼应。

民变及分类械斗，是清代南瀛地区移民社会动乱的主体，反映的是汉人移垦社会内部的矛盾与冲突，值得讨论与了解。首先，是民变与械斗的本质不同，民变乃是表现出被统治者与统治者之间的政治矛盾；而分类械斗则是呈现汉族群的敌对社会关系。其次，要说明的是民变与械斗之间的关系，械斗的扩大即有成为民变之可能，以道光12年(1832)的张丙案为例，事实上一开始，是一械斗事件，迨至他们强夺大林汛的武器后，械斗则与造反同时来了，而成为一民变事件。但民变发生后如引发械斗，则往往削弱了民变的力量，阻止了民变的成功，以康熙60年(1721)朱一贵之役而言，是民变无疑，间却因闽粤的械斗，而削弱了民变军力，卒致败亡。第三，民变与械斗同是社会治安问题的呈现，清代南瀛地区的民变中，游民明显参与者即占50%，馀下的50%也实难摆脱游手参与的阴影，因此可知民变可以说是社会治安问题的具体病象，而游手则是清代台南地区治安的毒瘤。最末，要说的是劣官、腐兵、悍民三者，此三者可以说是清代南瀛地区社会动乱的“变乱结构”，在“变乱结构”相互激荡作用下，“三年一小乱，五年一大乱”也就不足为奇了。

南瀛的经济产业最兴盛的糖产业，始之于荷人，继之以郑氏，鼎盛于有清一代，糖的产销，不仅是一种经济产业，更是及于民家与社会的一种文化与生活，下至基层植蔗取糖的农家，糖蔗实在支配着他们的生活步调，糖利更是他们的衣食父母，而米糖相争引发的田园面积争夺战，也使有识之士忧虑不已；其次，今日南瀛地区众多中嵌有“廍”字的地名，实则见证了糖蔗是当时农村重要的经济作物，而由空间上的分布观察，这许多嵌有“廍”字的地名，又点出了当时几乎是一庄一“糖廍”的糖蔗荣华景象，因此，19世纪台湾开港通商之前，南瀛地区一直是台湾首善菁华之区，府城台南是蔗糖的吞吐出口港，而府城之外的台南县，则扮演了糖蔗栽培腹地的重要分工角色。而观察盐产业的发展，我们显然可以知道南瀛地区是清代台湾相当重要的盐产地，道光年间，台地4大盐田，南瀛地区已有其二了，其发展的兴衰，与洪患始终相关，而盐民也随之迁徙，最后尽归之于北门地区，这是吾人观察盐产业时，所不可轻忽的。

在民俗与文化方面，清代南瀛地区宗教信仰比较兴盛与重要的神祇信仰是土地公、王爷、妈祖、保生大帝与大众爷、义民爷的信仰，这些神明显然都有强烈功能性，因此，广为移垦时期的汉人移民所崇拜：土地公可以佑护庄稼，奉祀王爷可以免除瘟疫，妈祖可以保护航海平安，保生大帝具有医生神格，可以疗治众生疾病，大众爷或义民爷的信仰，则是反映了移垦时期人们不忍曝尸路野的民胞物与情怀，及惧其为祟地方而奉祀之的心情。

官方的提倡文教，透过府城、台湾县、诸罗县学宫的建立，并佐之以社学、义学、书院及民间的私塾，文教的开展肇始于康熙一朝，文风日渐开展，逐渐出现具有科举功名的人物，至乾隆年间，南瀛地区士绅阶层乃终告成形，成为清代南瀛地区移垦社会的领导阶层，至此，南瀛地区乃逐渐挣脱移垦社会的色彩，走向文治社会发展。

文教提倡的成果与垦殖社会的上层菁英文化密切相关，而麻豆十八媱、盐水蜂炮及宋江阵，虽然都与庶民及宗教节庆有关，它们是移垦社会中人们生活的娱乐。麻豆十八媱的拼阵，时间又在农闲时的过年期间，一夜一阵颇具看头，自然成为麻豆地区民众休憩的重要娱乐；盐水蜂炮初则为驱逐瘟疫，继则燃放鞭炮而成为盐水地区元宵节的重头戏，具足宗教性与娱乐性，流传至今，仍是南瀛地区元宵节庆的重要娱乐节目；至于宋江阵，初始是清代移垦社会庄头的自卫武力，道光以后，与团练相结合，地位更为重要，日治后，因日人之忌惮，虽不再有实质上的庄落武力，不过，因其阵势变化引人入胜，自始至终，在神明圣诞与地方节庆时，娱乐性的节目表演，始终不衰。

就台湾史来说，日本时期的50年，是台湾现代化的重要时间。自明治28年（1895）日人入台之后的十几年中，台人不断的进行武装的抗日活动，乃至之后产生的非武装抗日，在在都显示了台人不愿接受殖民统治的精神。

然受日人用心经营台湾之赐，在日本治理的50年之中，为台湾的现代化建立了重要的基础。尤其是嘉南大圳的开辟，使得本县的水利灌溉设施，不但趋于完善，更使得农产大量的增加。而糖厂、盐场等设施的建立，也使本县的糖、盐产业量，增加甚多。初等教育学校的增设，提升了县民的知识水准；现代化的邮电、戏院、巴士等设施，增加了县民生活的便利性。

日本时期除了传统文学的延续之外，也产生了新文学和新美术等艺文活动。在诸多艺文人士者不断的创作之下，日本时期产生许多脍炙人口的优秀作品。也因他们不断的散发光与热，才能照耀整个南瀛的艺文大地。

日本治台虽然带给县民许多现代化的生活建设，但因种族的不同及日人殖民心态的作祟，多数的台人仍是反日的。日人在台50年的功过，留待后人评估。

战后南瀛的政治发展，可以说是台湾由威权迈向本土化与民主化的缩影，南瀛人在威权时期就勇于对抗强权，在台湾本土化与民主化的进程中，始终积极以赴，许多南瀛的政治人物，为斯土斯民而无私的贡献。今天，我们享受自由民主的丰美果实，是许多前人努力奋斗的成果。从民国39年（1950）下半年起，美国开始对台湾实行经济援助，注入大量资金，帮助台湾恢复经济。加上政府实施土地改革及发展“以农业培养工业，以工业发展农业”的经济政策，台南县也积极发展农工商业，推行一连串的土地及经济改革措施，奠定今日台南县经济发展的基础。

20世纪的台湾是工业经贸之岛，21世纪将转换为观光科技绿色硅岛。在未来的10年，台湾要成为全世界资讯运用的创新者、全球数位经济的领航者，而观光事业发展正是现代化国家整体发展的表征。在政策上提升观光事业为策略性重要产业的愿景，是要将台湾塑造为自由富强、欢乐温馨、永续发展的美丽之岛。台南县依山傍水，风景秀丽，拥有丰富的自然人文环境，如能充分运用，相信必能朝向“观光大县”的目标迈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