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言
作者:鲁迅
1932年4月24日
无声的中国
本作品收录于《三闲集

      我的第四本杂感《而已集》的出版,算起来已在四年之前了。去年春天,就有朋友催促我编集此后的杂感。看看近几年的出版界,创作和翻译,或大题目的长论文,是还不能说它寥落的,但短短的批评,纵意而谈,就是所谓“杂感”者,却确乎很少见。我一时也说不出这所以然的原因。

      但粗粗一想,恐怕这“杂感”两个字,就使志趣高超的作者厌恶,避之惟恐不远了。有些人们,每当意在奚落我的时候,就往往称我为“杂感家”,以显出在高等文人的眼中的鄙视,便是一个证据。还有,我想,有名的作家虽然未必不改换姓名,写过这一类文字,但或者不过图报私怨,再提恐或玷其令名,或者别有深心,揭穿反有妨于战斗,因此就大抵任其消灭了。

      “杂感”之于我,有些人固然看作“死症”,我自己确也因此很吃过一点苦,但编集是还想编集的。只因为翻阅刊物,剪帖成书,也是一件颇觉麻烦的事,因此拖延了大半年,终于没有动过手。一月二十八日之夜,上海打起仗来了,越打越凶,终于使我们只好单身出走,书报留在火线下,一任它烧得精光,我也可以靠这“火的洗礼”之灵,洗掉了“不满于现状”的“杂感家”这一个恶谥。殊不料三月底重回旧寓,书报却丝毫也没有损,于是就东翻西觅,开手编辑起来了,好像大病新愈的人,偏比平时更要照照自己的瘦削的脸,摩摩枯皱的皮肤似的。

      我先编集一九二八至二九年的文字,篇数少得很,但除了五六回在北平上海的讲演,原就没有记录外,别的也仿佛并无散失。我记得起来了,这两年正是我极少写稿,没处投稿的时期。我是在二七年被血吓得目瞪口呆,离开广东的,那些吞吞吐吐,没有胆子直说的话,都载在《而已集》里。但我到了上海,却遇见文豪们的笔尖的围剿了,创造社,太阳社,“正人君子”们的新月社中人,都说我不好,连并不标榜文派的现在多升为作家或教授的先生们,那时的文字里,也得时常暗暗地奚落我几句,以表示他们的高明。我当初还不过是“有闲即是有钱”,“封建馀孽”或“没落者”,后来竟被判为主张杀青年的棒喝主义者了。这时候,有一个从广东自云避祸逃来,而寄住在我的寓里的廖君,也终于忿忿的对我说道:“我的朋友都看不起我,不和我来往了,说我和这样的人住在一处。”

      那时候,我是成了“这样的人”的。自己编著的《语丝》,实乃无权,不单是有所顾忌(详见卷末《我和〈语丝〉的始终》),至于别处,则我的文章一向是被“挤”才有的,而目下正在“剿”,我投进去干什么呢。所以只写了很少的一点东西。

      现在我将那时所做的文字的错的和至今还有可取之处的,都收纳在这一本里。至于对手的文字呢,《鲁迅论》和《中国文艺论战》中虽然也有一些,但那都是峨冠博带的礼堂上的阳面的大文,并不足以窥见全体,我想另外搜集也是“杂感”一流的作品,编成一本,谓之《围剿集》。如果和我的这一本对比起来,不但可以增加读者的趣味,也更能明白别一面的,即阴面的战法的五花八门。这些方法一时恐怕不会失传,去年的“左翼作家都为了卢布”说,就是老谱里面的一著。自问和文艺有些关系的青年,仿照固然可以不必,但也不妨知道知道的。

      其实呢,我自己省察,无论在小说中,在短评中,并无主张将青年来“杀,杀,杀”的痕迹,也没有怀着这样的心思。我一向是相信进化论的,总以为将来必胜于过去,青年必胜于老人,对于青年,我敬重之不暇,往往给我十刀,我只还他一箭。然而后来我明白我倒是错了。这并非唯物史观的理论或革命文艺的作品蛊惑我的,我在广东,就目睹了同是青年,而分成两大阵营,或则投书告密,或则助官捕人的事实!我的思路因此轰毁,后来便时常用了怀疑的眼光去看青年,不再无条件的敬畏了。然而此后也还为初初上阵的青年们呐喊几声,不过也没有什么大帮助。

      这集子里所有的,大概是两年中所作的全部,只有书籍的序引,却只将觉得还有几句话可供参考之作,选录了几篇。当翻检书报时,一九二七年所写而没有编在《而已集》里的东西,也忽然发见了一点,我想,大约《夜记》是因为原想另成一书,讲演和通信是因为浅薄或不关紧要,所以那时不收在内的。

      但现在又将这编在前面,作为《而已集》的补遗了。我另有了一样想头,以为只要看一篇讲演和通信中所引的文章,便足可明白那时香港的面目。我去讲演,一共两回,第一天是《老调子已经唱完》,现在寻不到底稿了,第二天便是这《无声的中国》,粗浅平庸到这地步,而竟至于惊为“邪说”,禁止在报上登载的。是这样的香港。但现在是这样的香港几乎要遍中国了。

      我有一件事要感谢创造社的,是他们“挤”我看了几种科学底文艺论,明白了先前的文学史家们说了一大堆,还是纠缠不清的疑问。并且因此译了一本蒲力汗诺夫的《艺术论》,以救正我——还因我而及于别人——的只信进化论的偏颇。但是,我将编《中国小说史略》时所集的材料,印为《小说旧闻钞》,以省青年的检查之力,而成仿吾以无产阶级之名,指为“有闲”,而且“有闲”还至于有三个,却是至今还不能完全忘却的。我以为无产阶级是不会有这样锻炼周纳法的,他们没有学过“刀笔”。编成而名之曰《三闲集》,尚以射仿吾也。

      一九三二年四月二十四日之夜,编讫并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