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瀛探索/第九章/第一节 中华文库

民国34年（1945）9月1日，国民政府正式成立台湾省行政长官公署，稍早的8月29日，国民政府任命陈仪为首任台湾省行政长官。行政长官拥有行政、立法、司法以及军事大权，权力之大更甚于日本时期的台湾总督。10月25日，陈仪在台北公会堂（今中山堂）主持受降典礼，并即宣布“从今天起，台湾和澎湖正式重入中国版图”。民国35年(1946)初，全台行政区由日治时期的5州3厅，改为8县9市，台南县正式成立。^[1]

陈仪政府同时开始接收日本留下的巨额财富。在军事接收方面，船舰、军机、车辆、大炮等所有武器弹药、粮秣军用物资器材、基地设施，数量众多。在行政与经济方面的接收亦同步进行，国府统以“日产”或“敌产”名义予以接收，再以“国有”的名目，置于国民党的支配之下。国民党则以党国一体的传统，利用特权经营部份接收来的企业，构筑了后来庞大的党产。此外，国府接收官员利用权力侵吞公物、贪污公款的情形不少，“接收变劫收”，让台湾人对“祖国”极为失望。

陈仪治理台湾仅年馀，就爆发了“官逼民反”的二二八事件，当时会发生二二八事件的主要原因如下：

政治方面

1、政治上遭受差别待遇

台湾省行政长官俨然是台湾的土皇帝，用人将台人排挤在外。以陈仪接收台湾3个月后的1946年1月时来看，长官公署一级单位正副首长18人当中，只有1位副处长是台人；17位县市长中仅台北市长黄朝琴、新竹县长刘启光、高雄县长谢东闵为台人，但这3人都是随陈仪回台接收的“半山”。^[2] 此外，政府、公司及工厂的高级主管，连最小的主管也轮不到台湾人。

民国35年(1946)4月15日，台湾省第1届省参议员选举，台南县有481名侯选人，角逐4个席位，当选率仅0.83%，可见当时人民对政治之热衷及参与之无门。

2、官风腐败、官僚横行

政府要职悉由外省人控制，他们引亲带戚，将台人排挤在外。更令人气愤的是，他们用人浮滥、贪污无法、官僚欺人、遇事层层推诿、敷衍塞责，与日本时期官员敬业、行政有效率成为强烈的对比。

3、军警扰民、社会动荡

中国来台公教军警，时常流露出优越感，常以“胜利者”、“统治者”自居。军队纪律欠佳，士兵不守法、购物乘车不给钱、偷窃抢劫、奸污妇女，动辄开枪伤人，纠纷司空见惯，员警开枪肇事也时有所闻。

经济方面

1、加强统制经济与民争利

长官公署将台湾的大部份重要产业，都纳入政府统制之下，又沿袭日本的专卖制度，搜刮民利，不逊日治。

2、通货膨胀严重

台湾原以产米著称于世，战后米价却一直飞涨，许多地方发生饥荒，失业者日多。由于国共内战日炽，台湾的米、糖、煤、盐多输往中国，导致物质缺乏，因而通货膨胀严重，物价飞涨，民众生活叫苦连天，成为社会不安的主因。

社会动荡与文化隔阂

日本战败后，大量的台籍军人壮丁从海南岛、南洋各地复员回来，政府却任其流离失所，近30万人失业，成为社会动荡的潜在因素。此外，中国来台者欠缺现代知识，生活习惯的差距，不同社会背景产生价值观与道德观的差异，加上语言沟通不良，均加深了省籍的鸿沟。

二二八事件的爆发

民国36年（1947）年2月27日晚，在台北市延平北路与南京西路附近，查缉私烟人员因以枪托敲打卖私烟的妇女林江迈，致林妇头颅流血，引起围观民众的不满而欲痛殴查缉员。查缉员逃窜时，又开枪击中一名市民，次日死亡。

缉烟血案发生的翌日，街上多处有演说者，激愤的谴责国民党的暴政，民众反应热烈。到下午时，人潮涌到行政长官公署广场，高呼口号，不料公署出动武装部队阻止群众接近公署。但群众仍冒险冲入警戒线，突然从公署楼上连续发出机关枪声，群众中数人毙命，数人负伤，随即仓皇四散。

退散的市民更加激愤，到处聚集，谴责政府杀人，并占领电台，广播惨案经过。政府派出武装军警开枪驱散群众，枪声引来了怒恨、反抗。很快的，抗暴的情绪就蔓延全岛。

南瀛地区事变时的状况

根据行政院研究二二八事件小组的《二二八研究报告书》整理出的资料，当时台南县各地区的状况如下：

1、新营区

3月2日事件已蔓延至嘉义时，台南县长袁国钦一再担心新营的安全。3日，因风闻有民众要攻打县政府，经县长召集科局长会议，决定由本省籍财政科长高锦德代行职务，县长乃于上午10时带外省籍官员走避吴凤乡（今阿里山乡）。县长一走，新营的秩序，由镇长沈琼南维持。他在该晚召集相关人士开会，决定维持治安、保护企业。

5日，外来的青年由李应彰率领到达新营，不仅到新营镇（市）警察所收缴步枪37枝，且带领新营青年挺身赴嘉义，助攻红毛埤。另有，外来的青年要烧福州人店铺，沈镇长为了避免火灾，并保护外省人，乃将外省人集中到市内前日本人的小学校，募款供应其饮食。

8日，县民齐集县议会召开会议，罢免袁国钦县长，选出教育科长胡丙申等3人代理县务，并提出政治改革方案40馀条。

9日，台南县“二二八事件处理委员会”成立，随后又成立“台南县青年自治同盟”。

10日，高雄要塞司令部司令彭孟缉，派杨俊上校率兵两营，孙子衡中校率炮舰向台南挺进。

13日，县政府恢复办公，是日中午又有激进分子50馀人携重武器，乘两辆卡车侵入新营，掠夺县府及糖厂物品，历经一小时而离去。

2、曾文区

当时区长丁名楠是陈仪的外甥，区署所在的麻豆青年与学生，在3月4日成立自卫队，夺取警察枪枝，释放被拘留的人犯。另有以原台湾籍日本兵为主力的自卫队，再加上失业青年的组织，使麻豆情势更为紧张。在局势混乱之际，由吕登再、颜德国出面组织自卫队，以维持秩序。自卫队先将在总爷糖厂工作的外省人集中留置，加以保护。自卫队日夜巡逻，12日才使地方平静下来。

3、北门区

3月3日进入暴风圈，是日筹组“北门区时局对策临时委员会”，4日再开对策扩大委员会，决定保卫乡土，维持治安。

5日成立处理委员会，因治安日趋紊乱，乃向警局借得枪枝，组自卫队来维持秩序。7日在佳里召开处理委员会时，有人发言攻击自卫队，吴新荣乃主张取消委员会，将武器交还警察所，但治安当局反对，乃勉强维持下去。

13日上午，忽有自称台湾青年自治联盟的4、50人，先切断佳里镇的电话线，破坏仓库，取走枪枝23枝，并到萧垅糖厂抢走9万馀元现款。

４、新化区

3月4日，有台南市的武装学生与人士突然进入，夺去新化区署警察所的枪枝10枝、子弹若干。同样的情形也在该镇合作社、农业仓库、驻屯国军处发生。

安定乡在12日也发生警员被殴及抢枪枝之事。玉井糖厂警卫的枪，也遭抢夺，然以防守得宜，卒告无事。

５、新丰区

军民没有发生大冲突。

国府在南瀛的绥靖与清乡

二二八事件发生后，陈仪表面上采取低姿态的开明作风，实际是虚与委蛇的缓兵计。他早已向当时的南京政府蒋介石请援，迨3月8日，21师登陆基隆码头，就由北向南，进行绥靖与清乡，展开了残酷的屠杀。3月11日，国府军开进台南市，立即宣布戒严，逮捕人民，13日，汤德章被杀，所幸，台南县境内，并没有大规模的军事镇压行动，才能使县民的伤害减到较低。

国军之绥靖计划，大致是先镇之以兵威，继则进行清乡，肃清可疑份子，并办理抚慰、自新的工作。

清乡时的气氛，是相当恐怖的，县籍陈春木说：“彼时大家都很害怕，是因为他们都利用晚上抓人。那时家家户户都挂有户口板子，显示这间房子是谁的，大家吓得把户口板子和门牌号全卸下来。他们抓人时都是阿兵哥自己来，并未会同警察，所以，他们什么时候要到什么地方去，抓什么人，都没有人知道。事后，报纸才登出抓了某某人。那时候，好人、贤人都被抓去了，实在恐怖！ ”^[3]

台南县的清乡工作，自3月20日开始，4月10日结束。其间，清查了本县事件之后成立的“非法组织”15个，逮捕了官方认为的“奸匪暴徒”122人，并通缉44人，另查获武器、弹药及刀等。台南县的自新工作，自3月29日公布自新办法后展开，到4月底止，台南县市自新人口共有千馀人。^[4]

南瀛地区受难的精英─汤德章

汤德彰生于明治40年（1907），台南县人。22岁时，通过日本普通文官考试，翌年，担任台南市开山派出所次席巡查。两年后，调任台南市警察巡查部长，27岁时任台南州警部补，次年又被派往广东任警察顾问，后又返回原单位服务。当时，日本人认为台籍人士不宜派任主管职务，于是把他转任为新丰郡保安卫生系，任内，决意赴日深造。在日期间，通过高等文官司法与行政考试后返台，向台湾总督府登录为辩护士（即律师）。

战后，汤氏被推任为台南市南区区长。民国35年(1946)台南流行霍乱，他要求卫生当局立刻施行消毒、隔离、注射预防针。但是，当时从大陆来台的长官，却不为所动，他愤而辞去区长一职。

民国36年(1947)3月2日，值二二八事件时，他被选为“治安协助委员会”的治安组人员，戮力协助治安工作。3月5日，“二二八处理委员会台南市分会”成立，汤氏正身染疟疾躺在床上，却仍被推为“治安组长”。由于他的努力，台南市的治安遂在骚乱中渐趋平静。

3月9日，台南市各界误信陈仪6日的广播，以为县市长不称职者，将予免职，遂表决不信任现任市长，另行投票选举市长候补人员，汤德章得票第3，有人认为这是他遭嫉惹祸的原因。

3月10日，陈仪宣布全台戒严，并勒令撤销二二八处理委员会，11日台南市戒严。当天，汤德章被捕，并遭受酷刑凌辱。后来，当局认定他假台南市人民保障委员会的名义，号召暴徒危害民众、组织非法集团、扰乱治安、抢劫军用枪械、威胁恐吓等罪状，判处死刑，于13日上午在石象公园（今汤德章纪念公园）执行枪决。

3月中，汤德章被高等法院审理宣判无罪，然而为时已晚。

白色恐怖的背景

经历了二二八事件，台湾人惊魂未定，国府又发动了令人民胆战心惊的白色恐怖，^[5]欲扫除一般所说的左翼人士，实际却波及了许多的无辜。当时的背景如下：

１、国共内战的延伸

民国34年(1945)，中共中央由延安指派旧台湾共产党员蔡孝乾等数人返台，开展工作。蔡孝乾等人连络过去日本统治时期的台湾共产党员并重新组织，于1946年7月，在台成立“台湾省工作委员会”，由蔡本人任书记，台南、高雄地区主要由李妈兜领导。依据官方说法，^[6]此组识发展迅速，民国39年(1950)8月时，党员已有900馀人。

同时，中国国共内战迫使国民党败退台湾，蒋介石更擅行独裁，整肃异己。蒋介石身兼国民党总裁和中华民国总统，掌握党政独霸的权力。同时，蒋介石也派蒋经国主持整军工作，出任总政治部主任，以“政工”来箝制军队，使军队忠心于蒋介石父子，形同蒋家的私兵。

特务系统也交由蒋经国负责。民国39年(1950)前后，蒋经国已能掌控特务组织，并透过该组织广泛监视与管制每一个台湾人，形成所谓“每个人心中的小警总”的恐怖气氛。

2、国际冷战结构

二次大战后，美国、苏俄两大强权，因意识形态和经济冲突而互相对抗，形成两大对抗的“冷战”集团。所谓“冷战”，是一种“和平不成，战争不像”的诡异状态。台湾被纳入美国集团一份子，美国为了围堵苏俄共产势力，对于发生在台湾、韩国、越南、印尼、菲律宾、泰国等国以“反共”为名的恐怖杀戮，常采取支持的态度，这也使得国民党政权得以放手遂行恐怖政治。

南瀛白色恐怖的受难状况

民国39年(1950)初，蔡孝乾被捕，李妈兜流亡。5月31日，“麻豆支部”被破，35人被捕，揭开了南瀛白色恐怖的序幕。6月25日韩战爆发，有了美国撑腰，国民党政府就更加肆无忌惮的逮捕人民，以达其恐怖统治的目的。台南县内相继发生了大内案、下营案、玉井案、关庙案等几个大案，统计较知名的案件，县籍受难人至少有243人以上，其中死刑人数在38人以上，被判无期徒刑者11人以上。^[7]

台南县的受难情形，有一些值得注意的地方：

1. 台南县的受难人中，案件发生在本地者，超过200人以上。这些人长期生于斯长于斯，以农民、工人占大多数。他们的知识水准大多不高，对于国共内战的情势，并不熟悉，国府却几乎都以牵涉共产党的名义处刑，足证国府当时“宁可错杀一百，不可漏掉一人”的恐怖策略。
2. 台湾史上被官方囚禁最久的5位白色恐怖受难人，都是台南县人。他们是：“麻豆案”的林书扬和李金木（刑期34年又7个月）、陈水泉和王金辉（刑期33年7个月）和“下营案”的洪水流（刑期33年6个月又2日）。这不仅是台湾史上少有的记录，在世界历史中，因为政治因素，被囚禁如此之长，都是少有的。由此，可见国府白色恐怖政策之残酷。

个案概述

１、许强：

许强生于大正2年（1913），台南县佳里兴人，出生农家。他从台北帝国大学医学部毕业后，仍然在医学领域里继续钻研，1946年9月，日本九州帝国大学授予医学博士学位。当时，他的日籍教授泽田藤一便公开断言道：“许强不但是台湾，同时也是亚洲第一个可能得到诺贝尔医学奖的人。”由此可见泽田教授对这位台湾学生是如何的推崇。

日本投降后，台湾回归“祖国”，许强被选为接收委员之一，负责协助杜聪明接收台北帝大医学部及附属医学专门部、台大附属医院、热带医学研究所及日本赤十字社台湾支部及支部医院。民国34年（1945）11月15日，接收工作完成，台北帝大改组为国立台湾大学。许强主持了台大医院第3内科，也是一位学生心中的好教授。

二二八事件后，台湾人对国民党政权失去信心，尤其是知识分子，他们目睹台湾精英被杀或失踪，见识到国民党政权的法西斯手段，心中的感触特别深。此时，共产党在中国高举著“建立一个没有剥削和压迫的社会主义社会”的旗帜，吸引知识份子的认同。据说，台大医院里以第3科主任许强为主的部分医生们，也秘密展开了学习左派理论的读书活动。他也可能在这之前，就到上海，和当时中共地下党的组织有了联系。

民国39年（1950）5月13日，许强在台大医院院长室被捕。同年9月7日，被军事检察官以“共同意图破坏国体以非法之方法颠覆政府而着手实行”，判处死刑。

许强医师在民国39年（1950）11月28日被枪决，同案枪决共14名。据云，这14人被枪决后，留在现场示众，不准家属收尸。第2天，因“台湾省工作委员会学委会李水井案”又枪决了11人。这两天，在马场町就牺牲了25名台湾的精英。^[8]

２、洪水流

洪水流生于大正４年（1915），台南县下营乡人，出生农家，从小务农。他的父亲洪伏，在日本时期曾参与下营农民组合，抗议新营糖厂剥削蔗农，而被日本人以妨害公务罪名关了一星期。

民国38年（1949）农历8月，一位自称是老王的陌生人，^[9]到下营来发展共产组织。他原本相中洪伏，要他参加“三人小组”，但洪伏年迈，遂找其子洪水流。洪水流对所谓“三人小组”并不明了，且自己农事繁忙，便推辞了。想不到翌年（1950）7月18日夜，洪水流在田寮被捕，二弟因未带身分证也被捕。

洪水流被捉到麻豆分局后，惨遭数次酷刑，他只好承认参加“三人小组”，二弟也遭严刑逼供，但死不承认，被刑至重伤。后来，二弟被以“知匪不报”判刑3年。

民国39年（1950）11月12日，洪水流被台湾省保安司令部判处“无期徒刑”，“三人小组”另2人被判处死刑，12月底被枪毙。洪水流认为自己是因为缴纳小组费用时坚持不参加，否则，应该也会被判死刑。

民国40年（1951）5月17日，洪水流被送往火烧岛“新生训导处”，过著如奴隶般的劳动生活，与官方强迫接受的思想洗脑课程。民国52年（1963）5月，被送往台东泰源监狱，终日几乎都被囚在牢内。民国61年（1972）4月时，再被送回绿岛国防监狱，于民国73年（1984）1月22日假释出狱，总计被关了33年6个月又2日。

洪水流被捕时35岁，出狱时已近69岁，父殁，妻亦亡故。

战后台湾的地方自治选举，长期为派系操控。台湾的派系政治，可说是国民党接收台湾后的产物，主要是因国民党接收台湾前，对台湾从未组织经营过，无草根基础，于是利用幕下的台籍政客，来做为统治机关与台湾社会间的桥梁。这些“半山”，由于长期浸淫在国民党的派系政治环境下，遂发展出属于自己的派系，被称为“半山派”，岛内精英也起而对抗，凝聚出“台中派”、“阿海派”与之抗衡，形成三足鼎立的局面。

蒋介石撤退来台后，3派为首的派系领袖，都遭到削弱拔除的命运，但地方势力仍然存在。由于国民党外来政权的属性，不能没有本土势力的支持，要办理地方选举，更需要地方派系代为动员选票。在这种现实政治的考虑下，只好暂时容许地方派系的存在，不过，却先采局限化、平衡化、经济笼络等策略，限制并操控地方派系的发展，等到威权完全巩固，再逐步加以替换。^[10]

民国41年（1952）1月28日，台南县举行国民政府撤退来台后的第1届县议员选举。接着县市长选举，也于同年4月15日投票。不过，南瀛初期地方自治的实施，派系操控力量较大。从民国40年（1951）的第1届县长选举到民国80年（1991）初，约40馀年的时间，台南县的县长，都是由具有浓厚派系色彩的中国国民党党员包办。立委、省议员也多由3大派系推出的人选当选。台南县的派系，早先大体上是基于地缘关系而结合，一般都将之归为3大派系。^[11]

海派

“海派”就是“北门派”，主要是因这些政治领袖都出生于北门地区，位居沿海。北门区因受限地理环境，早期居民生活困苦，养成刻苦耐劳的个性。外出的北门区居民也较团结，多能互相照顾，凝聚力较强。

民国40年（1951）至46年（1957），北门地区出身的政治领袖分居要津。吴三连当选省参议员，后又出任台北市长，高文瑞当选第1、2届县长，陈华宗任议长，3人并称为“北门派”3大领袖。其后，“海派”又支持出身教育系统的刘博文、李雅樵，先后当选第5、6届及第10、11届县长。

山派

“山派”始祖是胡龙宝，因此又称为“胡派”。“山派”是胡龙宝担任国民党部主委期间部署的辅选组织。民国46年（1957），胡龙宝当选第3届县长，并连任第4届县长。在县长任内，他运用政治资源，广结人才，汇聚成“山派”，其女婿张文献曾任监察委员。后来，“山派”的杨宝发亦当选第8、9届县长。

高派

“高派”的龙头是高育仁，“高派”的崛起与山派有些渊源。高育仁于民国62年（1973）任第7届县长后，广植人脉，汇成“高派”。高育仁卸任后转任内政部常务次长，先后当选省议长、立法委员。

从第1届至第11届的台南县长，一直是国民党包办，不过，第12届县长的选举，民进党的陈唐山当选，国民党才首次沦为在野党。

经历了二二八事件，接着又笼罩在白色恐怖的氛围中，处处都有情治人员监控的威权体制下，南瀛县民有一段很长的时间，都怯于批评时政，少有人敢公开对执政者发表异议。即使外在的环境是如此恶劣，但还是有一群勇于开创格局的县民，带头走出一条路来，让台南县民在台湾的民主运动史上没有缺席。

南瀛民主政治的发展，大概可以粗分为民主萌芽期、发展期及政党竞争期等3阶段。

民主萌芽期

战后初期，出生于学甲镇头港里贫穷农家的吴三连，首先活跃于政坛。民国43年（1954），吴三连由台北市长转任省议员，民国46年（1957）连任。他与郭国基、李源栈、郭雨新、李万居、许世贤等人，都因勇于为省民尽言责，被称为“五虎一凤”。而他们的选举活动，充分发挥了民主政治教育的功能，提升了社会大众的政治意识，吴三连也积极参与在野势力的结合。民国49年（1960）省议员选后，他与在野势力“自由中国”的雷震，召开选举检讨会议，强烈批评国民党选举舞弊。不过，这时南瀛在地的民主运动，还是一片沉寂。

发展期

民国60年（1971）之后，国民党政权的外交屡屡受挫，减弱了国民党统治权威的正当性。同时，工业化后的经济发展，中产阶级兴起，新进的精英知识份子和政治人物要求改革，形成民主化的力量。其中，新一代崛起的本土政治人物（黄信介、康宁祥等），和以“大学杂志”为中心的知识份子结合，透过多次的选举，这些政治异议份子，便结合成了一股“党外”的势力。

受到大环境的鼓舞，学甲镇谢三升于民国66年（1977）首次参选省议员时，在潘辉全、林文定等人助选之下，喊出“三斤稻米换无一包烟”，开始为台湾农村的破败提出抗议，对执政党提出批判。最后他虽然落选，但是，选举成为散播民主意识的重要媒介，他的诉求获得广大县民的回响。3年后，他选立委，又喊出“反攻无望论”、“番薯毋惊落土烂，只求枝叶代代湠”的口号，一时风起云涌，县民的民主意识受到启迪。到了民国70年（1981），谢三升终能高票当选省议员。在省议会期间，他与游锡堃、苏贞昌合称“省议会三剑客”，他们曾为了抗议省府超额预算，违反宪法，而坚决辞职。

民国74年（1985），台南县县长选举，“党外”候选人陈水扁强力挑战国民党，竞选期间，陈水扁声势惊人。最后，国民党祭出“山海夹杀”的策略，全力动员山海两派派系来“夹杀”陈水扁，才使陈水扁败下阵来。

政党竞争期

民国75年（1986）9月28日，党外人士正式成立“民主进步党”，打破了戒严令下的党禁，与国民党形成两大党的局面，开启了台湾有史以来的政党政治。

民国76年（1987）5月，一些县民参与了台北“五一九行动”，要求政府解严。他们的诉求终于在同年7月15日达成。这一天，政府解除了长达38年的戒严令，开放党禁、报禁，并废止或修正与戒严有关的法令。

翌年（1988），由农民主导的“五二○事件”，台南县民大规模的参与，几乎每一个乡镇市都有人参加，尤其是后壁、官田、楠西、南关线的乡镇市最为积极，共约有近3000人参与。这次的活动，无形中让台南县的农民意识、民主意识更加成熟。

民国78年（1989）台南县长选举，民进党的候选人李宗藩，竟然以回乡参选仅100馀天的时间，和当时占有现任执政与组织优势的候选人杨宝发，几乎打成平手。一般咸认，除了候选人的形象，以及选举策略运用成功等因素外，县民民主意识的提升，是极重要的因素。

民国82年（1993），代表民进党的陈唐山当选县长，台南县首次由在野党执政。陈唐山得以入主，有人认为是因他个人条件佳，有人分析是国民党派系倒戈，更有人认为是时机成熟，民心思变，是台南县民主政治发展的必然结果。

战后迄今，对台湾政治有所贡献的南瀛政治人物非常多，除了许多长期深耕地方，为民服务的地方公职人员与民代外，亦有不少在台湾政坛举足轻重、影响大局的全国性政治人物，以下仅简要的介绍两位较重要的政治人物。

黄朝琴

黄朝琴生于1897年，台南县盐水镇人。1923年自早稻田大学毕业，1925年加入国民党，1926年获美国伊利诺大学政治硕士。1927年由美国返抵上海，隔年入外交部侨务局任指导科科员，随后历任特派员、代理科长、秘书、科长、驻旧金山总领事、驻仰光、加尔各答总领事，外交部情报司帮办、驻甘肃特派员等职。1944年4月入中央训练团高级班受训，草拟“台湾收复后之工作设计”受重视，因此战后随即返台，1945年12月出任台北市长，1946年当选参议会议员，并荣膺议长要职。嗣后，蝉连参议会、临时省议会、省议会议长达17年之久，他在议长任内，作风稳健，甚得人和，为台湾地方自治奠定良好基础。

他对国计民生及经济建设，极为重视。自1947年起20多年间，任第一银行董事长暨台湾银行常务董事等职，对台湾金融经济贡献良多。他对文教事业尤其关心，慨捐1000万元，设立黄朝琴奖学金，奖掖众多台南县籍清寒学生。

黄朝琴于1972年病逝，葬于台南县“孝思园”。

陈水扁

陈水扁出生于台南县官田乡西庄。父亲是佃农，童年家贫，读国小时，每一天都打赤脚走上6、7公里远，但他勤奋向学，初中、高中均以极优异的成绩毕业，在台湾大学读书期间，就通过律师高考。大学毕业后，任职律师，原本多办海事、商务类的案子，美丽岛事件后，受邀担任黄信介的辩护律师，才开始接触到政治案件。当时担任黄信介的辩护律师，是需要相当大的勇气，他的朋友、同学、同业大多反对，但是，妻子吴淑珍毅然鼓励他接这个案子。

民国70年(1981)，陈水扁被“党外”推荐参选，当选台北市市议员，从此开始了政治生涯。民国74年(1985)，因“蓬莱岛”案，被判刑1年。年底，参选台南县县长，落选，妻子吴淑珍车祸，下半身从此瘫痪。

民国75年(1986)，陈水扁入狱，服刑半年后出狱。出狱后，历任立委、台北市长。

民国89年(2000)3月总统大选，陈水扁代表民进党参选，当选总统，成为台湾史上在野党第1次完成政党轮替的总统，不论是对台湾或是南瀛的民主政治史来说，这都是颇富意义的一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