答KS君 “碰壁”之馀
作者:鲁迅
1925年9月21日
并非闲话 (二)
本作品收录于《华盖集》和《语丝

    女师大事件在北京似乎竟颇算一个问题,号称“大报”如所谓《现代评论》者,居然也“评论”了好几次。据我所记得的,是先有“一个女读者”的一封信,无名小女卒,不在话下。此后是两个作者的“评论”了:陈西滢先生在《闲话》之间评为“臭毛厕”,李仲揆先生的《在女师大观剧的经验》里则比作戏场。我很吃惊于同是人,而眼光竟有这么不同;但究竟同是人,所以意见也不无符合之点:都不将学校看作学校。这一点,也可以包括杨荫榆女士的“学校犹家庭”和段祺瑞执政的“先父兄之教”。

    陈西滢先生是“久已夫非一日矣”的《闲话》作家,那大名我在报纸的广告上早经看熟了,然而大概还是一位高人,所以遇有不合自意的,便一气呵成屎橛,而世界上蛆虫也委实太多。至于李仲揆先生其人也者,我在《女师风潮纪事》上才识大名,是八月一日拥杨荫榆女士攻入学校的三勇士之一;到现在,却又知道他还是一位达人了,庸人以为学潮的,到他眼睛里就等于“观剧”:这是何等逍遥自在。

    据文章上说,这位李仲揆先生是和杨女士“不过见面两次”,但却被用电话邀去看“名振一时的文明新戏”去了,幸而李先生自有脚踏车,否则,还要用汽车来迎接哩。我真自恨福薄,一直活到现在,寿命已不可谓不长,而从没有遇见过一个不大认识的女士来邀“观剧”;对于女师大的事说了几句话,尚且因为不过是教一两点功课的讲师,“碰壁之后”,还很恭听了些高仁山先生在《晨报》上所发表的伟论。真的,世界上实在又有各式各样的运气,各式各样的嘴,各式各样的眼睛。

    接着又是西滢先生的《闲话》:“现在一部分报纸的篇幅,几乎全让女师风潮占去了。现在大部分爱国运动的青年的时间,也几乎全让女师风潮占去了。……女师风潮实在是了不得的大事情,实在有了不得的大意义。”临末还有颇为俏皮的结论道:“外国人说,中国人是重男轻女的。我看不见得吧。”

    我看也未必一定“见得”。正如人们有各式各样的眼睛一样,也有各式各样的心思,手段。便是外国人的尊重一切女性的事,倘使好讲冷话的人说起来,也许以为意在于一个女性。然而侮蔑若干女性的事,有时也就可以说意在于一个女性。偏执的弗罗特先生宣传了“精神分析”之后,许多正人君子的外套都被撕碎了。但撕下了正人君子的外套的也不一定就是“小人”,只要并非自以为还钻在外套里的不显本相的脚色。

    我看也未必一定“见得”。中国人是“圣之时者也”教徒,况且活在二十世纪了,有华道理,有洋道理,轻重当然是都随意而无不合于道的:重男轻女也行,重女轻男也行,为了一个女性而重一切女性或轻若干女性也行,为了一个男人而轻若干女性或男性也行……。所可惜的是自从西滢先生看出底细之后,除了哑吧或半阴阳,就都坠入弗罗特先生所掘的陷坑里去了。

    自己坠下去的是自作自受,可恨者乃是还要带累超然似的局外人,例如女师大——对不起,又是女师大——风潮,从有些眼睛看来,原是不值得提起的,但因为竟占去了许多可贵的东西,如“报纸的篇幅”“青年的时间”之类,所以,连《现代评论》的“篇幅”和西滢先生的时间也被拖累著占去一点了,而尤其罪大恶极的是触犯了什么“重男轻女”重女轻男这些大秘密。倘不是西滢先生首先想到,提出,大概是要被含胡过去了的。

    我看,奥国的学者实在有些偏激,弗罗特就是其一,他的分析精神,竟一律看待,不让谁站在超人间的上帝的地位上。还有那短命的Otto Weininger,他的痛骂女人,不但不管她是校长,学生,同乡,亲戚,爱人,自己的太太,太太的同乡,简直连自己的妈都骂在内。这实在和弗罗特说一样,都使人难于利用。不知道咱们的教授或学者们,可有方法补救没有?但是,我要先报告一个好消息:Weininger早用手枪自杀了。这已经有刘百昭率领打手痛打女师大——对不起,又是女师大——的“毛丫头”一般“痛快”,他的话也就大可置之不理了罢。

    还有一个好消息。“毛丫头”打出之后,张嵩年先生引“罗素之所信”道,“因世人之愚,许多问题或终于不免只有武力可以解决也!”(《京副》二五○号)又据杨荫榆女士,章士钊总长者流之所说,则捣乱的“毛丫头”是极少数,可见中国的聪明人还多著哩,这是大可以乐观的。

    忽而想谈谈我自己的事了。

    我今年已经有两次被封为“学者”,而发表之后,也就即刻取消。第一次是我主张中国的青年应当多看外国书,少看,或者竟不看中国书的时候,便有论客以为素称学者的鲁迅不该如此,而现在竟至如此,则不但决非学者,而且还有洋奴的嫌疑。第二次就是这回佥事免职之后,我在《莽原》上发表了答KS君信,论及章士钊的脚色和文章的时候,又有论客以为因失了“区区佥事”而反对章士钊,确是气量狭小,没有“学者的态度”;而且,岂但没有“学者的态度”而已哉,还有“人格卑污”的嫌疑云。

    其实,没有“学者的态度”,那就不是学者喽,而有些人偏要硬派我做学者。至于何时封赠,何时考定,却连我自己也一点不知道。待到他们在报上说出我是学者,我自己也借此知道了原来我是学者的时候,则已经同时发表了我的罪状,接着就将这体面名称革掉了,虽然总该还要恢复,以便第三次的借口。

    据我想来,佥事——文士诗人往往误作签事,今据官书正定——这一个官儿倒也并不算怎样“区区”,只要看我免职之后,就颇有些人在那里钻谋朴缺,便是一个老大的证据。至于又有些人以为无足重轻者,大约自己现在还不过做几句“说不出”的诗文,所以不知不觉地就来“慷他人之慨”了罢,因为人的将来是想不到的。然而,惭愧我还不是“臣罪当诛兮天王圣明”式的理想奴才,所以竟不能“尽如人意”,已经在平政院对章士钊提起诉讼了。

    提起诉讼之后,我只在答KS君信里论及一回章士钊,但听说已经要“人格卑污”了。然而别一论客却道是并不大骂,所以鲁迅究竟不足取。我所经验的事委实有点希奇,每有“碰壁”一类的事故,平时回护我的大抵愿我设法应付,甚至于暂图苟全。平时憎恶我的却总希望我做一个完人,即使敌手用了卑劣的流言和阴谋,也应该正襟危坐,毫无愤怨,默默地吃苦;或则戟指嚼舌,喷血而亡。为什么呢?自然是专为顾全我的人格起见喽。

    够了,我其实又何尝“碰壁”,至多也不过遇见了“鬼打墙”罢了。

    九月十五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