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南京大屠杀事件》的几点补正 中华文库

自从拙作《关于谷寿夫、松井石根和南京大屠杀事件》在文史资料选辑第二十二辑发表之后，承朋友和读者们的提示，以及自己进一步的回忆和思索，我发现其中有几处还需要补充或订正。兹列举如下：

（一）需要补充的，计有下列各处：

（1）在第18页上，我说：据卡本德（美国人、东京盟军总部法务处处长）在1946年下半年同我几次的谈话中透露，中国方面除谷寿夫外还向盟军总部请求引渡过其他几个著名的乙级战犯，其中我能记忆姓名的似有酒井隆、柴山六郎，可能还有落合甚九郎（记不清楚）。据我现在记忆所及，其中还有矶谷廉介。他是同酒井隆一道被东京总部押送来华受审的，这两个战犯都是欠下中国人民大笔血债、中国人民恨之入骨的日酋；他们的臭名和罪迹是中国人民耳熟能详的。

（2）在第23页小注中，我说：绞刑犯松井石根、东条英机、土肥原贤二、广田弘毅、板垣征四郎、武藤章，木村兵大郎等七人的尸体火焚成灰之后，是用军舰在海上撒布的，任其随风飘去，使无踪迹可寻。……其目的是为了避免复仇主义者之流抓到一点遗骸或骨灰之类的东西便大事铺张，给战犯们隆重安葬，立墓立碑，把他们扮成“殉国烈士”或“民族英雄”的模样。同盟国这个措施的用意无疑地是好的，但是它们的目的还不能完全达到。据最近访日归国的友人对我说（《参考资料》和《光明日报》也曾有过同样的报道），日本反动派去年曾花一千五百万日元在名古屋市为这七名被远东国际法庭处死的大战犯树立了一块庞大的纪念碑，以表扬他们的“功迹”。这事是由当年东条英机的辩护律师、现任日本国会众议院议长清濑一郎（极端反动的自由民主党要人）主持的。由此可见，复仇主义和黩武主义正在日本抬头，而侵略成性的法西斯分子又在幻想重温征服中国、征服东亚的旧梦了。这就需要我们中国人民加倍地提高警惕！

（3）在第25页上，我谈到1937年12月16日（即南京被占领的第四天）麕集于华侨招待所的五千多男女难民被日本兽军绑至下关中山码头，排列成行，用机枪射杀后，弃尸江中，使随波逐流，借图灭迹。在这五千多人中，仅白增荣、梁廷芳二人于中弹负伤后泅至对岸，得免于死，其中一人（记不清是哪一个）且曾被邀出席远东国际法庭作证。现经查明，这位出庭作证的是梁廷芳，他那令人毛骨悚然的证言犹历历如绘地深印在我的脑海之中。

（4）在同页上，我还谈到另外两次集体大屠杀，一次是在汉中门外的三千多人，一次是在下关草鞋峡的五万七千多人，都是于机枪射杀后浇上煤油焚化的。在这两次集体屠杀中，我记得还有一个名伍长德的，他被焚未死，待日军离去后从死人堆中负伤逃了出来，得庆更生。此人亦曾被邀出席远东国际法庭作证。他那使人惊心动魄的证言同样在我记忆里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印象。在日本兽军对我六万五千多无辜同胞的三次集体大屠杀中，仅仅这三个人得幸免于死。他们的证言得到法庭的重视和很高的作证评价。

（二）需要更正的，有下列几处：

（1）在第21页附注中，我说：“自日俄战争以后，日本军制中便没有‘元帅’的称号，是故‘大将’便是军阶最高的一级。”这话不十分正确。诚然，自1905年日俄战争以后日本三十多年没有封过元帅。但是到了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期（1941年起），为了要振奋军心，以便从事于更大的冒险，日本便又恢复了元帅的称号，并先后擢寺内寿一、杉山元、畑俊六等人为陆军元帅，永野修身、山本五十六（此二人是发动偷袭珍珠港的主谋）等人为海军元帅。

（2）在同页中，我说：在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受审的28名首要战犯都是“法西斯日本的元凶巨魁，其中三人曾任日本首相”。“三人”乃记忆之悮，应改为“四人”。除了恶名远扬的东条英机、广田弘毅及平沼骐一郎之外，小矶国昭在日本接近垮台的时候也曾任过九个月的首相（自1944年7月至1945年4月）。

（3）在第22页上，我说：远东国际法庭开庭八百零八次，审讯记录达四千八百多页。“八百零八次”为“八百十八次”之悮。

（4）在同上页中，“于是后者便以杀了一百零六个中国人而被宣为这场杀人比赛游戏的胜利者，”“被宣”应为“被宣布”。

（5）在第29页上，“非但南京庙庭遭兽军火焚者比比皆是”，“庙庭”应为“庙庵”。

（6）在第34页上，“精确说来，由红十字会掩埋的是四万三千零七十一人，……”。“红十字会”应为“红卍字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