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学术之趋势
作者:李宗吾 1936年

一、中西文化冲突之点

  西人对社会,对国家,以我字为起点,即是以身字为起点。中国儒家讲治国平天下,从正心诚意做起走,即是以心字为起点。双方都注意把起点培养好,所以西人一见人闲居无事,即叫他从事运动,把身体培养好。中国儒者,见人闲居无事,即叫他读书穷理,把心地培养好。西人培养身,中国培养心,西洋教人,重在“于身有益”四字,中国教人,重在“问心无愧”四字,这就是根本上差异的地方。

  斯密士倡自由竞争,达尔文倡强权竞争,西洋人群起信从,因为此等学说,是“于身有益”的。中国圣贤,绝无类似此等学说,因为倡此等学说,其弊流于损人利己,是“问心有愧”的。我们遍寻四书五经,诸子百家,寻不出斯密士和达尔文一类学说,只有庄子上的盗跖,所持议论,可称为神似。然而此种主张,是中国人深恶痛绝的。孟子曰:“鸡鸣而起,孳孳为利者,跖之徒也。”自由竞争,强权竞争,正所谓孳孳为利,这就是中西文化很差异的地方。

  孔门的学说“欲修其身,先正其心,欲正其心,先诚其意”,从身字向内,追进两层,把意字寻出,以诚意为起点,再向外发展,犹之修房子,把地上浮泥除去,寻着石底,才从事建筑。由是而修身,而齐家,而治国平天下。造成的社会,是“以天下为一家,以中国为一人”,人我之间,无所谓冲突,这是中国学说最精粹的地方。

  西人自由竞争等说,以利己为主,以身字为起点,不寻石底,径从地面建筑起走,基础未稳固,所以国际上,酿成世界大战,死人数千万,大战过后,还不能解决,跟着就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经济上造成资本主义,种下社会革命的祸胎,将来算总账,还不知要流若干血。

  孔门的正心诚意,我们不必把他太看高深了,把他改为“良心裁判”四字就是了。每作一事,于动念之初,即加以省察,“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孔门的精义,不过如是而已。然而照这样做法,就可达到“以天下为一家”的社会。如果讲“自由竞争”等说法,势必至“己所孙欲,也可施之于人”。中国人把盗跖骂得一文不值,西洋人把类似盗跖的学说,奉为天经地义,中西文化,焉得不冲突。

  中西文化冲突,其病根在西洋,不在中国,是西洋人把路走错。我们讲“三教异同”,曾绘有一根“返本线”,我们再把此线一看,就可把中西文化冲突之点看出来。凡人都是可以为善,可以为恶的,善心长则恶心消,恶心长则善心消,儒家因生张,从小孩时,即把爱亲敬兄这部分良知良能,搜寻出来,在家庭中培养。小孩朝夕相处的,是父亲母亲,哥哥弟弟,就叫他爱亲敬兄。把此种心理培养好了,扩充出去,“亲亲而仁民,仁民而爱物”,就造成一个仁爱的世界了。故曰:“孝弟也者其为仁之本欤。”所以中国的家庭,可说是一个“仁爱培养场”。西洋人从我字,径到国字,中间缺少一个家字,即是莫得“仁爱培养场”。少了由丁至丙一段,缺乏诚意功夫,即是少了“良心裁判”。故西洋学说发挥出来,就成为残酷世界,所以说:中西文化冲突,其病根在西洋,不在中国。

  所谓中西文化冲突者,乃是西洋文化自相冲突,并非中国文化与之冲突。

  何以故呢?第一次世界大战,第二次世界大战,打得九死一生,是自由竞争一类学说酿成的,非中国学说酿成的。这就是西洋文化自相冲突的明证。西人一面提倡自由竞争等学说,一面又痛限战祸,岂不是自相矛盾吗?所以要想世界太平,非把中国学说发挥光大之不可。

二、中国学说可救印度西洋之弊

  西洋人,看见世界上满地是金银,总是千方百计,想把他抢在手中,造成一个残无情的世界。印度人认为这个世界,是秽浊到极点,总是千方百计,想把这个世界舍去,把这个身子舍去。惟老子则别有一个见解,他说:“金玉满堂,莫之能守。”又说“多藏必厚亡。”世界上的金银,他是看不起的,当然不做抢夺的事。他说:“吾所有大患者,为吾有身,及吾无身,吾有隐患。”也是像印度人,想把身子舍去,但是舍去身子,并不是脱离世界,乃是把我的身子,与众人融合为一,故曰:“圣人无常心,以百姓为心。”因此也就与人无忤,与世无争了。所以他说:“陆行不避凶虎,入军不避甲兵。”老子造成的世界,不是残酷无情的世界,也不是秽浊可厌的世界,乃是“如享大牢,如登春台,众人熙熙”的世界。

  以返本线言之:西人从丁点起,向前走,直到己点或庚点止,绝不回头。印度人从丁点起,向后走,直到甲点止,也绝不回头。老子从丁点起,向后走,走到乙点,再折转来,向前走,走到庚点为止,是双方兼顾的。老子所说“归根复命”一类话,与印度学说相通。“以正治国,以奇用兵”一类话,与西洋学说相通。虽说他讲出世法,莫得印度那样精,讲治世法,莫得西人那样详,但由他的学说,就可把西洋学说和印度学说,打通为一。

  我所谓“印度人直走到甲点止,绝不回头”是指小乘而言,指末流而言,若释迦立教之初,固云“不度尽众生,誓不成佛”原未尝舍去世界也。释迦本是教人,到了甲点,再回头转来,在人世上工作。无如甲点太高远了,许多人终身走不到,于是终身无回头之日,其弊就流于舍去世界了。老子守着乙点立论,要想出世的,向甲点走,要想入世的,就回头转来,循字渐进,以至庚点为止。孔子意在救世,叫人寻着丙点,即回头转来,做由丁到庚的工作,不必再寻乙甲两点,以免耽误救世工作,此三圣人立教之本旨也。

  孔子的态度,与老子相同。印度厌弃这个世界,要想离去他,孔子则“素富贵,行乎富贵,素贫贱,行乎贫贱,素患难,行乎患难,素夷狄,行乎夷狄”,这个世界并不觉得可厌。老子把天地万物融合为一,孔子也把天地万物融合为一,宇宙是怎么一回事,还他怎么一回事。所谓“老者安之,少者怀之”,“天地位焉,万物育焉”,就是这个道理。

  曾参说:“暮春者,春服既成,冠者五六人,童子六七人,浴乎沂,风乎舞雩,咏而归。”这几句话,与治国渺不相关,而独深得孔子的嘉许,这是什么原故呢?因为这几句话,是描写我与宇宙融合的状态,有了这种襟怀,措施出来,当然人与我融合为一,子路可使有勇,冉有可使足民,公西华愿为小相,只做到人与我相安,未做到人与我相融,所以孔子不甚许可。

  宋儒于孔门这种旨趣,都是识得的,他们的作品,如“绿满窗前草不除”之类,处处可以见得,王阳明“致良知”,即是此心与宇宙融合,所以我们读孔孟老庄,及宋明诸儒之书,满腔是生趣,读斯密士,达尔文,尼采诸人之书,满腔是杀机。印度人向后走,在精神上求安慰,西洋人向前走,在物质上求安慰。

  印度人向后走,越走越远,与人世脱离关系,他的国家就被人夺去了。西洋人向前走,路上遇有障碍物,即直冲进去,闹得非大战不可,印度和西洋,两种途径,流弊俱大。惟中国则不然。孟子曰:“养生丧死无憾,王道之始也。”又曰:“黎民不饥不寒,然而不王者,未之有也。”对于物质,只求足以维持生活而止,并不在物质上求安慰,因为世界上物质有限,要求过度,人与人就生冲突,故转而在精神上求安慰。精神在吾身中,人与人是不相冲突的,但是印度人求精神之安慰,要到彼岸,脱离这个世界,中国人求精神上之安慰,不脱离这个世界。我国学说,折衷于印度西洋之间,将来印度和西洋,非一齐走人我国这条路,世界不得太平。

  孔子曰:“学而时习之,不亦悦乎,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人不知而不愠,不亦君子乎。”孟子曰:“君子有三乐,而王天下不与存焉,父母俱存,兄弟无故,一乐也;仰不愧于天,俯不怍于人,二乐也;得天下英才而教育之,三乐也。”中国人寻乐,在精神上,父兄师友间,西洋人寻乐,大概是在物质上,如游公园进戏场之类。中西文化,本是各走一途,然而两者可以调和,精神与物质,是不生冲突的,何以言之呢?我们把父兄师友,约去游公园,进戏场,精神上的娱乐,和物质上的娱乐,就融合为一了,中西文化,可以调和,等于约父兄师友,游公园,进戏场一般。但是不进公园戏场,父兄师友之乐仍在,即是物质不足供我们要求,而精神上之安慰仍在。我们这样说法,足见中西文化可以调和。其调和之方式,可括为二语:“精神为主,物质为辅。”今之采用西洋文化,偏重物质,即是专讲游公园,进戏场,置父兄师友于不顾,所以中西文化就冲突了。

  中西文化,许多地方,极端相反,然而可以调和,兹举一例为证:中国的养生家主张静坐,静坐时,丝毫不许动。西洋的卫生家,主张运动,越运动越好,二者极端相反,此可谓中西学说冲突。我们静坐一会,又起来运动,中西两说就融合了。我认为中西文化,可以融合为一,其方式就是这样。

  有人说:“孔门讲仁,西人讲强权,我们行孔子之道,他横不依理,以兵临我,我将奈何?”我说:这是无足虑的,孔子讲仁,并不废兵,他主张“足食足兵”,又说“我战则克”,又说“仁义必有勇”,何尝是有了仁就废兵?孔子之仁,即是老子之慈,老子三宝,慈居第一,他说:“夫慈以战则胜,以守则固。”假使有了仁慈,即把兵废了,听人来,把我的人民杀死,这岂不是不仁不慈之极吗?西洋人之兵,是拿来攻击人,专作掠夺他人的工作,孔老之兵,是拿来防卫自己,是维持仁慈的工具,以达到你不伤害我,我不伤害你而止,这也是中西差异的地方。

  孔老讲仁慈,与佛氏相类,而又不废兵,足以抵抗强暴。战争本是残忍的事,孔老能把战争与仁慈融合为一,这种学说,真是精粹极了。所以中国学说,具备有融合西洋学说和印度学说的能力。

  西洋的学问,重在分析,中国的学问,重在会通,西人无论何事,都是分科研究,中国古人,一开口即是天地万物。总括全体而言之,就反本线来看,西洋讲个人主义的,只看见线上的丁点(我),其馀各点,均未看见。讲国家主义的,只看见己点(国),讲社会主义的,只看见庚点(天下),其馀各点,也未看见。他们既未把这根线看通,所以各种主义互相冲突。孔门的学说,是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一以贯之。老子说:“修之于身,其德乃真,修之于家,其德乃馀,修之于乡,其德乃长,修之于邦,其德乃丰,修之于天下,其德乃普。”孔老都是把这根线看通了,倡出“以天下为一家,以中国为一人”的说法。所谓个人也,国家也,社会也,就毫不觉得冲突(“以天下为一家”二语,出《礼运》,本是儒家之书,或以为是道家的说法,故总言孔老)。中国人能见其会通,但嫌其浑囵疏阔,西人研究得很精细,而彼此不能贯通,应该就西人所研究者,以中国之方法贯通之,各种主义,就无所谓冲突,中西文化,也就融合了。

  印度讲出世法,西洋讲世间法,老子学说,把出世法世间法打通为一。宋明诸儒,都是做的老子工作,算是研究了二三千年,开辟了康庄大道。我们把这种学说,发挥光大之,就可把中西印三方文化融合为一。

  世界种种冲突,是由思想冲突来的,而思想之冲突,又源于学说之冲突,所谓冲突,都是末流的学说,若就最初言之,则释迦孔老和希腊三哲,固无所谓冲突。我想将来一定有人出来,把儒释道三教,希腊三哲,和宋明诸儒学说,泰西近今学说,合并研究,融会贯通,创出一种新学说,其工作与程明道融合儒释道三教,成为理学一样。假使这种工作完成,则世界之思想一致,行为即一致,而世界大同,就有希望了。

  就返本线来看,孔子向后走,已经走到丙点,老子向后走,已经走到乙点,佛学传人中国,不过由乙点再加长一截,走到甲点罢了。所以佛学传人中国,经程明道一番工作,就可使之与孔老二教融合。

  孔老二氏,折身向前走,由身而家,而国,而天下,与西人之由个人而国家,而社会,也是同在一根线上,同一方向而走,所以中国学说与西洋学说,有融合之可能。

  西洋,印度,中国,是世界三大文化区域,印度文化,首先与中国接触,经宋儒的工作,已经融合了,现正与西洋文化接触,我们应该把宋儒的理学,加以整理,去其迂拘者,取其圆通者,拿来与西洋学说融会贯通,世界文化就融合为一了。

三、中国学术界之特点

  有人问道:“西洋自由竞争诸说,虽有流弊,但施行起来,也有相当效果,难道我们一概不采用吗?”我说:“我国学术界,有一种很好的精神,只要能够应用此种精神,西洋的学说,就可采用了。”兹说明如下:鲁有男子独处,邻有嫠妇亦独处,夜雨室坏,妇人趋而托之,男子闭户不纳,妇人曰:“子何不学柳下惠?”男子曰:“柳下惠则可,我则不可,我将以我之不可,学柳下惠之可。”孔子闻之曰:“善学柳下惠者,莫如鲁男子。”

  这种精神,要算我国学术界特色,孔子学于老子,老子尚阴柔,有合乎坤。孔子赞周易,以阳刚为贵,深取乎干。我们可说:“善学老子者,莫如孔子。”孟子终身愿学孔子,孔子言性相近,孟子言性善。孔子说:“我战则克。”孟子则说:“善战者服上刑。”孔子说:“齐桓公正而不谲。”又说:“桓公九合诸侯,不以兵车,管仲之力也,如其仁,如其仁。”又曰:“微管仲,吾其被发左衽矣。”孟子则大反其说,言无为:“仲尼之徒,无道桓文之事者。”又曰:“管仲、曾西之所而不为也,而子为我愿非。”诸如此类,与孔子之言,显相抵触,然不害为孔门嫡系。我们可说:“善学孔子者,莫如孟子。”韩非学于荀子,荀子言礼,韩非变而为刑名,我们可说:“善学荀子者,莫如韩非。”非之书,有《解老》《喻老》两篇,书中言虚静,言无为,而无一切措施,与老子全然不类,我们可说:“善学老子者,莫如韩非。”其他类此者,不胜枚举。九方皋相马,在牝牡骊黄之外。我国古哲,师法古人,全在牝牡骊黄之外。遗貌取神,为我国学术界最大特色。书家画家,无不如此。我们本此精神,去采用西欧文化,就有利无害了。

  孟子曰:“规矩方圆之至也,圣人人伦之至也。”规矩是匠师造房屋的器具,人伦是匠师造出的房屋。古人当日测度地势,计算人口,造出一座房屋,原是适合当时需要的。他并未说:“传之千秋万世,子子孙孙,都要住在这个屋子内。”又未说:“这个房子,永远不许改造修补。”匠师临去之时,将造屋的器具,交给我们,将造屋的方法,传给我们。后来人口多了,房屋不够住,日晒雨淋,房子朽坏,既不改造,又不修补,徒是朝朝日日,把数千年以前建屋的匠师痛骂,这个道理,讲得通吗?

  中国一切制度,大概是依著孔子的主义制定的,此种制度,原未尝禁人修改。孔子主张尊君,孟子说:“君之视臣如草芥,则臣视君如寇仇。”又说:“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又说:“闻诛一夫纣矣,未闻杀君也。”孔子说:“入公门,鞠躬如也。”孟子曰:“说大人则藐之,勿视其巍巍然,堂高数仞,榱题数尺,我得志弗为也。”孔子尊君的主张,到了孟子,几乎莫得了。孔子作《春秋》,尊崇周天子,称之曰天王。孟子以王道说各国之君,其言曰:“地方百里,而可以王。”那个时候,周天子尚在,孟子视同无物,岂不显悖孔子的主张吗?他是终身愿学孔子的人,说:“自生民以来,未有圣于孔子。”算是崇拜到了极点的。他去孔子,未及百年,就把孔子的主张,修改得这样厉害。孔子至今二三千年,如果后人也像孟子的办法,继续修改,恐怕欧人的德谟克拉西,早已见诸中国了。孟子懂得修屋的法子,手执规矩,把孔子所建的房屋,大加修改,还要自称是孔子的信徒,今人现放著规矩,不知使用,只把孔子痛骂,未免不情。

  从前印度的佛学,传入我国,我国尽量采用,修改之,发挥之,所有天台宗、华严宗、净土宗等,一一中国化,非复印度之旧,故深得一般人之欢迎。就中最盛者,厥惟禅宗,而此宗在印度,几等于无,惟有“唯识”一宗,带印度色彩最浓,此宗自唐以来,几至失传,近始有人出而提倡之。

  我们可以得一结论:“印度学说,传至中国,越中国化者越盛行,带印度色彩越浓者,越不行,或至绝迹。”

  我们今后采用西洋文化,仍用采用印度文化方法,使斯密士、达尔文、马克斯诸人,一一中国化,如用药之有炮炙法,把他有毒那一部分除去,单留有益这一部分。达尔文讲进化不错,错在因竞争而妨害他人,斯密士发达个性:不错,错在因发达个性而妨害社会,马克斯讲社会主义也不错,错在看见社会,忘却个人,我们去其害存其利就对了。第一步用老子的法子,合乎自然趋势的就采用,不合的就不采用。第二步用孔子的法子,凡事先经过良心裁判,返诸吾心而安,然后才推行出去。如果能够这样的采用,中西文化,自然融合。今之采用西法者,有许多事项,律以老子之道,则为违反自然之趋势,律以孔子之道,则为返诸吾心而不安,及至行之不通,处处荆棘,乃哓哓然号于人曰:“中西文化冲突,此老子之过也,此孔子之过也。”天乎冤哉!

四、圣哲之等级

  我国周秦之间,学说纷繁,佛学虽是印度学说,但传人中国已久,业已中国化,就我个人的意见,与他定一个等级,名曰:“圣哲等级表”,一佛氏,二庄子,三老子,四孔子,五告子,六孟子,七荀子,八韩非,九杨朱,十墨翟。此表以老子为中点,庄子向后走,去佛氏为近,是为出世法。孔子以下,向前走,都是世间法,告子谓性无善无不善,其湍水之喻,实较孟荀之说为优。古来言性之人虽多,惟有告子之说,任从何方面说,俱是对的,故列孟荀之上。

  凡事当以人己两利为原则,退一步言之,亦当利己而无损于人,或利人而损于己,杨朱利己而损于人,故列第九,墨翟利人而有损于己,故列第十。此表以十级为止。近来的人,喜欢讲斯密士、达尔文、尼采诸人的学说,如把三人列入,则斯达二氏的学说,其弊流于损人,斯氏当列第十一,达氏当列第十二,尼采倡超人主义,说:“剿灭弱者,为强者天职。”说:“爱他主义,为奴隶道德。”专作损人利己的工作,其学说为最下,当列第十三,共成十三级。尼采之下,不会再有了,有之则只有实行家张献忠、李自成了。

  中国之盗跖,和西洋之希特勒、墨索里尼,就其学说言之,应与尼采并列一栏。就其实行言之,应与张献忠、李自成,同列一栏。我们从第十三级里,向上看,越上越精深,研究起来,越有趣味。从第一级起,向下看,越下越粗浅,实行起来越适用。王弼把老孔融合为一,晋人清淡,则趋入老庄,尤偏重庄子,这是由于老子谈理,比孔子更精深,庄子谈弹,比老子更精深的原故。程明道把儒释道三教,融合为一,开出理学一派,而宋明诸儒,多流人佛氏,这是由佛氏谈理,比孔老更精深的原故。从实施方面书之,印度行佛教而亡国,中国行孔老之教而衰弱,西人行斯密士、达尔文之说而盛强,这即是越粗浅越实用的明证。我们研究学理,当力求其深,深则洞见本源,任他事变纷乘,我都可以应付,不至错误。至于实施方面,当力求其浅,浅则愚夫愚归能知能行,才行得起走。

  西人崇奉斯密士说而国富,但社会革命之机,即伏于其中。崇奉达尔文之说而国强,而世界大战之后,即伏于其中。德皇威廉第二,崇奉尼采之说,故大战之前德国最为强盛,然败不旋踵。现在希特拉、墨索里尼,和日本军阀,正循威廉覆辙走去,终必收同一之结果,故知斯密士等三人之学说,收效极大,其弊害亦极大。

  墨子学说,虽不完备,但确是救时良药,其学说可以责己,而不可以责人,只有少数圣贤才做得到。当今之世,滔滔者皆是损人利己之流,果有少数圣贤,反其道而行之,抱定损己利人之决心,立可出斯民于水火。墨子之学说诚偏,惟其偏才能医好大病,现在斯密士、达尔文、尼采诸人之言盈天下,墨子之学说,恰是对症良药。

  墨子之损己,是出乎自愿,若要强迫他受损,这是不行的。墨子善守,虽以公输之善攻,且无如之何,如果实行墨子之道,决不会蹈印度亡国覆辙。我国学说理论之不完备,莫如墨子,然而施行起来,也可救印度学说和西洋学说两方之偏。所以要想世界太平,非西洋和印度人,一齐走人中国这条路不可。

  杨朱的学说,也是对症之药。现在的弊病,是少数人争权夺利,大多数人把自己的权利,听凭别人夺去,以致天下大乱。杨朱说:“智之所贵,存我为贵,力之所贱,侵物为贱。”守着自己的权利,一丝一毫,不许人侵犯,我也不侵犯人一丝一毫。人人不利天下,天下自然太平。孟子说:“杨氏为我,是无君也。”君主是从每人身上,掠取些须权利,积而成为最大的权利,才有所谓君王。人人守着自己的权利,丝毫不放,即无所谓君王。犹之人人守着家里东西,自然就莫得强盗。实行杨朱学说,则那些假借爱国名义,结党营私的人,当然无处立足。各人立在地上,如生铁铸定一般,无侵夺者,亦无被侵夺者,天下焉得不太平。不过由杨朱之说,失去人我之关连,律以天然之理,尚有未合。孟子说:“杨朱墨翟之言盈天下,天下之道,不归杨,则归墨。”这个话很值得研究,因为孟子那个时代,人民所受痛苦,与现在一样,所以杨墨的学说,才应运而生。春秋战国,是我国学术最发达时代,杨墨的学说,自学理上言之,本是一偏,无如害了那种病,这类办法,确是良药,所以一般学者,都起来研究,而杨墨之言就盈天下了。

  孔子的学说,最为圆满,因为对于当时,不甚切要,所以身死数十年,他在学术上的地盘,全被杨墨夺去。孟子说:“天下之言,不归杨,则归墨。”可见孔子三千弟子的门徒,全行变为杨墨之徒,大约孟子的师伯师叔,和一切长辈,都是杨墨之徒了,因此孟子才出来,高呼:“打倒杨墨,匡复孔教。”

  孟子的学说,本来较杨墨更为圆满,但对于我们现在这个时代,不免微微的带了唱高调的性质,应该先服点杨墨之药,才是对症。现在须有人抱定墨子牺牲自己的精神,出来提倡杨朱的学说,叫人人守着自己的权利,丝毫不放,天下才得太平,并且还要先吃点韩非之药,才能吃孑L孟之药,何以故呢?诸葛武侯曰:“法行则知恩。”现在这些骄兵悍将,贪官污吏,劣绅土豪,奸商贵族,非痛痛的用韩非的法子,惩治一下,难免不养痈遗患,故我们应当从第十级逆行上去,第十一级以下,暂不必说。

五、老子与西洋学说

  我国学说,当以老子为总代表,他的学说,与佛氏相通,这是无待说的。而其学说,又与西洋学说相通,兹举严批老子为证:严又陵于《老子》第三章说道:“试读布鲁达奇英雄传中,来刻谷土一首,考其所以治斯巴达者,则知其作用。与老子同符。此不佞所以云:黄老为民主治道也。”于第十章批曰:“夫黄老之道,民主之国所用也,……君主之国,未有能用黄老者也,汉之黄老,貌袭而取之耳。”于三十七章批曰:“文明之进,民物熙熙,而文物声名皆大盛,此欲作之宜防也,老子之意,以为亦镇之以朴而巳。此旨与卢梭正同。”又曰:“老子言作用,则称侯王,故知道德经是言治之书。然孟德斯鸠《法意》中言:‘民主乃用道德,君主则用礼,至于专制乃用刑。’中国未尝有民主之制也,虽老子不能为未见其物之思想,于是道德之治,于君主中求之不得,乃游心于黄老以上,意以为太古有之,盖太古君不甚尊,民不甚贱,事本与民主为近也,此所以下篇有小国寡民之说。夫甘食美服,安居乐俗,邻国相望,如是之世,正孟德斯鸠《法意》篇中,所指为民主中之真相也。世有善读二书者,必将以我为知言矣。呜呼,老子者,民主之治之所用也。”于第四十六章批曰:“纯是民主主义,读法儒孟德斯鸠《法意》一书,有以证吾言之不妄也。”据严氏这种批评,可见老子学说,又可贯通西洋学说。

  现在西洋经济上所实行的,以斯密士学说为原则,政治上所采用的,以卢梭学说为原则。斯密士在经济上主张自由,卢梭在政治中上主张自由。我国的老子,正是主张自由的人,我们提出老子来,就可以贯通斯卢二氏之说。斯密士的自由竞争,一变而为达尔文的强权竞争,再变而为尼采的超人主义,与中国所谓“道德流为刑名”是一样的。西洋有了自由主义,跟着就有法西斯蒂主义,与中国有了黄老之放任,跟着就有申韩之专制,也是一样的。我们知道黄老之道德,与申韩之刑名,原是一贯,即可把各种学说之共通性和蜕变之痕迹看出来。

  我不是说中国有了老子,就可不去研究西洋的学问,我只是提出老子,见得各种学说,可以互相贯通,只要明白这个道理,就可把西洋的学问,尽量的研究。

六、学道应走之途径

  西人用仰观俯察的法子,窥见了宇宙自然之理,因而生出理化各科。中国古人,用仰观俯察的法子,窥见了宇宙自然之理,因而则定各种制度。同是窥见自然之理,一则用之物理上,一则用之人事上,双方文化,实有沟通之必要。

  中国古人定的制度,许多地方极无条理,却极有道理,如所谓父慈子孝,兄友弟恭,在上者仁民爱物,在下者亲上事长之类,隐然磁电感应之理,不言权利义务,而权利和义务,自在其中,人与人之间,生趣盎然。西人则人与人之间,画出许多界线,父子夫妇间的权利义务,俱用簿计学的方式计算,权利义务越分明,生趣越减少,所以西洋的伦理,应当灌注以磁电,才可把冷酷的态度改变。中国则未免太浑囵了,应当参酌西洋组织,果能如此,中西文化即融合了。

  研究学问,犹如开矿一般,中国人,印度人,西洋人,各开一个洞子,向前开采。印度人的洞子,和中国人的洞子,首先打通。现在又与西洋的洞子接触了。宇宙真理,是浑然的一个东西,中国人,印度人,西洋人,分途研究。或从人事上研究,或从物理上研究,分出若干派,各派都是分了又合,合了又分,照现在的趋势看去,中西印三方学说,应该融会贯通,人事上的学说,与物理上的学说,也应该融会贯通。我辈生当此时,即当顺应潮流,做这种融合工作,融合过后,再分头研究。像这样盼分了又合,合了又分,经了若干次,才能把那个浑然的东西,研究得毫发无遗憾,依旧还他一个浑然的。宇宙真理,只有一个,只要研究得彻底,彼此是不会冲突的,如有互相冲突之说,必有一说不彻底,或二说俱不彻底。冲突愈甚,研究愈深,自然就把本源寻出,而二者就融合为一。故冲突者,融合之预兆也。譬如数个泥丸放在盘中,不相接触,则永久不生冲突,永久是个个独立,取之挤之捏之,即可合为一个大泥丸。中国,印度,西洋,三方学术,从前是个个独立,不相接触。自佛法西来,与中国固有学术,发生冲突,此所谓挤之捏之也,而程明道之学说,遂应运而生。欧化东渐,与中国固有学术又发生冲突,此亦所谓挤之捏之也。就天然趋势观之,又必有一种新学说,应运而生,将中西印三方学术,融合为一。

  然则融合中西印三方学术,当以何种方式呢?我们看从前融合印度学术的方式,就可决定应走的途径了。佛教是出世法,儒教是人世法,二者是相反的。程明道出来,以释氏之法治心,孔氏之法治世,人世出世,打成一片,是走的老子途径。苏子由著一部《老子解》,融合儒释道三教,也是走的老子途径。王阳明在龙场驿,大彻大悟,独推象山,象山推崇明道,也是走人老子途径。思想自由如李卓吾,独有契于苏子由,仍是走人老子途径。又明朝陈白沙学于吴康斋,未知入处,乃揖耳目,去心智,久之然后有得。而白沙之学,论者谓其近于老庄,可见凡是扫除陈言,冥心探索的人,得出的结果,无不走入老子途径。因老子之学,深得宇宙真理故也。

  据严批老子所说,老子之学,又可贯通西洋学说,我们循着老途径做去,必可将中西印三方学说,融合为一。老子之学,内圣外王,其修之于内也,则曰:“至虚静,守静笃,万物并作,吾以视其复。”其推之于外也,则曰:“修之于身,其德乃兴,修之于家,其德乃馀,修之于乡,其德乃长,修之于邦,其德乃丰,修之于天下,其德乃普。”孔门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一以贯之,与老子之旨正同,此中国学说之特色也。佛学传人中国,与固有的学术,发生冲突,程明道就用孔门的正心诚意,与佛学的明心见性,打通为一。

  现在西洋的个人主义,国家主义,和社会主义,传入中国,与固有学术,又生冲突,我们当用孔门的修齐治平,打通为一。西人把个人也,国家也,社会也,看为互不相容之三个场体,而三种主义,遂互相冲突。孔门则身也,家也,国也,天下也,一以贯之,于三者之中,添一个家字,老子更添一乡字,毫不冲突,此中国主义之所以为大同主义也。

  中印学术,早已融合,现在只做融合中西学术之工作就是了。此种工作,一经完成,则世界学说,汇归于一,学术一致,行为即一致,人世之纷争可免,大同之政治可期。这种责任,应由中国人出来担任,西洋人和印度人,是不能担负的。何也?西印两方人士,对于中国学术,素乏深切之研究,而中国人对于本国学术研究了数千年,对于印度学术,研究了二千年,甲午庚子两役而后,中国人尽量的研究西洋学术,已四十五年,所以融合中西印三方学术的工作,应该中国人出来担负,是在我国学者,顺应此种之趋势,努力为之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