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族主义第六讲 三民主义
民权主义 第一讲
作者:孙中山
1924年3月9日
第二讲

      诸君:今天开始来讲民权主义。什么叫做民权主义呢?现在要把民权来定一个解释,便先要知道什么是民。大凡有团体有组织的众人,就叫做民。什么是权呢?权就是力量,就是威势。那些力量大到同国家一样,就叫做权。力量最大的那些国家,中国话说列强,外国话,便说列权。又如机器的力量,中国话,说是马力,外国话,说是马权。所以权和力实在是相同。有行使命令的力量,有制服群伦的力量,就叫做权。把民同权合拢起来说,民权就是人民的政治力量。什么是叫做政治的力量呢?我们要明白这个道理,便先要明白什么是政治。许多人以为政治是很奥妙很艰深的东西,是通常人不容易明白的。所以中国的军人常常说:我们是军人,不懂得政治。为什么不懂得政治呢?就是因为他们把政治看作是很奥妙很艰深的,殊不知道政治是很浅显很易明了的。如果军人说不干涉政治,还可以讲得通,但是说不懂得政治,便讲不通了。因为政治的原动力,便在军人,所以军人当然要懂得政治,要明自什么是政治。政治两字的意思,浅而言之,政就是众人的事,治就是管理,管理众人的事,便是政治。有管理众人之事的力量,便是政权。今以人民管理政事,便叫做民权。

      现在民权的定义,既然是明白了,便要研究民权是什么作用。环观近世,追溯往古,权的作用,简单的说,就是要用来维持人类的生存。人类要能够生存,就须有两件最大的事:第一件是保,第二件是养。保和养两件大事,是人类天天要做的。保就是自卫,无论是个人或团体或国家,要有自卫的能力,才能够生存。养就是觅食,这自卫和觅食,便是人类维持生存的两件大事。但是人类要维持生存,他项动物也要维持生存,人类要自卫,他项动物也要自卫,人类要觅食,他项动物也要觅食;所以人类的保养和动物的保养冲突,便发生竞争。人类要在竞争中求生存,便要奋斗,所以奋斗这一件事,是自有人类以来天天不息的。由此便知权是人类用来奋斗的。人类由初生以至于现在,天天都是在奋斗之中。

      人类奋斗,可分作几个时期。第一个时期,是太古洪荒没有历史以前的时期。那个时期的长短,现在虽然不知道,但是近来地质学家由石层研究起来,考查得有人类遗迹凭据的石头,不过是两百万年。在两百万年以前的石头,便没有人类的遗迹。普通人讲到几百万年以前的事,似乎是很渺茫。但是近来地质学极发达,地质学家把地球上的石头分成许多层,每层合成若干年代,那一层是最古的石头,那一层是近代的石头,所以用石头来分别。在我们说到两百万年,似乎是很长远,但是在地质学家看起来,不过是一短时期。两百万年以前,还有种种石层,更自两百万年以上,推到地球没有结成石头之先,便无可稽考了。普通人都说没有结成石头之先,是一种流质,更在流质之先,是一种气体,所以照进化哲学的道理讲,地球本来是气体,和太阳本是一体的。始初太阳和气体都是在空中,成一团星云,到太阳收缩的时候,分开许多气体,日久凝结成液体,再由液体结成石头,最老的石头,有几千万年。现在地质学家考究得有凭据的石头,是二千多万年。所以他们推定地球当初由气体变成液体,要几千万年,由液体变成石头的固体,又要几千万年。由最古之石头至于今日,至少有二千万年。在二千万年的时代,因为没有文字的历史,我们便以为很久远,但是地质学家还以为很新鲜。

      我要讲这些地质学和我们今日的讲题有什么关系呢?因为讲地球的来源,便由此可以推究到人类的来源。地质学家考究得人类初生在二百万年以内,人类初生以后到距今二十万年,才发生文化。二十万年以前,人和禽兽没有什么大分别,所以哲学家说人是由动物进化而成,不是偶然造成的。人类庶物由二十万年以来,逐渐进化,才成今日的世界。现在是什么世界呢?就是民权世界。

      民权之萌芽,虽在二千年前之希腊罗马时代,但是确立不摇,只有一百五十年,前此仍是君权时代。君权之前便是神权时代,而神权之前,便是洪荒时代,是人和兽相斗争的时代。在那个时候,人类要图生存,兽类也要图生存。人类保全生存的方法,一方面是觅食,一方面是自卫。在太古时代,人食兽,兽亦食人,彼此相竞争,遍地都是毒蛇猛兽,人类的四周都是祸害,所以人类要图生存,便要去奋斗。但是那时的奋斗,总是人兽到处混乱的奋斗,不能结合成大团体,所谓各自为战。

      就人类发生的地方说,有人说不过是在几处地方,但是地质学家说,世界上一有了人之后,便到处都有人,因为无论自什么地方挖下去,都可所发见人类的遗迹。至于人和兽的竞争,至今还没有完全消灭。如果现在走到南洋很荒野的地方,人和兽斗的事还可以看见。又像我们走到荒山野外,没有人烟的地方,便知道太古时代人同兽是一个什么景象。像这样讲,我们所以能够推到古时的事,是因为有古代的痕迹遗存,如果没有古迹遗存,我们便不能够推到古时的事。

      普通研究古时的事,所用的方法是读图书看历史。历史是用文字记载来的,所以人类文化,是有了文字之后才有历史。有文字的历史,在中国至今不过五六<千>年,在埃及不过一万多年。世界上考究万事万物,在中国是专靠读书,在外国人却不是专靠读书。外国人在小学中学之内,是专靠读书的,进了大学便不专靠读书,要靠实地去考察。不专看书本的历史,要去看石头看禽兽和各地方野蛮人的情状,便可推知我们祖宗是一个什么样的社会。比方观察非洲和南洋群岛的野蛮人,便可知道从前没有开化的人是一个什么情形。所以近来大科学家考察万事万物,不是专靠书,他们所出的书,不过是由考察的心得,贡献到人类的记录罢了。他们考察的方法有两种:一种是用观察,即科学;一种是用判断,即哲学。人类进化的道理,都是由此两学问得来的。古时人同兽斗,只有用个人的体力,在那个时候,只有同类相助。比方在这个地方有几十个人同几十个猛兽奋斗,在别的地方也有几十个人同几十个猛兽奋斗,这两个地方的人类,见得彼此都是同类的,和猛兽是不同的,于是同类的就互相集合起来,和不同类的去奋斗,决没有和不同类的动物集合,共同来食人的,来残害同类的。当时同类的集合,不约而同去打那些毒蛇猛兽,那种集合是天然的,不是人为的。把毒蛇猛兽打完了,各人才是自然散去。因为当时民权没有发生,人类去打那些毒蛇猛兽,各人都是各用气力,不是用权力。所以在那个时代,人同兽争,是用气力的的代。

      后来毒蛇猛兽差不多都被人杀完了,人类所处的环境较好,所住的地方极适于人类的生存,人群就住在一处,把驯伏的禽兽养起来,供人类的使用。故人类把毒蛇猛兽杀完了之后,便成畜牧时代,也就是人类文化初生的时代,差不多和现在中国的蒙古同亚洲西南的阿刺伯人,还是在畜牧时代一样。到了那个时代,人类生活的情形,便发生一个大变动。所以人同兽斗终止,便是文化初生,这个时代可以叫做太古时代。到了那个时代,人又同什么东西去奋斗呢?是同天然物力去奋斗。简而言之;世界进化,当第一个时期,是人同兽争,所用的是气力,大家同心协力,杀完毒蛇猛兽,第二个时期,是人同天争。在人同兽争的时代,因为不知道何时有毒蛇猛兽来犯,所以人类时时刻刻不知生死,所有的自卫力只有双手双足,不过在那个时候,人要比兽聪明些,所以人同兽奋斗,不是专用双手双足,还晓得用木棍石头。故斗争的最后结果,是人类战胜,把兽类杀灭净尽了,人类的生命,才可以一天一天的计算。在人同兽斗的时期,人类的安全,几几乎一时一刻都不能保。

      到了没有兽类的祸害,人类才逐渐蕃盛,好地方都被人住满了。当那个时代,什么是叫做好地方呢?可以避风雨的地方,便叫做好地方,就是风雨所不到的地方。像埃及的“尼罗河”两旁和亚洲“马斯波他米亚”地方,土地极其肥美,一年四季都不下雨,尼罗河水每年涨一次,水退之后,把河水所带的肥泥,都散布到沿河两旁的土地,便容易生长植物,多产谷米。像这种好地方,袛有沿尼罗河岸和马斯波他米亚地方。所以普通都说尼罗河和马斯波他米亚,是世界文化发源的地方。因为那两岸的土地肥美,常年没有风雨,既可以耕种,又可以畜牧,河中的水族动物又丰富,所以人类便很容易生活,不必劳心劳力,便可以优游度日,子子孙孙便容易蕃盛。到了人类过于蕃盛之后,那些好地方便不够住了。就是在尼罗河与马斯波他米亚之外,稍为不好的地方,也要搬到去住。不好的地方,就有风雨的天灾。

      好比黄河流域,是中国古代文化发源的地方。在黄河流域,一来有风雨天灾,二来有寒冷,本不能够发生文化。但是中国古代文化,何以发生于黄河流域呢?因为沿河两岸的人类,都是由别处搬来的。比方马斯波他米亚的文化,便早过中国一万多年,到了中国的三皇五帝以前,便由马斯波他米亚搬到黄河流域,发生中国的文明。在这个地方,驱完毒蛇猛兽之后,便有天灾,便要受风雨的祸患。遇到天灾,人类要免去那种灾害,便要与天争。因为要避风雨,就要做房屋。因为要御寒冷,就要做衣服。人类到了能够做房屋做衣服,便进化到很文明了。但是天灾是不一定的,也不容易防备,有的一场大风,便可把房屋推倒,一场大水,便可把房屋淹没,一场大火,便可把房屋烧完,一场大雷,便可把房屋打坏。这四种水、火、风、雷的灾害,古人实在莫名其妙。而且古人的房屋,都是草木做成的,都不能抵抗水、火、风、雷四种天灾。所以古人对于这四种天灾,便没有方法可以防备。说到人同兽争的时代,人类还可用气力去打,到了同天争的时代,专讲打是不可能的,故当时人类之感觉是非常困难的。后来就有聪明的人出来,替人民谋幸福,像大禹治水,替人民除去水患;有巢氏教民在树上做居室,替人民谋避风雨的灾害。

      自此以后,文化便逐渐发达,人民也逐渐团结起来。又因为当时地广人稀,觅食很容易,他们单独的问题,只有天灾,所以要和天争。但是和天争不比是和兽争,可以专用气力的,于是发生神权。极聪明的人,便提倡神道设教,用祈祷的方法去避祸求福。他们所做祈祷的工夫,在当时是或有效或无效,是不可得知。但是既同天争,在无法之中,是不得不用神权,拥戴一个聪明的人做首领。好比现在非洲的野蛮酋长,他的职务,便专是祈祷。又像中国的蒙古、西藏,都奉活佛做皇帝,都是以神为治,所以古人说:“国之大事,在祀与戎”。说国家的大事,第一是祈祷,第二是打仗。

      中华民国成立了十三年,把皇帝推翻,现在没有君权。日本至今还是君权的国家,至今还是拜神,所以日本皇帝,他们都称天皇。中国皇帝,我们从前亦称天子,在这个时代,君权已经发达了很久,还是不能脱离神权。日本的皇帝在几百年以前,已经被武人推倒了,到六十年前,明治维新,推翻德川,恢复天皇,所以日本至今还是君权和神权并用。从前罗马皇帝,也是一国的教主,罗马亡了之后,皇帝被人推翻,政权也被夺去了,但是教权仍然保存,各国人民仍然奉为教主,好比中国的春秋时候,列国尊周一样。

      由此可见人同兽争以后,便有天灾,要和天争,便发生神权。由有历史到现在,经过神权之后,便发生君权。有力的武人和大政治家把教皇的权力剥夺了,或者自立为教主,或者自称为皇帝,于是由人同天争的时代,变成人同人争。到了人同人相争,便觉得单靠宗教的信仰力,不能维持人类社会,不能够和人竞争,必要政治修明,武力强盛,才可以和别人竞争。世界自有历史以来,都是人同人争。从前人同人争,一半是用神权,一半是用君权。后来神权渐少,罗马分裂之后,神权渐衰,君权渐盛。到了法王路易十四,便为君权极盛的时代。他说:“皇帝和国家没有分别,我是皇帝,所以我就是国家”,把国家的什么权都拿到自己手里,专制到了极点,好比中国秦始皇一样。君主专制一天利害一天,弄到人民不能忍受,到了这个时代,科学也一天发达一天,人类的聪明也一天进步一天,于是生出了一种大觉悟,知道君主总揽大权,把国家和人民做他一个人的私产,供他一个人的快乐,人民受苦他总不理会,人民到了不能忍受的时候,便一天觉悟一天,知道君主专制是无道,人民应该要反抗,反抗就是革命。所以百馀年来,革命的思想便非常发达,便发生民权革命。民权革命,是谁同谁争呢?就是人民同皇帝相争。

      所以推求民权的来源,我们可以用时代来分析。再概括的说一说:第一个时期,是人同兽争,不是用权,是用气力。第二个时期,是人同天争,是用神权。第三个时期,是人同人争,国同国争,这个民族同那个民族争,是用君权。到了现在的第四个时期,国内相争,人民同君主相争,在这个时代之中,可以说是善人同恶人争,公理同强权争。到这个时代,民权渐渐发达,所以叫做民权时代。

      这个时代是很新的,我们到了这个很新的时代,推倒旧时代的君权,究竟是好不好呢?从前人类的智识未开,赖有圣君贤相去引导,在那个时候,君权是很有用的。君权没有发生以前,圣人以神道设教,去维持社会,在那个时候,神权也是很有用的。现在神权君权都是过去的陈迹,到了民权时代。就道理上讲起来,究竟为什么反对君权,一定要用民权呢?因为近来文明很进步,人类的智识很发达,发生了大觉悟,好比我们在做小孩子的时候,便要父母提携,但是到了成人谋生的时候,便不愿依靠父母,必要自己去自由独立。但是现在还有很多学者要拥护君权,排斥民权。日本这种学者是很多,欧美也有这种学者,中国许多旧学者也是一样。所以一般老官僚至今还是主张复辟,恢复帝制。现在全国的学者,有主张君权的,有主张民权的,所以弄到政体至今不能一定。我们是主张民权政治的,必要把全世界各国的民权情形,考察清楚才好。

      从二十万年到万几千年以前,是用神权,神权很适宜于那个时代的潮流。比如现在西藏,如果忽然设立君主,人民一定是要反对的,因为他们崇信教主,拥戴活佛,尊仰活佛的威权,服从活佛的命令。欧洲几千百年前也是这样。中国文化发达的时期,早过欧洲,君权多过神权,所以中国老早便是君权时代。民权这个名词,是近代传进来的,大家今天来赞成我的革命,当然都是主张民权的;一般老官僚要复辟要做皇帝,当然是反对民权,主张君权的。君权和民权,究竟是那一种适宜于现在的中国呢?这个问题是很有研究的价值。根本上讨论起来,无论君权和民权,都是用来管理政治,为众人办事的,不过政治上各时代情形不同,所用的方法也就各有不同罢了。

      到底中国现在用民权是适宜不适宜呢?有人说中国人民的程度太低,不适宜于行民权。美国本来是民权的国家,但是在袁世凯做皇帝的时候,也有一位大学教授叫做古德诺,到中国来主张君权,说中国人民的思想不发达,文化赶不上欧美,所以不宜行民权。袁世凯便利用他这种言论,推翻民国,自己称皇帝。现在我们主张民权,便要对于民权认得很清楚。中国自有历史以来,没有实行过民权。就是中国十三年来,也没有实行过民权。但是我们的历史,经过了四千多年,其中有治有乱,都是用君权。到底君权对于中国是有利或有害呢?中国所受君权的影响,可以说是利害参半。但是根据中国人的聪明才智来讲,如果此时应用民权,比较上还是适宜得多。所以两千多年前的孔子孟子,便主张民权。孔子说:“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便是主张民权的大同世界,又“言必称尧舜”,就是因为尧舜不是家天下。尧舜的政治,名义上虽然是用君权,实际上是行民权,所以孔子总是信仰他们。孟子说:“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又说:“天视自我民视,天听自我民听”。又说:“闻诛一夫纣矣,未闻弑君也”。他在那个时代,已经知道君主不必一定是要的,已经知道君主一定是不能长久的,所以便判定那些为民造福的人就称为“圣君”,那些暴虐无道的人就称为“独夫”,大家应该去反抗他。由此可见中国人对于民权的见解,在二千多年以前,已经老早想到了。不过在那个时候,还以为不能做到,好像外国人说乌托邦,是理想上的事,不是即时可以做得到的。

      至于外国人对于中国人的印象,把中国人和非洲南洋的野蛮人一样看待。所以中国人和外国人讲到民权,他们便极不赞成,以为中国何以能够同欧美同时来讲民权。这些见解的错误,都是由于外国学者不考察中国的历史和国情,所以不知道中国实在是否适宜于民权。中国在欧美的留学生,也有跟外国人一样说中国不适宜于民权的,这种见解实在是错误。依我看来,中国进化比较欧美还要在先,民权的议论,在几千年以前,就老早有了,不过当时只是见之于言论,没有形之于事实。现在欧美既是成立了民国,实现民权,有了一百五十年,中国古人也有这种思想,所以我们要希望国家长治久安,人民安乐,顺乎世界潮流,非用民权不可。但是民权发生,至今还不甚久,世界许多国家,还有用君权的,各国实行民权,也遭过了许多挫折,许多失败的。民权言论的发生,在中国有了两千多年,在欧洲恢复民权,不过一百五十年,现在就风行一时了。

      近代事实上的民权,头一次发生是在英国,英国在那个时候发生民权革命,正当中国的明末清初。当时革命党的首领,叫做格林威尔(Gromwell),把英国皇帝查理士第一杀了。此事发生以后,便惊动欧美一般人,以为这是自有历史以来所没有的,应该当作谋反叛逆看待。暗中弑君,各国是常有的,但是格林威尔杀查理士第一,不是暗杀,是把他拿到法庭公开裁判,宣布他不忠于国家和人民的罪状,所以便把他杀了。当时欧洲以为英国人民应该赞成民权,从此民权便可以发达。谁知英国人民还是欢迎君权,不欢迎民权,查理士第一虽然是死了,人民还是思慕君主。不到十年,英国便发生复辟,把查理士第二迎回去做皇帝。那个时候,刚是满清入关,明朝还没有亡,距今不过两百多年。所以两百多年以前,英国发生过一次民权政治,不久便归消灭,君权还是极盛。

      一百馀年之后,便有美国的革命,脱离英国的独立,成立美国联邦政府,到现在有一百五十年。这是现在世界中头一个实行民权的国家。美国建立共和以后,不到十年,便引出法国革命。法国当时革命的情形,是因为自路易十四总揽政权,厉行专制,人民受非常的痛苦。他的子孙继位,更是暴虐无道,人民忍无可忍,于是发生革命,把路易十六杀了。法国人杀路易十六,也是和英国人杀查理士第一一样,把他拿到法庭公开审判,宣布他不忠于国家和人民的罪状。法国皇帝被杀了之后,欧洲各国为他复仇,大战十多年。所以那次的法国革命,还是失败,帝制又恢复起来了。但是法国人民的民权思想,从此更趋发达了。

      讲到民权史,大家都知道法国有一位学者叫做卢梭。卢梭是欧洲主张极端民权的人,因有他的民权思想,便发生法国革命。卢梭一生所有民权思想最要紧的著作是“民约论”,“民约论”中立论的根据,是说人民的权利是生而自由平等的,各人都有天赋的权利,不过人民后来把天赋的权利放弃罢了。所以这种言论,可以说民权是天生出来的。但就历史上进化的道理说,民权不是天生出来的,是时势和潮流所造就出来的。故推到进化的历史上,并没有卢梭所说的那种民权事实,这就是卢梭的言论没有根据,所以反对民权的人,便拿卢梭没有根据的话去做材料。但是我们主张民权的,不必要先主张言论,因为宇宙间的道理,都是先有事实,然后才发生言论,并不是先有言论,然后才发生事实。

      比方陆军的战术学,现在已经成了有系统的学问,研究这门学问的成立,是先有学理呢?或是先有事实呢?现在的军人都是说入学校,研究战术学,学成了之后,为国家去战斗。照这种心理来讲,当然是先有言论,然后才有事实。但是照世界进化的情形说,最初人同兽斗,有了百几万年,然后那些毒蛇猛兽才被消灭。在那个时候,人同兽斗,到底有没有战术呢?当时或者有战术,不过因为没有文字去记载,便无可稽考,也未可知。后来人同人相争,国同国相争,有了两万多年,又经过了多少战事呢?因为没有历史记载,所以后世也不知道。就中国历史来考究,二千多年前的兵书,有十三篇,那十三篇兵书,便是解释当时的战理,由于那十三篇兵书,便成立中国的军事哲学。所以照那十三篇兵书讲,是先有历史上战斗的事实,然后才成那本兵书。

      就是现在的战术,也是本于古人战斗的事实,逐渐进步而来。自最近发明了无烟枪之后,我们战术便发生一种极大的变更。从前打仗,是兵士看见了敌人尚且一排一排的齐进,近来打仗,如果见了敌人,便赶快伏在地下放枪,到底是不是因为有了无烟枪,我们才伏在地下呢?是不是先有了事实然后才有书呢?还是先有书然后才有事实呢?外国从前有这种战术,是自南非洲英波之战始。当时英国兵士同波人(Boer)打仗,是一排一排去应战,波人则伏在地下,所以英国兵士,便受很大的损失。伏地战术是由波人创始的。波人本是由荷兰搬到非洲的,当时的人数只有三十万,常常和本地的土人打仗。波人最初到非洲,和本地的土人打仗,土人总是伏在地下打波人,故波人从前吃亏不少,便学土人伏地的战术。后来学成了,波人和英国人打仗,英国人也吃亏不少,所以英国人又转学波人的伏地战术。后来英国兵回到本国,转教全国,更由英国转到全世界,所以现在各国的战术学都采用他。由此可见是先有事实才发生言论,不是先有言论,才发生事实。

      卢梭民约论中所说民权是由天赋的言论,本是和历史上进化的道理相冲突,所以反对民权的人,便拿他那种没有根据的言论来做口实。卢梭说民权是天赋的,本来是不合理。但是反对他的人,便拿他那一句没有根据的言论来反对民权,也是不合理。我们要研究宇宙间的道理,须先要靠事实,不可专靠学者的言论。卢梭的言论,既是没有根据,为什么当时各国还要欢迎呢?又为什么卢梭能够发生那种言论呢?因为他当时看见民权的潮流已经涌到了,所以他便主张民权。他的民权主张,刚合当时人民的心理,所以当时的人民便欢迎他。他的言论虽然是<和>历史进化的道理相冲突,但是当时的政治情形,已经有了那种事实,因为有了那种事实,所以他引证错了的言论,还是被人欢迎。至于说到卢梭提倡民权的始意,更是政治上千古的大功劳。

      世界上自有历史以来,政治上所用的权,因为各代时势的潮流不同,便各有不得不然的区别。比方在神权时代,非用神权不可,在君权时代,非用君权不可,像中国君权到了秦始皇的时候,可算发达到了极点,但是后来的君主还要来学他,就是君权无论怎么样大,人民还是很欢迎。现在世界潮流到了民权时代,我们应该要赶快去研究,不可因为前人所发表民权的言论稍有不合理,像卢梭的民约论一种,便连民权的好意也要反对。也不可因为英国有格林威尔革命之后,仍要复辟,和法国革命的延长,便以为民权不能行实。法国革命经过了八十年,才能够成功。美国革命不过八年,便大功告成。英国革命经过了二百多年,至今还有皇帝。但是就种种方面来观察世界一天进步一天,我们便知道现在的潮流,已经到了民权时代。将来无论是怎样挫折,怎样失败,民权制度在世界上,总是可以维持长久的。

      所以在三十年前,我们革命同志便下了这个决心,主张要中国强盛,实行革命,便非提倡民权不可。但是当时谈起这种主张,不但是许多中国人反对,就是外国人也很反对。当中国发起革命的时候,世界上还有势力很大的专制君主,把君权教权统在一个人身上的,像俄国皇帝就是如此。其次把很强的海陆军,统在一个人身上的便有德国奥国的皇帝。当时大家见得欧洲还有那样强大的君权,亚洲怎样可以实行民权呢?所以袁世凯做皇帝,张勋复辟,都容易发动出来。但是最有力的俄国德国皇帝,现在都推翻了,俄德两国都变成了共和国家,可见世界潮流实在到了民权时代。中国从前反对民权,常常问我们革命党有什么力量,可以推翻满清皇帝呢?但是满清皇帝,在辛亥一推就倒了,这就是世界潮流的效果。世界潮流的趋势,好比长江黄河的流水一样,水流的方向,或者是有许多曲折,向北流或向南流的,但是流到最后。一定是向东的,无论是怎么样,都是阻止不住的。所以世界的潮流,由神权流到君权,由君权流到民权,现在流到了民权,便没有方法可以反抗。如果反抗潮流,就是有很大的力量像袁世凯,很蛮悍的军队像张勋,都是终归失败。现在北方武人专制,就是反抗世界的潮流,我们南方主张民权,就是顺应世界的潮流。虽然南方政府的力量薄弱,军队的训练和饷弹的补充,都不及北方,但是我们顺着潮流做去,纵然一时失败,将来一定是成功,并且可以永远的成功。北方反抗世界潮流,倒行逆施,无论力量是那样伟大,纵然一时侥幸成功,将来一定是失败,并且永远还不能再图恢复。

      现在供奉神权的蒙古,已经起了革命,推翻活佛,神权是失败了,将来西藏的神权,也一定要被人民推翻。蒙古西藏的活佛,便是神权的末日,时期一到了,无论是怎么样维持,都不能保守长久,现在欧洲的君权也逐渐减少,比如英国是用政党治国,不是用皇帝治国,可以说是有皇帝的共和国。由此可见世界潮流,到了现在,不但是神权不能够存在,就是君权也不能够长久,真是到了民权时代。

      现在的民权时代,是继续希腊罗马的民权思想而来,自民权复兴以至于今日,不过一百五十多年,但是以后的时期很长远,天天应该要发达。所以我们在中国革命,决定采用民权制度,一则为顺应世界的潮流,二则为缩短国内的战争。因为中国自古以来,有大志向的人,多是想做皇帝,像刘邦见秦始皇出外,便曰:“大丈夫当如是也”。项羽亦曰:“彼可取而代也”。此等野心家代代不绝。当我提倡革命之初,来赞成革命的人,十人之中,差不多有六七人,是一种帝王思想的。但是我们宣传革命主义,不但是要推翻满清,并且要建设共和,所以十分之六七的人,都逐渐被我们把帝王思想化除,但是其中还有一二人,就是到了民国十三年,那种做皇帝的旧思想,还没有化除,所以跟我来做革命党的人,常有自相残杀的,就是这个原故。我们革命党于宣传之初,便揭出民权主义来建设共和国家,就是想免了争皇帝的战争,可惜至今还有冥顽不化之人,这真是实在无可如何,从前太平天国就是我们前车之鉴。洪秀全当初在广西起事,打过湖南、湖北、江西、安徽,建都南京,满清天下大半归他所有,但是太平天国何以终归失败呢?讲起原因有好几种:有人说他最大的原因,是不懂外交,因为当时英国派了大使波丁渣(Pottinger)到南京,想和洪秀全立约,承认太平天国,不承认大清皇帝。但是波丁渣到了南京之后,只能见东王杨秀清,不能见天王洪秀全,因为要见洪秀全,便要叩头,所以波丁渣不肯去见他,便再到北京和满清政府立约。后来戈登带兵打苏州,洪秀全便因此失败。所以有人说他的失败,是由于不懂外交。这或者是他失败的原因之一,也未可知。又有人说洪秀全之所以失败,是由于他得了南京之后,不乘势长驱直进去打北京。所以洪秀全不北伐,也是他失败的原因之一。

      但是依我的观察,洪秀全之所以失败,这两个原因,都是很小的。最大的原因,还是他们那一般人到了南京之后,就互争皇帝,闭起城来自相残杀。第一是杨秀清和洪秀全争权。洪秀全既做了皇帝,杨秀清也想做皇帝。杨秀清当初带到南京的基本军队,有六七万精兵,因为发生争皇帝的内乱,韦昌辉便杀了杨秀清,消灭他的军队。韦昌辉把杨秀清杀了之后,也专横起来,又和洪秀全争权,后来大家把韦昌辉消灭。当时石达开听见南京发生了内乱,便从江西赶进南京,想去排解。后来见事无可为,并且自己被人猜疑,都说他也想做皇帝,他就逃出南京,把军队带到四川,不久也被清兵消灭。因为当时洪秀全杨秀清争皇帝做,所以太平天国的洪秀全杨秀清韦昌辉石达开四部份的基本军队,都完全消灭,太平天国的势力便由此大衰。推究太平天国势力之所以衰弱的原因,根本上是由于杨秀清想做皇帝一念之错。洪秀全当时革命,尚不知有民权主义,所以他一起义时,便封了五个王。后来到了南京,经过杨秀清韦昌辉内乱之后,便想不再封王了。后因李秀成陈玉成屡立大功,有不得不封之势,而洪秀全又恐封了王,他们或靠不住,于是同时又封了三四十个王,使他们彼此位号相等,可以互相牵掣。但是从此以后,李秀成陈玉成等对于各王,便不能调动,故洪秀全便因此失败。所以那种失败,完全是由于大家想做皇帝。陈炯明前年在广州造反,他为什么要那样做法呢?许多人以为他只是要割据两广,此实大不然。当陈炯明没有造反之先,我主张北伐,对他剀切说明北伐的利害,他总是反对。后来我想他要争的是两广,或者恐怕由于我北伐,和他的地盘有妨碍,所以我最后一天老实不客气,明白对他说,我们北伐如果成功,将来政府不是搬到武汉,就搬到南京,一定是不回来的,两广的地盘,当然是付托于你,请你做我们的后援。倘若北伐不幸失败,我们便没有脸再回来,到了那个时候,任凭你用什么外交手段,和北方政府拉拢,也可以保存两广的地盘。就是你投降北方,我们也不管你,也不责备你。他当时似还有难言之隐。由此观之,他的志向是不只两广地盘的。后来北伐军进了赣州,他就造起反来。他为什么原因要在那个时候造反呢?就是因为他想做皇帝,所以便先消灭极端和皇帝不相容的革命军,他才可有办法去造成基础,好去做皇帝。

      此外尚有一件事实,是证明陈炯明有皇帝思想的。辛亥革命以后,他常向人说,他少年的时候,常常做梦,一手抱日,一手抱月,所以自己做了有一首诗,内中有一句云,“日月抱持负少年”。自注这段做梦的故事于下,遍以示人,就是取他的名字,也是想适应他这个梦的。你看他的部下,像叶举洪兆麟杨坤如陈炯光那一般人,那一位是革命党。简直的说,没有一个是革命党的,只有邓铿一个人是革命党,他便老早把邓铿暗杀了。陈炯明因为是做皇帝而来附和革命,所以他想做皇帝的心,至今还是不死。此外还有几个人从前也要想做皇帝,不知道到了民国十三年,他们的心理是怎样,我现在没有工夫去研究他们了。我现在讲民权主义,便要大家明白民权究竟是什么意思,如果不明白这个意思,想做皇帝的心理便永远不能消灭。大家若是有了想做皇帝的心理,一来同志就要打同志,二来本国人更要打本国人。全国长年相争相打,人民的祸害,便没有止境。我从前因为要免去这种祸害,所以发起革命的时候,便主张民权,决心建立一个共和国,共和国家成立了以后,是用谁来做皇帝呢?就是用人民来做皇帝,用四万万人来做皇帝,照这样办法,便免得大家相争,便可以减少中国战祸。就中国历史讲,每换一个朝代,都有一次战争。比方秦始皇专制,人民都反对他,后来陈涉吴广起义,各省都响应,那本是民权的风潮。到了刘邦项羽出来,便发生楚汉相争。刘邦项羽是争什么呢?他<们>就是争皇帝。汉唐以来,没有一朝不是争皇帝的。中国历史常是一治一乱,当乱的时候,总是争皇帝。外国尝有因为宗教而战自由而战的,但是中国几千年以来,所战争的都是皇帝一个问题。我们革命党为免将来战争起见,所以当初发起革命的时候,便主张共和政权,不要皇帝。现在共和政体成立了十三年,但是还有想做皇帝的人,像南方的陈炯明是想做皇帝的,北方的曹锟也是想做皇帝的,广西的陆荣廷是不是想做皇帝呢?此外还更有不知多少人,都是想做皇帝的。中国历代改朝换姓的时候,兵权大的就争皇帝,兵权小的就争王争侯,此刻一般军人已不敢大者王小者侯,这或者也是历史上竞争的一个进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