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记
作者:鲁迅
1933年
观斗
本作品收录于《伪自由书》和《申报

      这一本小书里的,是从本年一月底起至五月中旬为止的寄给《申报》上的《自由谈》的杂感。

      我到上海以后,日报是看的,却从来没有投过稿,也没有想到过,并且也没有注意过日报的文艺栏,所以也不知道《申报》在什么时候开始有了《自由谈》, 《自由谈》里是怎样的文字。大约是去年的年底罢,偶然遇见郁达夫先生,他告诉我说,《自由谈》的编辑新换了黎烈文先生了,但他才从法国回来,人地生疏,怕一时集不起稿子,要我去投几回稿。我就漫应之曰:那是可以的。

      对于达夫先生的嘱咐,我是常常“漫应之曰:那是可以的”的。直白的说罢,我一向很回避创造社里的人物。这也不只因为历来特别的攻击我,甚而至于施行人身攻击的缘故,大半倒在他们的一副“创造”脸。虽然他们之中,后来有的化为隐士,有的化为富翁,有的化为实践的革命者,有的也化为奸细,而在“创造”这一面大纛之下的时候,却总是神气十足,好像连出汗打嚏,也全是“创造”似的。我和达夫先生见面得最早,脸上也看不出那么一种创造气,所以相遇之际,就随便谈谈;对于文学的意见,我们恐怕是不能一致的罢,然而所谈的大抵是空话。但这样的就熟识了,我有时要求他写一篇文章,他一定如约寄来,则他希望我做一点东西,我当然应该漫应曰可以。但应而至于“漫”,我已经懒散得多了。

      但从此我就看看《自由谈》,不过仍然没有投稿。不久,听到了一个传闻,说《自由谈》的编辑者为了忙于事务,连他夫人的临蓐也不暇照管,送在医院里,她独自死掉了。几天之后,我偶然在《自由谈》里看见一篇文章,其中说的是每日使婴儿看看遗照,给他知道曾有这样一个孕育了他的母亲。我立刻省悟了这就是黎烈文先生的作品,拿起笔,想做一篇反对的文章,因为我向来的意见,是以为倘有慈母,或是幸福,然若生而失母,却也并非完全的不幸,他也许倒成为更加勇猛,更无挂碍的男儿的。但是也没有竟做,改为给《自由谈》的投稿了,这就是这本书里的第一篇《崇实》;又因为我旧日的笔名有时不能通用,便改题了“何家干”,有时也用“干”或“丁萌”。

      这些短评,有的由于个人的感触,有的则出于时事的刺戟,但意思都极平常,说话也往往很晦涩,我知道《自由谈》并非同人杂志,“自由”更当然不过是一句反话,我决不想在这上面去驰骋的。我之所以投稿,一是为了朋友的交情,一则在给寂寞者以呐喊,也还是由于自己的老脾气。然而我的坏处,是在论时事不留面子,砭锢弊常取类型,而后者尤与时宜不合。盖写类型者,于坏处,恰如病理学上的图,假如是疮疽,则这图便是一切某疮某疽的标本,或和某甲的疮有些相像,或和某乙的疽有点相同。而见者不察,以为所画的只是他某甲的疮,无端侮辱,于是就必欲制你画者的死命了。例如我先前的论叭儿狗,原也泛无实指,都是自觉其有叭儿性的人们自来承认的。这要制死命的方法,是不论文章的是非,而先问作者是那一个;也就是别的不管,只要向作者施行人身攻击了。自然,其中也并不全是含愤的病人,有的倒是代打不平的侠客。总之,这种战术,是陈源教授的“鲁迅即教育部佥事周树人”开其端,事隔十年,大家早经忘却了,这回是王平陵先生告发于前,周木斋先生揭露于后,都是做着关于作者本身的文章,或则牵连而至于左翼文学者。此外为我所看见的还有好几篇,也都附在我的本文之后,以见上海有些所谓文学家的笔战,是怎样的东西,和我的短评本身,有什么关系。但另有几篇,是因为我的感想由此而起,特地并存以便读者的参考的。

      我的投稿,平均每月八九篇,但到五月初,竟接连的不能发表了,我想,这是因为其时讳言时事而我的文字却常不免涉及时事的缘故。这禁止的是官方检查员,还是报馆总编辑呢,我不知道,也无须知道。现在便将那些都归在这一本里,其实是我所指摘,现在都已由事实来证明的了,我那时不过说得略早几天而已。是为序。

      一九三三年七月十九夜,于上海寓庐,鲁迅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