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论问题与主义
作者:李大钊
1919年8月17日
本作品收录于《每周评论
这是“问题与主义”讨论的一部分

    适之先生:

      我出京的时候,读了先生在本报三十一号发表的那篇论文,题目是《多研究些问题,少谈些主义》,就发生了一些感想。其中有的或可与先生的主张互相发明,有的是我们对社会的告白。现在把他一一写出,请先生指正。

      (一)“主义”与“问题” 我觉得“问题”与“主义”有不能十分分离的关系。因为一个社会的解决,必须靠著社会上多数人共同的运动。那么我们要想解决一个问题,应该设法,使他成了社会上多数人共同的问题。要想使一个社会问题,成了社会上多数的共同的问题,应该使这社会上可以共同解决这个那个社会问题的多数人,先有一个共同趋向的理想主义,作他们实验自己生活上满意不满意的尺度(即是一种工具)。有那共同感觉生活上不满意的事实,才能一个一个的成了社会问题,才有解决的希望。不然,你尽管研究你的社会问题,社会上多数人却一点不生关系。那个社会问题,是仍然永没有解决的希望:那个社会问题的研究,也仍然是不能影响于实际。所以我们的社会运动,一方面固然要研究实际的问题,一方面也要宣传理想的主义。这是交相为用的,这是并行不悖的。不过谈主义的人,高谈虽没有什么不可,也须求一个实验。这个实验,无论失败与成功,在人类的精神里,终能留下个很大的痕影,永久不能消灭。从前信奉英国的Owen主义的人,和信奉法国的Fourier主义的人,在美洲新大陆上都组织过一种新村落新团体。最近日本武者小路氏等在那日向地方,也组织了个“新村”。这都是世人指为空想家的实验;都是他们的实际运动中最有兴昧的事实;都是他们同志中有志者或继承者,集合起来,组织一个团体,在那里实现他们所理想的社会组织,作一个关于理想社会的标本,使一般人由此知道这新社会的生活,可以希望,以求实现世界的改造的计划。 Owen派与Fourier派在美洲的运动,虽然因为离开了多数人民,去传播他们的理想,就像在那没有深厚土壤的地方撒布种子的一样,归于失败了。而Noeyes作《美国社会主义史》,却批评他们,说:Owen主义的新村落,Fourier主义的新团体,差不多生下来就死掉了。现在人都把他们忘了。可是社会主义的精神,永远存留在国民生命之中。如今在那几百万不曾参加他们的实验生活,又不是Owen主义者,又不是Fourier主义者,只是没有理论的社会主义者,只信社会有科学的及道德的改造的可能的人人中,还有方在待晓的一个希望犹尚俨存。这日向的“新村”,有许多点像那在美洲新大陆上已成旧梦的新村。而日本的学者及社会,却很注意。河上肇博士说,他们的企画中,所含的社会改造的精神,也可以作方在待晓的一个希望,永存在人人心中。最近本社仲密先生,自日本来信,也说“此次东行,在日向颇觉愉快”。可见就是这种高谈的理想,只要能寻一个地方去实验,不把他作了纸上的空谈,也能发生些工具的效用,也会在人类社会中有相当的价值。不论高揭什么主义,只要你肯竭力向实际运动的方面努力去做,都是对的,都是有效果的。这一点我的意见稍与先生不同。但也承认我们最近发表的言论,偏于纸上空谈的多,涉及实际问题的少。以后誓向实际的方面去作。这是读先生那篇论文后发生的觉悟。

      大凡一个主义,都有理想与实际两方面。例如民主主义的理想,不论在那一国,大致都很相同。把这个理想适用到实际的政治上去,那就因时,因所,因事的性质情形,有些不同。社会主义,亦复如是。他那互助友谊的精神,不论是科学派,空想派,都拿他来作基础。把这个精神适用到实际的方法上去,又都不同。我们只要把这个那个的主义,拿来作工具,用以为实际的运动,他会因时,因所,因事的性质情形,生一种适用环境的变化。在清朝时,我们可用民主主义作工具去推翻爱新觉罗家的皇统。在今日,我们也可以用他作工具去推翻那军阀的势力。在别的资本主义盛行的国家,他们可以用社会主义作工具去打倒资本阶级。在我们这不事生产的官僚强盗横行的国家,我们也可以用他作工具去驱除这一般不劳而生的官僚强盗。一个社会主义者,为使他的主义在世界上发生一些影响,必须要研究怎样可以把他的理想尽量应用于环绕着他的实境。所以现在的社会主义,包含着许多把他的精神变作实际的形势使合于现在需要的企图。这可以证明主义的本性,原有适用实际的可能性。不过被专事空谈的人用了,就变成空的罢了。那么先生所说主义的危险,只怕不是主义的本身带来的,是空谈他的人给他的。

      (二)假冒牌号的危险一个学者一旦成名,他的著作恒至不为人读,而其学说,却如通货一样,因为不断的流通传播,渐渐磨灭,乃至发行人的形像印章,都难分清。亚丹斯密史留下了一部书,人人都称赞他,却没有人读他。马查士留下了一部书,没有一个人读他,大家却都来滥用他。英人邦纳氏(Bonar)早已发过这种感慨。况在今日群众运动的时代,这个主义,那个主义,多半是群众运动的隐语旗帜,多半带着些招牌的性质。既然带着招牌的性质,就难免假冒招牌的危险。王麻子的刀剪,得了群众的赞许,就有旺麻子等来混用他的招牌;王正大的茶叶,得了群众的照顾,就有汪正大等来混用他的招牌。今日社会主义的名词,很在社会上流行,就有安福部的社会主义跟着发现。这种假冒招牌的现象,讨厌诚然讨厌,危险诚然危险,淆乱真实也诚然淆乱真实。可是这种现象,正如中山先生所云:新开荒的时候,有些杂草毒草,夹杂在善良的谷物花草里长出,也是当然应有的现象。王麻子不能因为旺麻子等也来卖刀剪,就闭了他的剪铺。王正大不能因为汪正大等也来贩茶叶,就歇了他的茶庄。开荒的人,不能因为长了杂草毒草,就并善良的谷物花草一齐都收拾了。我们又何能因为安福派也来讲社会主义,就停止了我们正义的宣传。因为有假冒牌号的人,我们越发应该一面宣传我们的正义,一面就种种问题研究实用的方法,好去本着主义作实际的运动。免得阿猫,阿狗,鹦鹉,留声机来混我们,骗大家。

      (三)所谓过激主义《新青年》和《每周评论》的同人,谈俄国布尔札维克主义的议论很少,仲甫先生和先生等的思想运动,文学运动,据日本《日日新闻》的批评,且说是支那民主主义的正统思想。一方要与旧式的顽迷思想奋战,一方要防遏俄国布尔札维克主义的潮流。我可以自白:我是喜欢谈谈布尔札维克主义的。当那举世若狂,庆祝协约国战胜的时候,我就作了一篇《Bolshevism的胜利》的论文,登在《新青年》上。当时听说孟和先生因为对于布尔札维克主义不满意,对于我的对于布尔札维克的态度,也很不满意(孟和先生游欧归来,思想有无变动,此时不敢断定) 。或者因为我这篇论文,给《新青年》的同人,惹出了麻烦,仲甫先生今犹幽闭狱中,而先生又横被过激党的诬名,这真是我的罪过了。不过我总觉得布尔札维克主义的流行,实在是世界文化上一大变动。我们应该研究他,介绍他,把他的实象昭布在人类社会;不可一味听信人家为他们造的谣言,就拿凶暴残忍的话抹煞他们的一切。所以一听人说他们实行“妇女国有”,就按情理断定是人家给他们造的谣言。后来看见美国“New Republic”登出此事的原委,知道这话果然是种谣言,原是布尔札维克政府给俄国某城的无政府党的人造的。以后展转传讹,人又给他们加上了。最近有了慰慈先生在本报发表的俄国的新宪法,土地法,婚姻法等几篇论文,很可以供我们研究俄事的参考,更可以证明妇女国有的话,全然无根了。后来又听人说,他们把克鲁泡脱金氏枪毙了,又疑这话也是谣言。据近来欧美各报的消息,克氏在莫斯科附近安然无恙。在我们这盲目的社会,他们那里知道Bolshevism是什么东西,这个名词怎么解释?不过因为迷信资本主义,军国主义的日本人,把他译作“过激主义”,他们看“过激”这两个字,很带着些危险,所以顺手拿来乱给人戴。看见先生们文学改革论激烈一点,他们就说先生是过激党。看见章太炎、孙伯兰政治论激烈一点,他们又说这两位先生是过激党。这个口吻,是根据我们四千年先圣先贤道统的薪传。那“杨子为我,是无君也;墨子兼爱,是无父也;无父无君,是禽兽也”的逻辑,就是他们唯一的经典。现在就没有“过激党”这个新名词,他们也不难把那旧武器拿出来攻击我们。什么“邪说异端”哪,“洪水猛兽”哪,也都可以给我们随便戴上。若说这是谈主义的不是,我们就谈贞操问题,他们又来说我们主张处女应该与人私通。我们译了一篇社会问题的小说,他们又来说我们提倡私生子可以杀他父母。在这种浅薄无知的社会里,发言论事,简直的是万难,东也不是,西也不是。我们惟有一面认定我们的主义,用他作材料,作工具,以为实际的运动。一面宣传我们的主义,使社会上多数人都能用他作材料,作工具,以解决具体的社会问题,那些猫,狗,鹦鹉,留声机,尽管他们在旁边乱响;过激主义哪,洪水猛兽哪,邪说异端哪,尽管他们乱给我们头衔。那有闲工夫去理他!

       (四)根本解决 “根本解决”这个话,很容易使人闲却了现在,不去努力,这实在是一个危险。但这也不可一概而论。若在有组织,有生机的社会,一切机能,都很敏活;只要你有一个工具,就有你使用他的机会,马上就可以用这工具作起工来。若在没有组织、没有生机的社会,一切机能,都已闭止,任你有什么工具,都没有你使用作工的机会。这个时候,恐怕必须有一个根本解决,才有把一个一个的具体问题都解决了的希望。就以俄国而论,罗曼诺夫家没有颠覆,经济组织没有改造以前,一切问题,丝毫不能解决。今则全都解决了。依马克思的唯物史观,社会上法律政治伦理等精神的构造,都是表面的构造。他的下面,有经济的构造,作他们一切的基础。经济组织一有变动,他们都跟着变动。换一句话说,就是经济问题的解决,是根本解决。经济问题一旦解决,什么政治问题,法律问题,家族制度问题,女子解放问题,工人解放问题,都可以解决。可是专取这唯物史观(又称历史的唯物主义)的第一说,只信这经济的变动是必然的,是不能免的,而于他的第二说——就是阶级竞争说,— —了不注意,丝毫不去用这个学理作工具,为工人联合的实际运动,那经济的革命,恐怕永远不能实现;就能实现,也不知迟了多少时期。有许多马克思派社会主义者,很吃了这个观念的亏。天下只是在群众里传布那集产制必然的降临的福音,结果除去等著集产制必然的成熟以外,一点的预备也没有作。这实在是现在各国社会党遭了很大危机的主要原因。我们应该承认:遇著时机,因着情形,或须取一个根本解决的方法;而在根本解决以前还须有相当的准备活动才是。

      以上拉杂写来,有的和先生的意见完全相同,有的稍相差异,已经占了很多的篇幅了。如有未当,请赐指教。以后再谈罢。

    李大钊寄自昌黎五峰
    1919年8月17日
    《每周评论》第35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