千百年眼/卷08 中华文库

唐司户参军郭京，作《周易举正》三卷，云曾得王辅嗣、韩康伯手写真本，比校今世流行本，或将经作注，用注作经，小象中间以下句反居其上，爻词注内移后义却处于前，兼有脱遗谬误者，并依定本，举正其讹，凡一百三节。此书近世罕传，余友夏君宪有藏本，今录其明妥者若干处。坤初六，象曰：履霜，阴始凝也。今本于象文“霜”字下误增“坚冰”二字。屯六三，象曰：即鹿无虞，何以从禽也。今本脱“何”字。师六五：田有禽，利执之，无咎；“之”字误作“言”。比九五，象曰：失前禽，舍顺取逆也。今误倒其句。泰六四，象曰：翩翩不富，皆反实也。今误作“失”字。谦六五：利用征伐，小象亦然。今本两“征”字并误作“侵”字。贲亨，不利有攸往。今“不”字误作“小”字。刚柔交错，天文也，文明以止，人文也。今脱“刚柔交错”四字。剥彖曰：剥，剥落也。今本脱“落”字。大过九五：枯杨生华，老妇得其少夫。今本误作“士”字。坎卦，习坎上脱“坎”字。姤九四：包失鱼，注云：有其鱼，故失之也。今误作“无鱼”。九五：似杞包瓜。今误作“以”字。蹇大象，君子以正修身德。今本作“反”字。困初六，象曰：入于幽谷，不明也。今“谷”字下多“幽”字。鼎彖：圣人亨以飨上帝，以养圣贤。今多“而大亨”三字。震彖曰：不丧匕鬯，可以守宗庙社稷，以为祭主也。今脱“不丧匕鬯”一句。渐象曰：君子以居贤德善风俗。今本脱“风”字。丰九四象：遇其夷主吉，志行也。今脱“志”字。巽彖曰：重巽以申命，命乃行也；今脱“命乃行也”一句。节彖：说以行险，当位以节，中正以通，然后乃亨也。今误将此句入注中。孚彖：豚鱼吉，信及也。今“及”字下多“豚鱼”二字。小过彖：柔得中，是以可小事也。今脱“可”字，而“事”字下误增“吉”字。六五象曰：密云不雨，已止也。今作“已上”。既济彖曰：既济亨小，小者亨也。今脱一“小”字。上系第九章：子曰，知变化之道者，其知神之不为乎。今本误作“所”字。下系第四章：不见利不动。今本误作“劝”字。又：危以动，则民不辅也。今本误作“与”字。第四章：二多誉，四多惧，注云：惧，近也。今误以“近也”字为正文。说卦：干以居之。今本误作“君”字。序卦：屯者，物之始生也，始生必蒙。今“始”字误作“物”字。杂卦：蒙稚而著。今“稚”误作“杂”字。凡此等处，真可为读《易》者一证。

班固《汉书》云：“《易》道深矣。人更三圣，世历三古。”以伏羲为上古，文王为中古，孔子为下古也，与周公绝无干涉。故系词传累举庖羲、文王，而略不及周公，亦自可见。扬子云曰：“宓羲绵络天地，经以八卦，文王附六爻，孔子错其象，彖其辞，然后发天地之藏，定万物之基。”班、扬去古未远，较世儒所传，当得其实。

“大衍之数五十，其用四十有九。”陆秉曰：此脱文也。当云“大衍之数五十有五”，盖天一、地二、天三、地四、天五、地六、天七、地八、天九、地十，正五十有五。而用四十有九者，除六虚之位也。古者卜筮，先布六虚之位，然后揲蓍而置六爻焉。如京房、马季长、郑康成以至王弼，不悟其为脱文，而妄为之说，谓所赖者五十，殊无证据。又曰：“不用而用以之通，非数而数以之成。”此语尤诞。且系辞曰：天数二十有五，地数三十，凡天地之数五十有五，岂不显然哉！又乾坤之策，自始至终，无非五十五数也。盖数始于一，而终于五，天以藏德运化，数之始终于此，该而用之，消长于此。神故虚一与五，退藏于密秘而弗用。则其用四十九焉而已耳。老氏所谓“有之以为利，无之以为用”，是当其无而有大衍之用也。此圣人千载不传之奥旨。

唐室宦官用事，呼吸之间，生杀随之。李太白以天挺之才，自结明主，意有所疾，杀身不顾。坡公作《太白真赞》云：“生平不识高将军，手浣吾足乃敢嗔。”此语甚妙。王介甫乃言太白人品污下，诗中十句九句说妇人与酒。果尔，真是咳嗽亦不可也。卓老有诗云：“天宝年间事已非，先生不醉将安归？”他人有心，余忖度之矣。

杜牧之《阿房宫赋》云：“六王毕，四海一；蜀山兀，阿房出。”陆傪作《长城赋》云：“干城绝，长城列；秦民竭，秦君灭”。傪辈行在牧之前，则《阿房宫赋》又祖《长城》句法矣。牧之云：“明星荧荧，开妆镜也；绿云扰扰，梳晓鬟也；渭流涨腻，弃脂水也；烟斜雾横，焚椒兰也；雷霆乍惊，宫车过也；辘辘远听，杳不知其所之也。”盛言秦之奢侈。杨敬之作《华山赋》，有云“见若咫尺，田千亩矣；见若环堵，城千雉矣；见若杯水，池百里矣；见若蚁蛭，台九层矣；蜂窠联联，起阿房矣；小星荧荧，焚咸阳矣。”《华山赋》，杜司徒佑已常称之，牧之乃佑孙也，当是效敬之所作。信矣文章以不蹈袭为难也！

胡子厚曰：人有恒言，曰唐以诗取士，故诗盛。今代以经义选举，故诗衰。此论非也。诗之盛衰，系于人心与学，不因上之所取也。汉以射策取士，而苏、李之诗，班、马之赋出焉，此岂系于上乎？屈原之骚，争光日月，楚岂以骚取人耶？况唐人所取，五言八韵之律，今所传省题诗多不工，其传世者，非省题诗也。

唐玄宗奔蜀，太子即位灵武。其始为马嵬驿父老所留，其既为建宁王倓所劝，又其后为杜鸿渐、魏少游、崔漪、卢薛、李涵五上笺所迫，而太子实无利天下之心也。当时君父播迁，贼入长安，杀妃主皇孙数十人，刳心以祭，王侯将相，扈从车驾，留长安者，诛及婴儿。太子夜驰三百里至平凉，虽正位号，文武官不满三十人，太子何艳于此，而攘之于草莽荆棘之日耶？其后颜真卿区处河北军事，以蜡书达表于灵武，遂以真卿为工部尚书，并致赦书，亦以蜡丸达之。真卿颁下诸郡，又遣人颁于河南、江淮。由是诸道始知上即位于灵武，徇国之心益坚。民间相传太子北收兵来取长安，日夜望之，或时相惊曰：“太子大军至矣I”则皆走，市里为空。贼望北方尘起，辄惊欲走。京畿豪杰，往往杀贼官吏，遥迎官军，诛而复起，不能制。乃知灵武此举，真可收属人心，非乘危而利天下也。其后韦见素等至自成都，奉上宝册，太子不肯受，曰：“比以中原未靖，权总百官，岂敢乘危，遽为传袭！”郡臣固请，坚不许，置于别殿，朝夕事之，如定省之礼。其情亦可怜矣。而范祖禹乃以为叛君背父，冤矣哉！所可恨者，其罪全在杨国忠。当唐玄宗议亲征时，谓宰相曰：“朕在位垂五十载，去秋已欲传位太子，值水旱相仍，不欲以余灾遗子孙。不意胡逆横发，朕当亲征，且使之监国，事平之日，朕将高枕无为矣。”杨国忠大惧，退谓三夫人曰：“太子素恶吾家，若一旦得天下，吾姊妹命俱在旦暮矣！”使贵妃衔土请命于上，事遂寝。若使国忠从上言，不致有灵武之事。竟以怙恩惧祸之故，致使他日父不得正其终，子不得正其始，既乱人家国，又乱人纲常。若国忠者，马嵬死晚矣。

唐安禄山既犯东京，眷留不去。李泌、郭子仪皆请先取范阳，以覆其巢穴。肃宗急于收复，不从其策，由是遂失河北，终唐之世，不能复。黄巢横行入广，高骈请分兵守郴、循、梧、昭、桂、永数州之险，自将由大庾度岭击之。使从其言，直罝中兔尔。而当国者曾莫之省，巢果复出为恶，遂致滔天。此数公者，真所谓识形势者也，而唐两失之，其取败宜哉！

张玄羽曰：房琯所谓治世之能臣耳。肃宗用违其才，所以一败而不振。若收复之后，令琯从容讽议，镇静庙堂，以抚摩残喘，毋令谗邪间之，当必有可观者。方用而疑之，方疑而将之，既败而一逐不收。人皆嗟琯之不尽其用，予独悲琯之不逢其时。

司空图咏房琯诗云：“物望倾心久，匈渠破胆频。”注云：“天宝中，琯奏请遣诸王为都统节度，安禄山见分镇诏，拊膺叹曰：‘我不得天下矣’。”盖当艰危之际，以亲王重藩分布外镇，自能夹辅王室，统系人心。司空图诗盖指此。杜子美挽公诗，所谓“一德兴王后”，亦指此事。《唐书》因其陈涛斜之败，遂没其善，可惜也。杨铁崖咏史，目之为“腐儒”，又以王衍比之，过矣！房后谪广汉，有政绩，唐诗人咏房湖者，多称仰之，今不悉记云。〈[余按李德裕尝言：昔玄宗以临淄王定内难，自是疑忌宗室，不令出阁，天下皆以为幽闭骨肉、亏伤人伦。向使天宝之末、建中之初，宗室散处九州，何至为安禄山、朱泚所鱼肉哉！观此，则房琯所奏，信救时之良策也。]〉

杜子美，诗人之豪也。初拜右拾遗，即上书论救房琯，语甚切，至几以得罪。此岂附膻下石之徒比耶！世谓文人无行，殆虚语耳。

焦淡园曰：杜诗“三分割据纡筹策，万里云霄一羽毛”。人以三分割据为孔明功业，不知此其所轻为，正如云霄一羽毛耳。必也偶伊、吕而失萧、曹，乃尽公之才。惜乎运移身歼，仅以三分之业自见，此天也，非人也。此诗八句一意，读者逐句解之，失其旨矣。

子美父名闲，故诗中不用闲字。“娟娟戏蝶过闲幔”，刻本之误也。母名海棠，故不咏海棠。坡公有诗云：“少陵为尔牵诗兴，可是无心赋海棠。”岂亦未之考耶？

诗出于小夫贱隶之口，而说诗者多不免于高叟之固，则所号为穷经稽古之儒，乃反贱隶之不若矣。盖诗人吟咏性情，故意象宽平；老儒执守训诂，故意象窄狭。如杜子美“仰面贪看鸟，回头错应人”，乃诗家上乘。而朱考亭引之，谓其为“心不在焉，则不得其正”，何异痴人前说梦乎？真可发笑！

古书无讹字，转刻转讹，莫可考证。略举数条。如王涣《李夫人歌》“修嫮秾华销歇尽”，“修嫮”讹作“德所”。武元衡诗“刘琨坐啸风清塞”，讹作“生苑”。琨在边城，则“清塞”字为是，焉得有苑乎？杜牧诗“长空淡淡没孤鸿”，今妄改作“孤鸟没”，平仄亦拗矣。又牧之《江南春》云“十里莺啼绿映红”，今本误作“千里”。又《寄扬州韩绰判官》云“秋尽江南草未雕”，俗本作“草木雕”。秋尽而草木雕，自是常事，不必说也，况江南地暖、草木不雕乎？如陆龟蒙《宫人斜》诗云“草著愁烟似不春”，只一句便见坟墓凄凉之意，俗本作“草树如烟似不春”。杜诗“把君诗过日”，俗本作“把君诗过目”。“愁对寒云白满山”，俗本作“雪满山”。“关山同一点”，俗本作“同一照”。“七月六日苦炎蒸”，俗本“蒸”作“热”。“邀欢上夜关”，俗本作“卜夜间”。“曾闪朱旗北斗殷”，俗本改“殷”作“闲”，成何文理？“不知贫病关何事”，俗本作“只缘贫病人须弃。”“秃节汉臣归”，俗本作“握节”，不知《汉书·张衡传》云“苏武以秃节效贞”，杜公政用此语也。“新炊闻黄粱”，俗本“闻”作“间”，则字义亦不通矣。刘巨济收许浑诗“湘谭云尽暮烟出”，今俗本“烟”作“山”，盖湘水多烟，唐诗“中流欲暮见湘烟”是也，“烟”字大胜“山”字。李义山诗“瑶池宴罢留王母，金屋妆成贮阿娇”，俗本作“王桃偷得怜方朔”，直似小儿语耳。古诗“君亮执高节，贱妾亦何为”，《文选·范云〈古意诗〉注》引之作“拟何为”，“拟”字胜“亦”字。王右丞诗“銮舆迥出千门柳”，用建章宫千门万户事也；“归鸿欲度千门雪”，“却望千门草色间”，皆本此，俗本“千门”作“仙门”，谬甚。苏味道《元夕》诗“金吾不禁夜，玉漏莫相催”，古本是“不惜夜”。梁锽《观卧美人》诗“落钗犹罥鬟，微汗欲沾裳”，古本是“欲消黄”，言汉宫黄额妆也，甚妙。又《南史》王稀诗“日蓦当归去，鱼鸟见流连”，俗本改“蓦”作“暮”，浅矣。蜀牛峤词“日蓦天空波浪急”，正用稀语也。韦苏州诗“独怜幽草涧边生”，古本“生”作“行”，“行”字胜“生”字十倍。东坡“玉如纤手嗅梅花”，俗改“玉如”作“玉奴”。《儋耳山》诗云“突兀隘空虚，他山总不如。君看道旁石，尽是补天馀。”叔党云：“石”当作“者”，传写之误，一字不工，遂使全篇俱病。小词如周美成“愔愔坊曲人家”，坊曲，妓女所居，俗本改“曲”作“陌”。张仲宗词“东风如许恶”，俗改“如许”作“妒花”，平仄亦失粘。孙夫人词“日边消息空沈沈”，俗改“日”作“耳”。凡此皆系改本谬伪百出，书之所以贵旧本也。

世知杜之为拾遗，而不知李亦拾遗也。世以草堂属杜，而李集亦号草堂也。李卒后，代宗征拜左拾遗，见范传正碑，碑题尚称左拾遗。世又以供奉、拾遗皆死于酒而皆死于水，亦非也。太白晚依宗人李阳冰，终于紫极宫。少陵将归襄郡，终潭、岳间。采石固谬，耒阳亦未可凭。

王无功云：“吾往见薛收《白牛溪赋》，韵趣高奇，词义旷远，嵯峨萧瑟，真不可言，壮哉邈乎，扬、班之俦也。高人姚义尝语吾曰：薛生此文，不可多得，登太行，俯沧海，高深极矣！吾近作《河渚独居赋》，为仲长先生所见，以为可与《白牛》连类，因写为一本。”今此二赋俱不传。韩文公志卢殷墓，言“殷于书无不读，止用为诗资。平生为诗，可诵者千馀篇。”至今一篇不传，非托于韩文，则名姓亦湮矣。又会昌中进士卢献卿作《湣征赋》，司空图为之注释，且序之曰：“气凌邺下，体变江南。间生冠五百年，在握照十二乘。”又言其为“才情旖旎，雅调清越，寓词哀怨，变态无穷”，称之可谓极至矣，而此赋亦不传。宋苏长公与米元章书云：“儿子于何处得《宝月观赋》，琅然诵之，老仆卧听未半，蹶然而起，恨二十年柑从，知元章不尽。若此赋当过古人，不论今世也。天下岂尽如我辈聩聩耶！”夫坡公骚坛巨眼，其推服若是，而今亦不传。余友范长康辑米襄阳《志林》，拓陆友仁、包彦平、陈眉公之旧，自成一书，意搜括无遗矣，而是赋不载。长康每对余怀恨，谓是阙典，且相托为检索。余低徊纸堆，凡六载余，仅于焦弱侯《金陵旧事》中得《赏心亭》诗一绝，宋王勉夫《野客丛谈》中得《壮观亭记》略以报命，而赋宝月观者，固寥寥也。然则古今文章湮没不传者，可胜计耶！〈[元章《赏心亭》诗云：“晴新山色黛，风纵芦花雪。尽日倚阑干，寒霄低细月。”此诗雅淡幽奇，当为米绝之冠。附录于此。]〉

柳玭称李泌佐肃宗，两京之复，泌谋居多，论功大于鲁连、范蠡。而首谋范阳，三定储君，其最也。史多逸其事，惟《邺侯家传》为详。《家传》，其子繁笔也。繁为隋州、亳州刺史，州剧贼为患，繁有机略，捕杀之。舒元舆与繁素隙，反坐以滥杀不辜，诏赐死。繁下狱，恐先人功业泯灭，从吏求废纸，握笔著《家传》十篇。司马公《通鉴》多载之，朱子《纲目》疑非实录，摈不取。噫！邺侯身没未寒，横遭元舆之毒，数百年后又复不信于考亭，亦何重不幸也！

李晟平朱泚之乱，德宗览收城露布云：“臣已肃清宫禁，祗谒寝园，钟簴不移，庙貌如故。”上感涕失声，左右六宫皆呜咽。露布乃于公异之辞也，议者以朝廷捷书露布无如此者。公异后为陆贽所忌，诬以家行不谨，赐《孝经》一卷，坎坷而终。夫公异能动九重之泪，而不能取同调之怜，信文人薄命哉！以《孝经》为刑书，以家行不谨为阻抑才贤之具，敬舆忌才，视李林甫更巧矣。

汉文帝几杖之赐，可以柔吴王濞；而德宗铁券之恩，适足以怒怀光。事同而情异，何也？岂怀光之恶遂浮于吴濞耶？亦文帝之推诚，与德宗之猜嫌隔天渊耳。夫机心不可以狎海上之鸥，况虚恩可以饵叵测之怀光乎！

卢杞在唐，世为甲族，而怀慎一派为盛。怀慎以清德相玄宗，号为名相，而生东都留台奕。奕骂禄山被害，在《忠义传》。奕生杞，相德宗，败乱天下，在《奸臣传》。杞生元辅，《元辅传》云：“端静介正，能绍其祖，故历显剧任，而人不以杞之恶为异”，亦附《忠义传》。然则杞不独愧见其父祖，又且愧其子矣。

自东都至唐，宠任宦者，其祸始惨。然宦官宠任虽同，而所以任之实异。东都宦官专领监事，则政权归之矣。唐以宦官专典禁卫，则兵权且归之。是故勋德如李、郭，则俯首受节制，不免失律；跋扈如李茂贞、朱全忠，则称兵内侮，而遂以移祚。盖地近情亲，根连株固，故虽有英特之君、贤智之臣，终不能以一朝而去腹心之疾，亦由渐积之久故也。

唐宪宗仆退之《淮西碑》，而改用段文昌也，事由石孝忠，后世鲜有录其本末者。按罗隐《记石烈士事》云：石孝忠者，生长韩魏间，为人猛悍多力，州里患之。后折节事李诉，为前驱，信任与家人伍。元和中，天子用裴丞相讨蔡，李诉、李光颜、乌重胤皆受节制。明年，蔡平，命吏部侍郎韩愈撰《平淮西碑》，碑中尽归功丞相，而诉特与光颜、重胤等。孝忠熟视其文，大恚怒，因作力推倒其碑。吏不能止，乃执诣节度使，悉以闻。上甚讶之，命具狱，将尽于碑下。孝忠度必死，茍虚死则无以明诉功，乃伪祗畏若不胜按，伺吏隙，用枷尾拉一吏杀之。天子闻而震怒，俾送阙下，亲讯之曰：“汝推吾碑，杀吾吏，为何？”孝忠顿首曰：“臣一死未足以塞责，但得面天颜，则赤族无恨受。臣事李诉久，以贱故给事，无不闻见。平蔡之日，臣从在军前。如吴秀琳，蔡之奸贼也，而诉降之；李佑，蔡之骁将也，而诉擒之。蔡之爪牙脱落于是矣。及元济受缚，虽丞相与诸将军不能先知也。蔡平，刻石记功，尽归丞相，而诉名与光颜、重胤齿，诉固无所言矣。脱不幸更有一淮西，其将略如诉者，肯为陛下用乎？臣所以推去碑者，不惟明诉之缋，亦将为陛下正赏罚之源。不推碑，无以为吏擒；不杀吏，无以见陛下。臣言已矣，请就刑。”宪宗既得淮蔡本末，又多其义，遂赦之，因名曰烈士。后召翰林学士段文昌更撰《淮西碑》。呜呼！石孝忠者，固贯高、赵午之徒欤？当时韩吏部既欠实录，而裴相国殊无休休让美之怀，致谤未必无由也。夫韩公之文非不卓越，即段学士所撰亦自详瞻明妥。随人现场之辈，先愕眙于山斗，而段文全不齿录，亦足笑也。〈[按唐宪宗以永贞元年八月即位，是月剑南西川刘辟自称留后，十一月夏绥银节度留后杨惠琳反，元和元年三月辛巳杨惠琳伏诛，十月戊子刘辟伏诛，事皆在元和元年。而退之《平淮西碑》云：明年平夏，又明年平蜀。盖误也。《新唐书》载此碑，削去“明年平夏”一句。〉 〈夏君宪曰：孝忠真义勇也。然非徒勇，又且智。观其对宪宗数语，词旨剀切，特假缘推碑杀吏，阴以作将士之气，而销主上猜忌之心，世间何可无此人也！退之平生倔强，到此遭却毒手矣。]〉

李林甫欲断节度入相之途，卒启禄山范阳之乱，真所谓“一言丧邦”也。顾藩镇之祸，绵延而不可解者有二，曰称留后，曰军中拥立。而是二者，皆自朝廷发之。开元十五年，以萧嵩为河西节度副大使。嵩本鹑觚小吏，以才干为王君彝腹心，至是代君彝节制，此则他日留后之端电。乾元元年，平卢节度使王玄志死，裨将李怀玉杀玄志之子，而推侯希逸，朝廷即授以节，此则他日军中拥立之渐也。要而言之，兵骄则逐帅，帅强则叛上，二语可尽藩镇之弊。

白乐天与杨虞卿为姻家，而不累于虞卿；与元稹、牛僧孺相厚善，不党于元稹、僧孺；为裴晋公所爱重，而不因晋公以进；与李文饶隙，而文饶终未尝深害之者。处世如是，人亦足矣。推其所由，惟不汲汲于进，而志在于退，故能安然于去就爱憎之际，绰有馀裕也。自刑部侍郎以病求分司，时年才五十八，自是盖不复出。中间一为河南尹，期年辄去；再除同州刺史，不拜。雍容无事，顺适其意而满足其欲者十有六年。方太和、开成、会昌之间，天下变故，所更不一，元稹以废黜死，李文饶以谗嫉死，虽裴晋公犹怀疑畏，而牛僧孺、李宗闵皆不免万里之行。所谓李逢吉、令狐楚、李玨之徒，泛泛非素与游者，其冰炭低昂未尝有虚日，顾乐天所得，岂不多哉！

昌黎之避史笔也，柳州诤之是矣。然其时故有说焉。《淮西碑》则以为失实而踣，而段文昌改撰之；《顺宗录》则以为不称而废，而韦处厚续撰之；《毛颖传》足继太史，乃当时诮其滑稽；《裴晋公书》后世訾其纰缪。使退之而任史，其祸变当有甚此者。

韩昌黎表谏佛骨矣，潮阳一贬，至滨死不悔，晚乃与佛子大颠游。又作《李于墓志》，历序以服食败者数人为世戒，晚年至亲脂粉故事，服食用火灵库，卒致绝命。是所谓笑前车之覆辙，而疾鞭以追其后也。儒者之无特操如此！

今之禄命家言子平者，其说始于唐殿中侍御史李虚中也。虚中后以服水银疽发背死，不知其曾自推算否？

王叔文以不良死，而史极意苛谪，以当权奸之首，至与李训辈齐称，抑何冤也！观顺宗即位之初，所注措如罢官市，却贡献，召用陆贽、阳城，贬李实，相杜佑、贾耽诸耆硕，革德宗大敝之政，收已涣之人心，皆叔文启之也。其所最要者，用范希朝为神策行营节度使，韩泰为司马，夺宦官之兵而授之文武大吏。卒为宦官所持，遂亟贬至砣死，而祸亦最烈，实由于此。当刘辟为韦皋求三川，至许以死，相助金钱，溢于进奏之邸。使叔文小有欲，不难为所饵，顾叱而欲斩之，抑何牡也！皋以逆知叔文之失宦者心，故敢抗疏直言其失而亡所顾忌，岂得为定论耶！嗟乎！叔文诚非贤人君子，然其祸自宦官始，不五月而身被恶名以死，此其情有可原者，故为表之。

唐八司马，皆天下奇才，岂不知趣权利之可耻？盖叔文欲诛宦官，强公室，正义举也。特计出下下，为所反噬，故善良皆不免。当日有所拘忌，不得不深诛而力诋之。后人修书，尚循其说，似终不与人为善，非《春秋》之意也。惟范文正公尝略及之，八司马庶几稍伸气矣。

唐文宗方用李训、郑注，欲求奇功。一日延英谓宰相：“公等亦有意于太平乎？何道致之？”僧孺曰：“臣待罪宰相，不能康济天下，然太平亦无象。今四夷不内侵，百姓安生业，私室无强家，上下不壅蔽，下不怨讟。虽来及全盛，亦足为治矣。更求太平，非臣所及也。”退谓诸宰相：“上责成如此，吾可久处此耶？”既罢未久，李训为甘露之事，几至亡国，帝初欲以训为谏官，德裕固争，言训小人，咎恶已著，决不可用。德裕亦以此罢去。二人趣向不同，及临训、注事，所守若出于一，可谓有同恶矣。余按小说云：牛李如冰炭，唯嗜石财如一人，是又有同好也。

柳子厚平日法《国语》为文章，而其后也，作《非国语》，历诋其疵病不少置。陆放翁曰：坡公在岭外，特喜子厚文，朝夕不去手，与陶渊明并称二友。及北归，与钱济明书，乃痛诋子厚《时令》、《断刑》、《四维》、《贞符》诸篇，至以为小人无忌惮者，岂亦《非国语》之报耶！

道家言三尸神，谓之三彭，以为人身中皆有是三虫，能记人过失，至庚申日，乘人睡去，而谗之上帝。故学道者至庚申日辄不睡，谓之守庚申，或服药以杀之。小人之妄诞有如此者。学道之人，积功累行，以求无过，岂有侥幸蔽覆、欺罔上帝可以为神仙者乎？上帝照临四方，而乃纳三尸谗言，则亦谬悖之甚矣。然凡学道者，未有不信其说。柳子厚最号强项，亦作《骂尸虫文》。独唐末有道士程紫霄，一日朝士会终南太极观守庚申，紫霄笑曰：“三尸何有？此吾师托是以惧为恶者尔。”据床求枕，作诗以示众曰：“不守庚申亦不疑，此心长与道相依。玉皇已自知行止，任尔三彭说是非。”投笔鼻息如雷。孰谓子厚而其徒之不若耶？

刘禹锡作《九日》诗，欲用“糕”字，以其不经见，迄不敢用。故宋子京诗云：“刘郎不敢题糕字，虚负诗中一世豪。”然白乐天诗云：“移坐就菊丛，糕酒前罗列。”则固已用之矣。刘、白倡和之时，不知曾谈及此否？

唐至文宗之朝，可谓衰弱矣。武宗既立，得一李德裕相之，而威令遂振。德裕初为相，即上言曰：“宰相非其人，当亟废罢。至天下之政，则不可不归中书。”武宗听之，号令纪纲，咸自己出，故能削平僭伪，号为中兴。

唐自肃宗张后之后，未尝有正位长秋者。史所载皇后，皆追赠；其太后，则皆所生子为帝而奉上尊号者也。宪宗以郭汾阳孙女为妃，既为令族，又有淑德，可以正位矣。乃以其宗强，恐既立之后，后宫不得进，遂终身为妃。自后人主皆不立后。然文宗崩，既有太子，仇士良等废之而立武宗。武宗崩，既有皇子，诸宦官废之而立宣宗。宣宗崩，遗命立夔王，王宗实等废之而立懿宗。虽当时中人专权，古今所无，亦因椒房虚位，宫闱无主，所谓皇子者，皆无宠无威之人。故上宫弥留之际，宰辅既隔在外庭，中人遂得以肆行无忌，显违诏旨，私立所厚，而莫可禁止也。

唐穆宗长庆四年，宦官请郭太后临朝称制。太后曰：“武后称制，几危社稷。我家世守忠义，非武氏比。太子虽少，但得贤宰相辅之，卿等勿预朝政，何患国家不安？自古岂有女子为天下主，而能致唐虞之理乎？”取制书手裂之。太后兄钊闻有是议，密上笺曰：“若果徇其请，臣请先帅诸子纳官爵，归田里。”太后泣曰：“祖考之灵，钟于吾兄。”郭氏，汾阳裔也，可无愧祖武矣，视汉马后暨廖、防辈为何如人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