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闲集 二心集
作者:鲁迅 1932年
伪自由书

这里是一九三〇年与三一年两年间的杂文的结集。

当三〇年的时候,期刊已渐渐的少见,有些是不能按期出版了,大约是受了逐日加紧的压迫。《语丝》和《奔流》,则常遭邮局的扣留,地方的禁止,到底也还是敷延不下去。那时我能投稿的,就只剩了一个《萌芽》,而出到五期,也被禁止了,接着是出了一本《新地》。所以在这一年内,我只做了收在集内的不到十篇的短评。

此外还曾经在学校里演讲过两三回,那时无人记录,讲了些什么,此刻连自己也记不清楚了。只记得在有一个大学里演讲的题目,是《象牙塔和蜗牛庐》。大意是说,象牙塔里的文艺,将来决不会出现于中国,因为环境并不相同,这里是连摆这“象牙之塔”的处所也已经没有了;不久可以出现的,恐怕至多只有几个“蜗牛庐”。蜗牛庐者,是三国时所谓“隐逸”的焦先曾经居住的那样的草窠,大约和现在江北穷人手搭的草棚相仿,不过还要小,光光的伏在那里面,少出,少动,无衣,无食,无言。因为那时是军阀混战,任意杀掠的时候,心里不以为然的人,只有这样才可以茍延他的残喘。但蜗牛界里那里会有文艺呢,所以这样下去,中国的没有文艺,是一定的。这样的话,真可谓已经大有蜗牛气味的了,不料不久就有一位勇敢的青年在政府机关的上海《民国日报》上给我批评,说我的那些话使他非常看不起,因为我没有敢讲共产党的话的勇气。谨案在“清党”以后的党国里,讲共产主义是算犯大罪的,捕杀的网罗,张遍了全中国,而不讲,却又为党国的忠勇青年所鄙视。这实在只好变了真的蜗牛,才有“庶几得免于罪戾”的幸福了。

而这时左翼作家拿着苏联的卢布之说,在所谓“大报”和小报上,一面又纷纷的宣传起来,新月社的批评家也从旁很卖了些力气。有些报纸,还拾了先前的创造社派的几个人的投稿于小报上的话,讥笑我为“投降”,有一种报则载起《文坛贰臣传》来,第一个就是我,——但后来好像并不再做下去了。卢布之谣,我是听惯了的。大约六七年前,《语丝》在北京说了几句涉及陈源教授和别的“正人君子”们的话的时候,上海的《晶报》上就发表过“现代评论社主角”唐有壬先生的信札,说是我们的言动,都由于墨斯科的命令。这又正是祖传的老谱,宋末有所谓“通虏”,清初又有所谓“通海”,向来就用了这类的口实,害过许多人们的。所以含血喷人,已成了中国士君子的常经,实在不单是他们的识见,只能够见到世上一切都靠金钱的势力。至于“贰臣”之说,却是很有些意思的,我试一反省,觉得对于时事,即使未尝动笔,有时也不免于腹诽,“臣罪当诛兮天皇圣明”,腹诽就决不是忠臣的行径。但御用文学家的给了我这个徽号,也可见他们的“文坛”上是有皇帝的了。

去年偶然看见了几篇梅林格(Franz Mehring)的论文,大意说,在坏了下去的旧社会里,倘有人怀一点不同的意见,有一点携贰的心思,是一定要大吃其苦的。而攻击陷害得最凶的,则是这人的同阶级的人物。他们以为这是最可恶的叛逆,比异阶级的奴隶造反还可恶,所以一定要除掉他。我才知道中外古今,无不如此,真是读书可以养气,竟没有先前那样“不满于现状”了,并且仿《三闲集》之例而变其意,拾来做了这一本书的名目。然而这并非在证明我是无产者。一阶级里,临末也常常会自己互相闹起来的,就是《诗经》里说过的那“兄弟阋于墙”,——但后来却未必“外御其侮”。例如同是军阀,就总在整年的大家相打,难道有一面是无产阶级么?而且我时时说些自己的事情,怎样地在“碰壁”,怎样地在做蜗牛,好像全世界的苦恼,萃于一身,在替大众受罪似的:也正是中产的智识阶级分子的坏脾气。只是原先是憎恶这熟识的本阶级,毫不可惜它的溃灭,后来又由于事实的教训,以为惟新兴的无产者才有将来,却是的确的。

自从一九三一年二月起,我写了较上年更多的文章,但因为揭载的刊物有些不同,文字必得和它们相称,就很少做《热风》那样简短的东西了;而且看看对于我的批评文字,得了一种经验,好像评论做得太简括,是极容易招得无意的误解,或有意的曲解似的。又,此后也不想再编《》那样的论文集,和《壁下译丛》那样的译文集,这回就连较长的东西也收在这里面,译文则选了一篇《现代电影与有产阶级》附在末尾,因为电影之在中国,虽然早已风行,但这样扼要的论文却还少见,留心世事的人们,实在很有一读的必要的。还有通信,如果只有一面,读者也往往很不容易了然,所以将紧要一点的几封来信,也擅自一并编进去了。

一九三二年四月三十日之夜,编讫并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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