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学术之趋势
作者:李宗吾 1936年

一、道统之来源

  宋儒最令人佩服的,是把儒释道三教,从学理上融合为一,其最不令人佩服的,就在门户之见太深,以致发生许多纠葛。其门户之见,共有二点:(一)孔子说的就对,佛老和周秦诸子说的就不对。(二)同是尊崇孔子的人,程子和朱子说的就对,别人说的就不对。合此两点,就生出道统之说。

  宋儒所说的道统,究竟是个什么东西呢?我们要讨论这个问题,首先要讨论唐朝的韩愈。韩愈为人很倔强,富于反抗现代的性质。唐初文体,沿袭陈隋馀习,他就提倡三代两汉的古文,唐时佛老之道盛行,他就提倡孔孟之学,他取的方式,与欧洲文艺复兴所取的方式,是相同的,二者俱是反对现代学术,恢复古代学术,是一种革新运动。所以欧洲文艺复兴,是一种惊人事业,韩愈在唐时,负泰山北斗的重望,也是一种惊人事业。

  韩愈的学问,传至宋朝,分为两大派:一派是欧苏曾王的文学,一派是程朱的道学。宋儒所谓道统的道字,就是从昌黎原道篇“斯道也,何道也,”那个道字生出来的。孟子在从前,只算儒家中之一种,其书价格,与荀墨相等,昌黎才把他表章出来。他读荀子说:“始吾得孟轲书,然后知孔子之道尊,……以为圣人之德没,尊圣人者孟氏而已,晚得扬雄书,益信孟氏,因雄书而益尊,则雄者亦圣人之徒欤,……孟子醇乎醇者也,荀与扬大醇而小疵。”经昌黎这样的推称,孟氏才崭然露头角。

  宋儒承继昌黎之说,把孟子益加推崇,而以自己直接其传,伊川作明道行状,说道:“周公没圣人之道不行,孟轲死圣人之学不传,道不行百世无善治,学不传千载无真儒,……先生生乎一千四百年之后,得不传之学于遗经,……盖自孟子之后,一人而已。”史迁以孟子荀卿合传,寥寥数十字,于所历邹膝任薛鲁宋之事,不一书,朱子纲目,始于适魏之齐,大书特书。宋淳熙时,朱子才将《孟子》、《论语》、《大学》、《中庸》,合称为四子书,至元延祐时,始悬为令甲,我们自幼读四子书,把孟子看作孔子化身,及细加考察,才知是程朱诸人,有了道统之见,才把他特别尊崇的。

  昌黎是文学中人,立意改革文体,非三代两汉之书不观,他读孔子孟荀的书,初意本是研究文学,因而也略略窥见大道,无奈所得不深。他为文主张辞必己出,宇法句法,喜欢戛戛独造,因而论理论事,也要独造。他说:“斯道也,何道也,非向所谓老与佛之道也。尧以是传之舜,舜以是传之禹,禹以是传之汤,汤以是传之文武周公,文武周公,传之孔子,孔子传之孟轲,孟轲死,不得其传。”这个说法,不知他何所见而云然。程伊川曰:“轲死不得其传,似此言语,非蹈袭前人,非凿空撰出,必有所见”。这几句话的来历,连程伊川都寻不出,非杜撰而何?

  宋儒读了昌黎这段文字,见历代传授,犹如传国玺一般,尧舜禹直接传授,文武、周公、孔子、孟轲,则隔数百年,都可传授,必想我们生在一千几百年之后,难道不能得着这个东西吗?于是立志要把这传国玺寻出,经过许久,果然被他寻出来了,在《论语》上寻出“尧曰咨尔舜,……允执其中,……舜亦以命禹”。恰好伪《古文尚书》,有“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执厥中”十六字,尧传舜,舜传禹,有了实据,他们就认定这就是历代相传的东西。究禹汤文武周公,所谓授受者安在?又中间相隔数百年,何以能够传授?又孔子以前,何以独传开国之君,平民中并无一人,能得其传?这些问题,他们都不加研究。

  宋儒因为昌黎说孟子是得了孔子真传的,就把《孟子》一书,从诸子中提出来,上配《论语》,又从《礼记》中,提出《大学》、《中庸》二篇,硬说《大学》是曾子著的,又说《中庸》是子思亲笔写出,交与孟子,于是就成了孔子传之曾子,曾子传之于思,子思传之孟子,一代传一代,与传国玺一般无二。孟子以后,忽然断绝,隔了千几百年,到宋朝,这传国玺又出现,被濂洛关闽诸儒得着,又递相传授,这就是所谓道统了。

  道统的统字,就是从“帝王创业垂统”那个统字窃取来,即含有传国玺的意思。那时禅宗风行天下,禅宗本是衣钵相传,一代传一代,由释迦传至达摩,达摩传入中国,递传至六祖,六祖以后,虽是不传衣钵,但各派中仍有第若干代名称,某为谪派,某为旁支。宋儒生当其问,染有此等气习,特创出道统之名,与之对抗,道统二字,可说是衣钵二字的代名词。

  请问:濂洛关闽诸儒距孔孟一千多年,怎么能够传授呢?于是创出“心传”之说。说我与孔孟,心心相传,禅宗有“以心传心”的说法,所以宋人就有“虞廷十六字心传”的说法,这心传二字,也是摹仿禅宗来的。

  本来禅宗传授,也就可疑,所谓西天二十八祖,东土六祖,俱是他们自相推定的,其学简易,最合中国人习好,故禅宗风行天下。其徒自称“教外别传”,谓不必研究经典,可以直契佛祖之心,见人每问“如何是祖师西来意”?宋儒教人“寻孔颜乐处”,其意味也相同。

  周子为程子受业之人,横渠是程子戚属,朱子绍述程氏,所谓濂洛关闽,本是几个私人讲学的团体,后来愈传愈盛,因创出道统之名,私相推定,自夸孔孟真传,其方式与禅宗完全相同。

  朱子争这个道统,尤为出力,他注《孟子》,于末后一章,结句说道:“……百世之下,必将有神会而心得之者耳。故于篇中历序群圣之统,而终之以此,所以明其传之所在,而又以俟后圣于无穷也,其旨深哉。”提出“统”字“传”字,又说“神会心得”,即为宋学中所谓“心传”和“道统”伏根。最奇的,于“其旨深哉”四字之后,突然写出一段文字,说道:“有宋元丰八年,河南程颢伯醇卒,潞公文彦博题其墓曰,明道先生,而其弟正叔序之曰:周公没,圣人之道不行,孟轲死,圣人之学不传,道不行百世无善治,学不传千载无真儒。无善治,士犹得以明。夫善治之道,以淑诸人,以传诸后,无真儒,则天下贸贸焉莫知所之,人欲肆而天理灭矣。先生生乎干四百年之后,得不传之学于遗经,以兴起斯文为己任,辨异端,辟邪说,使圣人之道,焕然复明于世,盖自孟子之后,一人而已。然学者于道,不知所向,则孰知斯人之为功,不知所至,则孰知斯名之称情也哉。”此段文字写毕,即截然而止,不再著一语,真是没头没尾的。这是什么道理呢?因他注《孟子》,说得有“俟后圣于无穷”,写此一段文字,见得程即是“后圣”。朱子于《大学章句序》,又说道:“河南两夫子出,而有以接孟氏之传。……虽以熹之不敏,亦幸私淑而与有闻焉。”著一“闻”字,俨然自附于“闻而知之”之列,于是就把道统一肩担上。

二、道统之内幕

  宋儒苦心孤诣,创出一个道统,生怕被人分去,朱子力排象山,就是怕他分去道统。象山死,朱子率门人,往寺中哭之,既罢,良久曰:“可惜死了告子。”硬派象山作告子,自己就变成宋学中的孟子了。

  程朱未出以前,扬雄声名很大,他自比孟子。北宋的孙复,号称名儒,他尊扬雄为范模。司马光注《太玄经》说道:“余少之时,闻玄之名,而不获见,……于是求之积年,乃得观之。初则溟滓漫漶,略不可人,乃研精易虑,屏人事而读之数十遍,参以首尾,稍得窥其梗概然后喟然置书叹曰:呜呼,扬子真大儒耶,孔子既没,知圣人之道者,扬子而谁,荀与孟殆不足拟,况其馀乎?观玄之书,昭则极于人,幽则尽于神,大则包宇宙,细则人毛发,合天人之道以为一,刮其根本,示人所出,胎育万物,面兼为之母,若地履之而不可穷也,若海挹之而不可竭也,天下之道,虽有善者,其蔑以易此矣。”司马光这种说法,简直把太玄推尊得如《周易》一般,俨然直接孔子之传,道统岂不被扬雄争去吗?孟子且够不上,何况宋儒?宋儒正图谋上接孟子之传,怎能容扬雄得过?适因班固《汉书》,说扬雄曾仕新莽,朱子修纲目轻轻与他写一笔:“莽大夫扬雄死。”从此扬雄成了名教罪人,永不翻身,孟子肩上的道统,无人敢争,濂洛关闽,就直接孟氏之传了。这就像争选举的时候,自料争某人不过,就清查某人的档案,说他亏吞公款,身犯刑事,褫夺他被选权一般。假使莫得司马光这一类称赞扬雄的文字,纲目上何至有莽大夫这种特笔呢?扬雄任新莽,作《剧秦美新论》,有人说其事不确,我们也不深辨,即使其事果确,一部《紫阳纲目》中,类于扬雄、甚于扬雄的人很多,何以未尽用此种书法呢?这都是司马光诸人把扬雄害了的。

  从前扬雄曾入孔庙,后来因他曾事王莽,就把他请出来,荀子曾入孔庙,因为言性恶,把他请出来,公伯宁曾入孔庙,因为他毁谤子路,也把他请出来。我断不解者,司马光何以请入孔庙?扬雄是逆臣,司马光推尊扬雄,即是逆党。公伯宁不过口头毁谤子路罢了,司马光着《疑孟》一书,把孟子说的话,层层攻讦,对于性善说,公然怀疑,其书流传至今,司马光一身,备具了公伯宁、苟卿、扬雄三人之罪,公然得入孔庙,岂非怪事?推原其故,司马光是二程的好友。哲宗即位之初,司马光曾荐明道为宗正寺丞,荐伊川为崇政殿说书,司马光为宰相,连及二程也做官,所以二程入孔庙,连及司马光也配享。司马光之人品,本是很好,但律公伯宁、荀卿、扬雄三人之例,他就莫得入孔庙的资格,而今公然入了孔庙,我无以名之,直名之曰“徇私”。

  宋儒口口声声,尊崇孔子,排斥异端,请问诸葛亮这个人为什么该入孔庙?诸葛亮自比管乐,管仲为曾西所不屑为,孔门羞称五霸,孟子把管仲说得一钱不值,管仲的私淑弟子,怎么该入孔庙?又诸葛亮手写申韩,以教后主,可见他又是申韩的私淑弟子,太史公作《史记》,把申韩与老子同传,还有人说申韩够不上与老子并列。老子是宋儒痛诋之人,诸葛亮是申韩私淑弟子,乃竟人孔庙,大书特书曰:“先儒诸葛亮之位”,这个儒字,我不知从何说起?

  刘先主临终,命后主读《商君书》,又不主张行赦,他们君臣所研究的,都是法家的学说。我们遍读诸葛亮本传,及他的遗集,寻不出孔子二字,寻不出四书上一句话,独与管仲商鞅申韩,发生不少的关系。本传上说他治蜀尚严,又说他“恶无识而不贬”,与孔子所说“赦小过”,孟子所说“省刑罚”,显然违反。假如修个“申韩合庙”,请诸葛亮去配享,写一个“先法家诸葛亮之位”,倒还名实相符。

  宋儒排斥异端,申韩管商之学,岂非异端吗?异端的嫡派弟子,高坐孔庙中,岂非怪事吗?最好是把诸葛亮请出来,遗缺以《史记》上的陈馀补授。《史记》称:“成安君儒者也,自称义兵,不用诈谋。”此真算是儒者,假使遇著庸懦之敌将,陈馀一战而胜,岂不是“仁者无敌”,深合孟子的学说吗?恐怕孔庙中早已供了“先儒陈馀之位”,无奈陈馀运气不好,遇著韩信是千古名将,兵败身死,儒者也就置之不理了。

  诸葛亮明明是霸佐之才,偏称之曰王佐之才,明明是法家,竟尊之曰先儒,岂非滑稽之极吗?在儒家谓诸葛亮托孤寄命、鞠躬尽瘁,深合儒家之道,所以该入孔庙。须知托孤寄命、鞠躬尽瘁,并不是儒家的专有品,难道只有儒家才出这类人才,法家就不出这类人才吗?这道理怎么说得通?我无以名之,直名之曰“慕势”。只因汉以后,儒家寻不出杰出人才,诸葛亮功盖三分,是三代下第一人,就把他欢迎人孔庙,藉以光辉门面,其实何苦乃尔?

  林放问“礼之本”,只说得三个字,也入了孔庙。老子是孔子曾经问礼之人,《礼记》上屡引老子的话,孔子称他为“犹龙”,崇拜到了极点,宋儒乃替孔子打抱不平,把老子痛加诋毁,这个道理,又讲得通吗?

  两庑豚肩,连朱竹坨都不敢吃,本来是值不得争夺的,不过我们须知:一部廿四史,实在有许多糊涂账,地方之高尚者,莫如圣庙,人品之高尚者,莫如程朱,乃细加考察,就有种种黑幕,其他尚复何说?

  宋儒有了道统二字,横塞胸中,处处皆是荆棘。我不知道统二字,有何贵重,值得如许争执,幸而他们生在庄子之后,假使被庄子看见,恐怕又要发出些鸩鹪腐鼠的妙论。我们读书论古,当自出见解,切不可为古人所愚。

  《四库全书提要》载:“公是先生弟子记四卷,宋刘敞撰,敞发明正学,在朱程前,所见甚正,徒以独抱遗经,淡于声誉,未与伊洛诸人倾意周旋,故讲学家视为异党,之不称耳,实则元丰熙宁之间,卓然醇儒也。”刘敞发明正学,卓然醇儒,未与伊洛诸人周旋,就视为异党,此种黑幕,纪晓岚早已揭穿。司马光、扬雄,诋孟子,因与伊洛诸人周旋,死后得入孔庙,此种黑幕,还没有人揭穿。

三、宋儒之缺点

  著者平日有种见解,凡人要想成功,第一要量大,才与德尚居其次。以楚汉而论,刘邦、项羽二人,德字俱说不上,项羽之才,胜过刘邦,刘邦之量,大于项羽,韩信、陈平、黥布等,都是项羽方面的人,只因项羽量小,把这些人容纳不住,才一齐走到刘邦方面来。刘邦豁达大度,把这些人一齐容纳,汉兴楚败,势所必至。《秦誓》所说“一个臣”,反复赞叹,无非形容一个量字罢了。于此可见量字的重要。宋儒才德二者俱好,最缺乏的是量字。他们在政治界是这样,在学术界也是这样,君子排君子,故生出洛蜀之争,孔子信徒,排斥孔子信徒,故生出朱陆之争。

  邵康节临死,伊川往访之,康节举两手示之曰:“眼前路径令放宽,窄则自无著身处,如何使人行?”这一窄字,深中伊川的病。《宋元学案》载:“二程随侍太中,知汉州,宿一僧寺,明道入门而右,从者皆随之,先生(指伊川)入门而左,独行,至法堂上相会。先生自谓:‘此是某不及家兄处。’盖明道和易,人皆亲近,先生严厉,人不敢近也。”又称:“明道犹有谑语……伊川直是谨严,坐间不问尊卑长幼,莫不肃然。”卑幼不说了,尊长见他,都莫不肃然,连走路都莫得一人敢与他同行,这类人在社会上如何走得通?无怪洛蜀分党,东坡戏问他:“何时打破诫敬?”此语固不免轻薄,但确中伊川之病。

  《宋元学案》又说:“大程德性宽宏,规模广阔,以光风霁月为怀。小程气质刚方,文理密察,以峭壁孤峰为体,道虽同而造德固自各有殊。”于此可见明道量大,伊川量小,可惜神宗死,哲宗方立,明道就死了。他死之后,伊川与东坡,因语言细故,越闹越大,直闹得洛蜀分党,冤冤不解,假使明道不死,这种党争,必不会起。

  伊川凡事都自以为是,连邵康节之学,他也不以为然。康节语其子曰:“张巡许远,同为忠义,两家子弟,互相攻并,为退之所贬,凡托伊川之说,议吾为术学者,子孙勿辩。”康节能这样的预诫后人,故程邵两家,未起争端。

  朱子的量,也是非常陕隘,他是伊川的嫡系,以道统自居,凡是信从伊川和他的学说的人,就说他是好人,不信从的,就是坏人。苏黄本是一流人物,朱子诋毁二苏,独不诋毁山谷,因为二苏是伊川的敌党,所以要骂他,山谷之孙,黄笛,字子老耕,是朱子的学生,所以就不骂了。

  林栗、唐仲友,立身行己,不愧君子。朱子与栗论一不合,就成仇衅,朱子的门人,至欲烧栗的书。朱子的朋友陈亮,狎台州官妓,嘱唐仲友为脱藉,仲友沮之,亮媾谗于朱子,朱子为所卖,误兴大狱,此事本是朱子不合,朱派中人就视仲友如仇雠。张浚一败于富平,丧师三十万,再败于淮西,丧师七万,三败于符离,丧师十七万,又尝逐李纲,引秦桧,杀曲端,斥岳飞,误国之罪,昭然共见,他的儿子张南轩,是朱子讲学的好友,朱子替张浚作传,就备极推崇。

  最可怪者,朱子与吕东莱,本是最相好的朋友,《近思录》十四卷,就是他同朱子撰的,后来因为争论《毛诗》不合,朱子对于他的著作,就字字讥弹,如云:“东莱博学多识则有之矣,守约恐未也。”又云:“伯恭之弊,尽在于巧。”又云:“伯恭教人看文字也粗。”又云:“伯恭聪明,看文理却不仔细,缘他先读史多,所以看粗着眼。”又云:“伯恭于史分外仔细,于经却不甚理会。”又云“伯恭要无不包罗,只是扑过,都不精。”对于东莱,抵隙蹈瑕,不遗馀力,朱派的人,随声附和,所以元人修史,把东莱列入儒林传,不人道学传。一般人都称《朱子近思录》,几于无人知是吕东莱同撰的。

  朱子与陆象山,同是尊崇孔教的人,因为争辩无极太极,几于肆口谩骂。朱子的胸怀,狭隘到这步田地,所以他对于政治界、学术界,俱酿许多纠纷。门人承袭其说,朱陆之争,历宋元明清,以至于今,还不能解决。

  纪晓岚著《四库提要》,将上述黄㽦、林栗、唐仲友、张浚诸事,一一指出,其评朱吕之争,说道:“当其投契之时,则引之同定近思录,使预闻道统之传,及其抵牾以后,则字字讥弹,身无完肤,毋亦负气相攻,有激而然欤。”别人訾议朱子不算事,《四库提要》是清朝乾隆钦定的书,清朝功令,四书文非遵朱注不可,康熙五十一年,文庙中把朱子从两庑中升上去,与十哲并列,尊崇朱子,可算到了极点。干降是康熙之孙,纪著《四库提要》,敢于说这类话,可见是非公道,是不能磨灭的。纪文说:“刘敞卓然醇儒,宋与伊洛诸人倾意周旋,故讲学家视为异党,”这些说法,直是揭穿黑幕,进呈乾隆御览后,颁行天下,可算是清朝钦定的程朱罪案。

  宋俞文豹《吹剑外集》(见《知不足斋丛书》第二十四集)说:“韩范欧马张吕诸公,无道学之名,有道学之实,而人无闲言。今伊川晦庵二先生,言为世法,行为世师,道非不弘,学非不粹,而动辄得咎何也,盖人心不同,所见各异,虽圣人不能律天下之人,尽弃其学而学焉。……今二先生以道统自任,以师严自居,别白是非,分毫不货,与安定角,与东坡争,与龙川象山辩,必胜而后已。浙学固非矣,贻书潘吕等,既深斥之,又语人曰:‘天下学术之弊,不过两端,永嘉事功,江西颖悟,若不极力争辩,此道何由而得明。’盖指龙川象山也。”程端蒙谓:“如市人争,小不胜辄至喧竞……”俞氏这段议论,公平极了。程朱的学问,本是不错,其所以处处受人攻击者,就在他以严师自居,强众人以从己。他说:“若不极力争辩,此道何由得明。”不知越争辩,越生反响,此道越是不明。大凡倡一种学说的人,只应将我所见的道理,诚诚恳恳的公布出来,别人信不信由他,只要我说得有理,别人自然肯信,无须我去争辩,若是所说的不确,任是如何争辩,也是无益的。惜乎程朱当日,未取此种方式。

  伊川晦庵,本是大贤,何至会闹到这样呢?要说明这个道理,就不得不采用戴东原的说法了。东原以为:“宋儒所谓理,完全是他们的意见。”因为吾人之心,至虚至灵,著不得些子物事,有了意见,就不虚不灵,恶念固坏事,善念也会坏事。犹之眼目中,不但尘沙容不得,就是金屑也容不得,伊川胸中,有了一个诚敬,诚敬就变成意就觉得像山、龙川、吕东莱诸人,均种种不合,这就像目中著了金屑,天地易色一般佛氏主张破我执法执,不但讲出世法当如是,就是讲世间法,也当如是。然后知老子所说“绝圣弃智”真是名言。东坡问伊川:“何时打破诚敬?”虽属恶谑,却亦至理。东坡精研佛老之学,故笑谈中,俱含妙谛。程明道是打破了诚敬的,观于“目中有妓,心中无妓”,这场公案,即可知道。

  伊川抱着一个诚敬,去绳苏东坡,闹得洛蜀分党。朱子以道统自命,党同伐异,激成庆元党案,都是为著太执著的流弊。庄子讥孔子昭昭揭日月而行,就是这个道理。庄子并不是叫人不为善,他只是叫人按著自然之道做去,不言善而善自在其中。例如劝人修桥补路,周济贫穷,固然是善,但是按著自然之道做去,物物各得其所。自然无坏桥可修,无滥路可补,无贫穷可周济,回看那些想当善人的,抱着金钱,朝朝出门,寻桥来修,寻路来补,寻贫穷来周济,真是未免多事。庄子说:“泉涸,鱼相与处于陆,相响以湿,相濡以沫,不如相忘于江湖。”就是这个道理。程伊川,苏东坡,争着修桥补路,彼此争得打架。朱子想独博善人之名,把修桥补路的事,一手揽尽,不许他人染指,后来激成党案,严禁伪学,即是明令驱逐,不许他修桥,不许他补路,如果他们有庄子这种见解,何至会闹到这样呢?

  宋朝南渡,与洛蜀分党有关,宋朝亡国,与庆元党案有关,小人不足责,程朱大贤,不能不负点咎。我看现在的爱国志士,互相攻击,很像洛蜀诸贤,君子攻击君子。各种学说,互相诋斥,很像朱子与陆子互相诋斥。当今政学界诸贤,一齐走人程朱途径去了。奈何!奈何!问程朱诸贤,缺点安在?曰:少了一个量字。

  我们评论宋儒,可分两部分:他们把儒释道三教,融合为一,成为理学,为学术上开一新纪元,这是做的由分而合的工作,这部分是成功了的。洛蜀分党,酿成政治上之纷争,朱陆分派,酿成学术上之纷争,这是做的由合而分的工作,这部分是失败了的。我们现在所处的时代,正与宋儒所处时代相同,无论政治上、学术上,如做由分而合的工作,决定成功,如做由合而分的工作,一定徒滋纠纷。问做由分而合的工作,从何下手。曰:从量字下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