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论“文人相轻” 五论“文人相轻”
作者:鲁迅
1935年9月
“题未定”草(五)
本作品收录于《且介亭杂文二集》和《文学论坛
署名发表

    “文人相轻”是局外人或假充局外人的话。如果自己是这局面中人之一,那就是非被轻则是轻人,他决不用这对等的“相”字。但到无可奈何的时候,却也可以拿这四个字来遮掩一下。这遮掩是逃路,然而也仍然是战术,所以这口诀还被有一些人所宝爱。

    不过这是后来的话。在先,当然是“轻”。

    “轻”之术很不少。粗糙的说:大略有三种。一种是自卑,自己先躺在垃圾里,然后来拖敌人,就是“我是畜生,但是我叫你爹爹,你既是畜生的爹爹,可见你也是畜生了”的法子。这形容自然未免过火一点,然而较文雅的现象,文坛上却并不怎么少见的。埋伏之法,是甲乙两人的作品,思想和技术,分明不同,甚而至于相反的,某乙却偏要设法表明,说惟独自己的作品乃是某甲的嫡派;补救之法,是某乙的缺点倘被某甲所指摘,他就说这些事情正是某甲所具备,而且自己也正从某甲那里学了来的。此外,已经把别人评得一钱不值了,临末却又很谦虚的声明自己并非批评家,凡有所说,也许全等于放屁之类,也属于这一派。

    一种是最正式的,就是自高,一面把不利于自己的批评,统统谓之“漫骂”,一面又竭力宣扬自己的好处,准备跨过别人。但这方法比较的麻烦,因为除“辟谣”之外,自吹自擂是究竟不很雅观的,所以做这些文章时,自己得另用一个笔名,或者邀一些“讲交道”的“朋友”来互助。不过弄得不好,那些“朋友”就会变成保驾的打手或抬驾的轿夫,而使那“朋友”会变成这一类人物的,则这御驾一定不过是有些手势的花花公子,抬来抬去,终于脱不了原形,一年半载之后,花花之上也再添不上什么花头去,而且打手轿夫,要而言之,也究竟要工食,倘非腰包饱满,是没法维持的。如果能用死轿夫,如袁中郎或“晚明二十家”之流来抬,再请一位活名人喝道,自然较为轻而易举,但看过去的成绩和效验,可也并不见佳。

    还有一种是自己连名字也并不抛头露面,只用匿名或由“朋友”给敌人以“批评”——要时髦些,就可以说是“批判”。尤其要紧的是给与一个名称,像一般的“诨名”一样。

    因为读者大众的对于某一作者,是未必和“批评”或“批判”者同仇敌慨的,一篇文章,纵使题目用头号字印成,他们也不大起劲,现在制出一个简括的诨名,就可以比较的不容易忘记了。在近十年来的中国文坛上,这法术,用是也常用的,但效果却很小。

    法术原是极利害,极致命的法术。果戈理夸俄国人之善于给别人起名号——或者也是自夸——说是名号一出,就是你跑到天涯海角,它也要跟着你走,怎么摆也摆不脱。这正如传神的写意画,并不细画须眉,并不写上名字,不过寥寥几笔,而神情毕肖,只要见过被画者的人,一看就知道这是谁;夸张了这人的特长——不论优点或弱点,却更知道这是谁。可惜我们中国人并不怎样擅长这本领。起源,是古的。从汉末到六朝之所谓“品题”,如“关东觥觥郭子横”,“五经纷纶井大春”,就是这法术,但说的是优点居多。梁山泊上一百另八条好汉都有诨名,也是这一类,不过着眼多在形体,如“花和尚鲁智深”和“青面兽杨志”,或者才能,如“浪里白跳张顺”和“鼓上蚤时迁”等,并不能提挈这人的全般。直到后来的讼师,写状之际,还常常给被告加上一个诨名,以见他原是流氓地痞一类,然而不久也就拆穿西洋镜,即使毫无才能的师爷,也知道这是不足注意的了。现在的所谓文人,除了改用几个新名词之外,也并无进步,所以那些“批判”,结果还大抵是徒劳。

    这失败之处,是在不切帖。批评一个人,得到结论,加以简括的名称,虽只寥寥数字,却很要明确的判断力和表现的才能的。必须切帖,这才和被批判者不相离,这才会跟了他跑到天涯海角。现在却大抵只是漫然的抓了一时之所谓恶名,摔了过去:或“封建馀孽”,或“布尔乔亚”,或“破锣”,或“无政府主义者”,或“利己主义者”……等等;而且怕一个不够致命,又连用些什么“无政府主义封建馀孽”或“布尔乔亚破锣利己主义者”;怕一人说没有力,约朋友各给他一个;怕说一回还太少,一年内连给他几个:时时改换,个个不同。这举棋不定,就因为观察不精,因而品题也不确,所以即使用尽死劲,流完大汗,写了出去,也还是和对方不相干,就是用浆糊粘在他身上,不久也就脱落了。汽车夫发怒,便骂洋车夫阿四一声“猪猡”,顽皮孩子高兴,也会在卖炒白果阿五的背上画一个乌龟,虽然也许博得市侩们的一笑,但他们是决不因此就得“猪猡阿四”或“乌龟阿五”的诨名的。此理易明:因为不切帖。

    五四时代的所谓“桐城谬种”和“选学妖孽”,是指做“载飞载鸣”的文章和抱住《文选》寻字汇的人们的,而某一种人确也是这一流,形容惬当,所以这名目的流传也较为永久。除此之外,恐怕也没有什么还留在大家的记忆里了。到现在,和这八个字可以匹敌的,或者只好推“洋场恶少”和“革命小贩”了罢。前一联出于古之“京”,后一联出于今之“海”。

    创作难,就是给人起一个称号或诨名也不易。假使有谁能起颠扑不破的诨名的罢,那么,他如作评论,一定也是严肃正确的批评家,倘弄创作,一定也是深刻博大的作者。

    所以,连称号或诨名起得不得法,也还是因为这班“朋友”的不“文”。——“再亮些!”

    八月十四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