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崔东壁遗书》序 中华文库

　　 　　顾颉刚先生开始标点《崔东壁遗书》是在民国十年，到现在民国二十五年，快满十五年了。这部大书出版期所以延搁到今日，顾先生自己在序文里曾有详细的说明。最重要的原因当然是顾先生不肯苟且的治学精神。他要搜罗的最完备，不料材料越搜越多，十几年的耽搁竟使这部书的内容比任何《东壁遗书》加添了四分之一。在这些新发现的材料之中，最重要的是嘉庆本的《东壁书抄》，东壁先生的诗稿和《荍田剩笔》，他的兄弟崔迈的遗集四种七卷。嘉庆本《书抄》使我们可以看见东壁先生屡次改订他的著作的不苟精神，借此也可以推见他的见解演变的痕迹。他自己的诗稿和他兄弟的诗文稿给我们增添了不少的传记材料。崔迈的遗著里很有一些有见解的文字；他研究《尚书》，议论古史，讨论文学，都有点不随流俗的创见。这些遗著的发现使我们格外明了崔述不但受了他父亲的大影响，并且得了这一个天才很高的弟弟不少帮助。《荍田剩笔》虽是残稿，但其中保存的东壁遗札二十一封，很多重要的传记材料。其《与陈介存》第一札中有云：

　　　　虽素好考核，然常不敢自信。今岁所为，明岁辄复窜易。《补上古》及《洙泗》两考信录近已多所更定。乃吾介存竟以旧本付梓，令人骇绝！是彰吾过于天下耳，岂爱我乎！朱子将易箦时，犹改“诚意”章注，何况吾辈庸人？王右军一点一画失所，辄若眇目折肱，愚亦同有此癖。介存何不相谅也！

这是何等可敬可爱的治学精神！这样一位“好求完备”的学者的遗著，在一百多年后居然得著一位同样“好求完备”的学者顾颉刚先生费了十多年的精力来搜求整理，这真是近世学术史上最可喜的一段佳话！

　　崔述生于乾隆五年（1740），四年后（民国二十九年，1940）就是他的二百年纪念了。他的著作，因为站在时代的前面，所以在这一百多年中，只受了极少数人的欣赏，而不曾得著多数学人的承认。现在我们可以捧出这一部搜罗最完备，校点最精细的“崔学全书”来准备做他二百年祭坛上的供品了。我们对于顾颉刚先生和他的同志洪业先生，赵贞信先生等等，都应该表示最大的感谢，并且庆贺他们的成功。

　　我在十四年前，曾说：

　　　　我深信中国新史学应该从崔述做起，用他的《考信录》做我们的出发点，然后逐渐谋更向上的进步。……我们读他的书，自然能渐渐相信他所疑的都是该疑，他认为伪书的都是不可深信的史料：这是中国新史学的最低限度的出发点。从这里进一步，我们就可问：他所信的是否可信？他扫空了一切传记谶纬之书，只留下了几部“经”。但他所信的这几部“经”就完全无可疑了吗？万一我们研究的结果竟把他保留下的几部“经”也全推翻了，或部分的推翻了，那么，我们的新史学的古史料又应该从那里去寻？等到这两个问题有了科学的解答，那才是中国新史学成立的日子到了。简单说来，新史学的成立须在超过崔述以后；然而我们要想超过崔述，先须要跟上崔述。（《科学的古史家崔述》，页五——六）

这一段十四年前的预言，在今日看来，有中有不中，有验有不验。在古史研究的某些个方面，中国的新史学确然是已超过崔述了。崔述的材料只是几部“经”之中他认为可信的部分。近十几年的新古史学居然能够充分运用发掘出来的甲骨文字，金文，和其他古器物了。试用崔述的《商考信录》来比较最近十年中出版的关于殷商史料的著作，我们就可以知道，古史料的来源不限于那几部“经”，“经”之外还有地下保藏著的许多古器物，其年代往往比“经”更古，其可靠性往往比“经”更高；他们不但是不曾经过汉以后的学者的改窜误解，并且是不曾经过先秦文士的洗刷点染。这样扩大的材料范围，是《考信录》的作者当日不曾梦见的。所以在这些方面，我们可以说今日的古史学是超过崔述的了。

　　我那一段预言里曾说：“他所疑的都是该疑；他所信的是否可信？”但依这十几年的古史学看来，崔述所信的，未必无可疑的部分；他所疑的，也未必“都是该疑”。例如他作《洙泗考信录》，不信纬书，不信《家语》，不信《孔丛子》，不信《史记》的《孔子世家》，这都是大致不错的。但他不信《檀弓》，终不能使我们心服。《檀弓》一篇的语言完全是和《论语》同属于鲁国语的系统，决非“后儒”所能捏造。崔述不信“孔子少孤，不知其墓”，又不信孔子一家有再世出妻的事，就以为“《檀弓》之文本不足信”。这都是因为崔述处处用后世儒生理想中的“圣人”作标准，凡不合这种标准的，都不足凭信——这样的考证是不足服人之心的。

　　又如崔述最尊信《论语》，但他因为《论语》有公山弗扰和佛肸两章，都不合他理想中的“圣人”标准，所以他疑心《论语》“非孔门《论语》之原本，亦非汉初《论语》之旧本”，“乃张禹所更定”。我们当然不否认《论语》有被后人添改的可能，但我们也不能承认崔述的论证是充分的。最可注意的是崔述要证明佛肸不曾“召”孔子，于是引《韩诗外传》，《新序》，《列女传》三书作证，证明“佛肸之畔乃赵襄子时事，……襄子立于鲁哀公之二十年，孔子卒已五年，佛肸安得有召孔子事乎？”（《洙泗考信录》二，页三七）崔述最不信汉人记古事的传记，然而他在这里引证的三部书都是汉人的记载，岂不是自坏其例吗？何况《左传》哀公五年（孔子死之前九年）明明有“赵鞅围中牟”的记载呢？

　　这样，凡不合于理想中的“圣人”标准的，虽然《檀弓》、《论语》所记，都不可信；凡可以助证这个标准的，虽是汉人的《韩诗外传》、《新序》，也不妨引证。这岂不是很危险的去取标准吗？

　　总而言之，近十几年的古史研究，大体说来，都已超过崔述的时代。一方面，他所疑为“后儒”妄作妄加的材料，至少有一部分（例如《檀弓》）是可以重新被估定，或者竟要被承认作可靠的材料的了。另一方面，古史材料的范围是早已被古器物学者扩大到几部“经”之外去了。其实不但考古学的发掘与考证扩大了古史料的来源；社会学的观点也往往可以化朽腐为神奇，可以使旧日学者不敢信任的记载得著新鲜的意义。例如《檀弓》、《左传》等书，前人所谓“诬”、“妄”的记载，若从社会学的眼光看去，往往都可以有历史材料的价值。即如《檀弓》所记孔子将死时“坐奠于两楹之间”的一个梦，崔述以为“殊与孔子平日之言不类”，然而在我们今日看来，却正是很有趣味的史料。

　　以上所说，只是要说明，今日的新史学确已有超过崔述的趋势，所以有人说“崔述时代已过去了”，这也并不是过分的话。

　　然而我这番话绝不是要指出崔述的古史学在今日已完全没有价值。崔述是一百多年前的史家，他当然要受那个时代的思想学术的限制，他的许多见不到的地方，都是很可以原谅宽恕的。他的永久价值并不在这一些随时有待于后人匡正的枝节问题。崔学的永久价值全在他的“考信”的态度，那是永永不会磨灭的。我在十四年前说的“先须要跟上崔述”，也正是要跟上他的“考信”的态度。

　　“考信”的态度只是要“考而后信”。崔述自己说的最好：

　　　　大抵文人学士多好议论古人得失，而不考其事之虚实。余独谓虚实明而后得失或可不爽。故今为《考信录》，专以辨其虚实为先务，而论得失者次之。（《提要》上，页三四）

虚实即是伪与真。“虚实明而后得失或可不爽”是一切史学的根本方法。“考信”的态度只是要人先考核某项材料的真伪实虚，然后决定应疑应信的态度。崔述著书的本意在此，故全书称为“考信录”。可惜他受传统的儒家思想的影响太大了，有时也不能“先考而后信”，有时竟成了“先信而后考”！例如上文说的几个例子，他毛毛先信猫猫孔子决不会不知道他的父亲坟墓，决不会出妻，决不会受公山弗扰与佛肸之召，毛毛然后去考定猫猫《论语》、《檀弓》的真伪，——这就不是“考信”的真义了，这就成了先论其“得失”而后考其虚实真伪了。他自己也曾警告我们：

　　　　人之情好以己度人，以今度古，以不肖度圣贤。往往迳庭悬隔，而其人终不自知也。……以己度人，虽耳目之前而必失之。况欲以度古人，更欲以度古之圣贤，岂有当乎？……故《考信录》但取信于经，而不敢以战国、魏、晋以来度圣人者遂据之为实也。（《提要》上，页六——八）

崔述自己不知道他自己也往往用宋、明以来“度圣人者”来做量度圣人的标准，先定了得失的标准，然后考其虚实，所以“迳庭悬隔，而不自知也。”

　　这都是时代风气的限制，不足为崔述的罪状。他这一部大书之中，大体都是能遵守他的基本方法，先定材料的虚实，而后论其得失。他很大胆的定下一条辨别史料虚实的标准：“凡其说出于战国以后者，必详为考其所本（考其所本即是寻出他的娘家），而不敢以见于汉人之书者遂真以为三代之事也。”这样一笔扫空了一切晚出的材料，就把古史建立在寥寥几部他认为最可信的史料之上。在那些他认为可信的材料之中，他又分出几种等级来，第一等为“经”的可信部分，第二等为“补”（源出于经，而今仅见于传记），第三等为“备览”，第四等为“存疑”。这都是辨其虚实真伪的态度，最可以作史家的模范。他的细目或有得失可以指摘，这种精神与方法是无可訾议的。

　　我们必须明白，崔述生于二百年前，不但时代的限制不易逃避，当时所有的古史材料实在是贫乏的可怜。我们现在读他的古史诸录，总不免觉得，古史经过他的大刀阔斧的删削之后，仅仅剩下几十条最枯燥的经文了！我们不要忘了他自己劝慰我们的话：

　　　　昔人有言曰：“买菜乎？求益乎？”言固贵精不贵多也。……吾辈生古人之后，但因古人之旧，无负于古人可矣，不必求胜于古人也。（《提要》上，页二七）

他在那个时代，无法“求胜于古人”，只能做一番删除虚妄的消极工作。但我们深信，“考信”的精神必不会否认后来科学的史家用精密的方法搜寻出来的新材料。例如《商考信录》，固然只是薄薄的两卷枯燥材料。但今日学者实地发掘出来的甲骨，石刻，铜器，遗物等，其真实既已“考”定，当然是可“信”的。故“不必求胜于古人”只是崔述警告我们莫要滥收假古董来冒充真史料，而不是关闭了扩大古史料之门。王国维，罗振玉，李济，董作宾，梁思永诸先生寻出新史料来“求胜于古人”，正是崔述当日所求之不得的，正是他最欢迎的。

　　最后，我要指出，崔述的“考信”态度是道地的科学精神，也正是道地的科学方法。他最痛恨“含糊轻信而不深问”的恶习惯。他一生做学问，做人，做官，听讼，都只是用一种精神，一种方法，——就是“细为推求”，——就是“打破沙锅问到底”。他要我们凡事“问到底”（《提要》下，页一九），他要我们“争”，要我们“讼”，要我们遇事“论其曲直”（《无闻集》二，页一五——二一。）他要我们“观理欲其无成见”（《考信附录》，页三四），遇事“细为推求”，“历历推求其是非真伪”（《提要》下，页二一）。这都是科学家求真理的态度。这个一贯的态度是崔述留给我们的最大的遗训。

　　附记：我本想写一篇较详细的介绍，现在只能拿这篇短序来塞责，这是我很抱歉的。我盼望全书出版后我能利用新出现的传记材料，继续写成我的“崔述年谱”，完成我十四年前介绍崔述的志愿。